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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在研究此律诗时，未经任何分析就将此律诗定为曹雪芹续弦"芳卿"的"《悼亡诗》"，然后开篇便云"芳卿的《悼亡诗》写于雪芹那五条目录的同一木板之旁。字迹较潦草，墨色也淡，而且有三句半是写了以后又涂改了的。尽管这样，但还可以看出她的字是娟秀的。她的诗有思想，也有些历史知识。但以格律来衡量，那就比较差些"（见《学刊》300页）。还有"她的诗有于律未合之处，固然主要是由于她在这方面的水平不高，但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不肯以辞害义而有意不顾的成份在……芳卿的诗只是'以志言痛'，并不拿去发表，'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况又是草稿……这又说明她原来并非全不知诗律，只是未成为熟练技巧而已……"（见《学刊》302页）。
我们先不管此诗水平如何，吴文的论述显然已有了数处漏洞。幸喜吴恩裕并没有弄清楚此诗为曹雪芹所作。如果知道此律诗乃是曹雪芹的作品，其笔迹乃是曹雪芹的手迹，恐怕吴恩裕将会为他的什么"就比较差些"，什么"水平不高"，什么"只是未成为熟练技巧而已"的用语不慎而无地自容了。
吴文首先将曹雪芹的"新妇"之名定为"芳卿"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吴文又沿着此惯例，在既没有详实地查证笔迹，又没有弄清楚此律诗的全部真实内容的情况下，又在未确切论证曹雪芹的儿子是死于曹雪芹之先还是死于曹雪芹之后的情况下，先入为主的将曹雪芹定为"因爱子殇而亡"，并以此参照敦诚所说的"新妇"一语，以此为依据来盲目的解释此七言律诗，并将它定为"《悼亡诗》"。我虽承认吴恩裕在红学研究方面的研究上确实费心血不少，并且也取得了某些成就，如"己卯本"为怡亲王府所抄。但吴恩裕在"书箱"的文字研究上就未免不慎了。吴文在未经论证的情况下，就盲目的将此诗定为《悼亡诗》，这已错在千里；吴文又并称"芳卿的诗，只是'以志言痛'，并不拿去发表……何况又是草稿"，他的这一评定和"芳卿的《悼亡诗》写于雪芹那五条目录的同一木板之旁"的这一论述也甚为矛盾。假定此诗为曹雪芹续弦所作，也假定其续弦之名为"芳卿"，又假定此诗确为《悼亡诗》；但既为草稿，又何必写在书箱背面的"木板"上呢？她家缺纸吗？这一点就甚为不通。这是一个方面，还不要说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此时有无心思"以志言痛"，更不要谈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是否粗通文墨。
这首七律实际上是曹雪芹的一首抒情诗。不论就笔迹而言，还是就诗的内容而言，还是就此诗为什么写在书箱箱盖背面的木板上，张宜泉为什么用纸将此诗糊了起来以及为什么要将此书箱保存200年之久，因为此诗为曹雪芹的遗作，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有人可能要说，吴文不是说此律诗不论就格律和其它方面而言，不是很"平庸"吗？它会是曹雪芹所作吗？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历来对曹雪芹有拔高之嫌，都在吹嘘，吹得神乎其神，好像曹雪芹就是一个"美玉无瑕"，而忽视了曹雪芹也有不如人的地方。比如说曹雪芹七言律诗的字就写得不怎么样。曹雪芹在《红楼梦》上的成就，固然精通诗词歌赋、占卜医学等，但根本的成功则在于他把握住了站在王熙凤的角度上写王熙凤，站在贾宝玉的角度写贾宝玉，并不是站在曹雪芹自己的角度或读者的角度上塑造某一人物，这就是《红楼梦》"传神文笔"以及到现在人们也望尘莫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不能不承认曹雪芹在语言运用上的独到之处以及善于描神。但我认为曹雪芹，包括任何人也有败笔之处，更何况此七律如吴文所说的是"因文义的缘故而更换字句"造成的平仄失调。
我们现在来开始研究书箱箱盖背面的七言律诗。
此诗第一句原作为"丧明子夏又逝伤"，第二句原作为"地坼天崩人未亡"，后涂掉。 吴文将"丧明子夏"解释为："情况大概是这样：'当芹前妻之子在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前数月死去，他因痛子之殇，亦即所谓'丧明'"，"儿子死后，这位'子夏'（指雪芹--裕注）不幸也逝世了"（见《学刊》304页）。
吴文要如此解释"丧明子厦"一语，我看还不如按吴文解释"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的逻辑，直接将"丧明子夏又逝伤"解释为："丧"指死亡，"明"可能就是曹雪芹爱子的名字。"子夏"可能就是曹雪芹的另一个别号。此种解释不仅可以将此诗论证为悼亡诗，同时也可以发现曹雪芹爱子的名字与曹雪芹的另一个别号。
当然，我的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分了。在学术界，各人可以发表各人的看法，谁也难免笔下毫无差错。
吴文解释"丧明子夏"固然含糊其辞，但确有一古典，颇与这四字相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将孔子弟子卜商（卜商、字子夏）丧子一事记载为"其子死，哭之失明"。结合这个古典，"丧明子夏又逝伤"一语中的"丧明"可当儿子死亡一事讲，"子夏"可代指曹雪芹讲。但用这一古典解释"丧明子夏又逝伤"，只有在曹雪芹死于"癸未"年除夕的基础上才可通，遗憾的是，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曹雪芹的爱子死于"癸未"年大约八九月份，那么，这一古典便与"丧明子夏又逝伤"风马牛不相及了。不仅如此，下一句是"人未亡"，那有悼亡诗写在人未亡之前呢？
关于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的问题，本来有专文论及（见本书第十部分），现在还是略提几句以释"丧明之夏又逝伤"之疑。
在曹雪芹的卒年问题上，不论是"壬午说"还是"癸未说"以及最近出现的"甲申说"，尽管他们的结论分歧很大，但他们在曹雪芹的儿子死亡于曹雪芹之前以及曹雪芹死亡的原故乃是由于爱子死亡一事引起的这一问题上却保持一致。这一"一致"是导致曹雪芹卒年问题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
曹雪芹死后，敦诚的悼亡诗中明文写着"孤儿眇漠魂应逐"与"肠回故垅孤儿泣"两句。如果曹雪芹的爱子死于曹雪芹之前，那么，这"孤儿"一词怎么解释呢？不仅如此，更甚者尚有"孤儿泣"一语：如果曹雪芹的儿子在曹雪芹逝世之前的"前数月"已亡故，那么，在曹雪芹的坟上，"孤儿泣"岂不变成了"鬼哭"一意了吗？"泪迸荒天寡妇声"与"肠回故垅孤儿泣"分明是写"寡妇""孤儿"的悲恸场面，而不是鬼哭狼嚎的形容。
看来，"壬午说""癸未说"以及"甲申说"统统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一段话上发生了误会。
"前数月"指敦诚写《挽曹雪芹》一诗的前数月。即甲申年初的"前数月"。这一点，不论"壬午说""癸未说"和"甲申说"均承认它为事实，并没有什么分歧。不论三说如何论争，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即挽诗写于曹雪芹逝世之后；并在挽诗中写了"前数月"曹雪芹的爱子殇；而且这一爱子殇是在曹雪芹死后成为"孤儿"之后。既然如此，挽诗作于甲申年初，曹雪芹的爱子死于甲申年初的"前数月"，曹雪芹更死于"前数月"以前。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还是癸未除夕，就曹雪芹死亡、爱子孤儿殇和写挽诗的时间顺序来看，就可见吴恩裕将"丧明子夏又逝伤"解释为"情况大概是这样：曹雪芹的前妻之子在癸未年（吴注：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前数月死去，他因痛子之殇，亦即所谓'丧明'，自己也病了"（见《学刊》304页）。"儿子死后，这位'子夏'（裕注：指雪芹）不幸也逝世了"（见《学刊》305页）一语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丧明"中的"明"乃是指明王朝；"丧明"是指明王朝灭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这一历史事实。"夏"指华夏，指中国；"子"当"深"字讲，如"子夜"即深夜；"子夏"在此句中，即指历史渊久的疆土与民族。"丧明子厦又逝伤"是说：明王朝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之后，紧接着，中华民族又遭到了满清贵族侵略的浩劫。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是接蒙古侵占统治中国之后的第二次亡国。不管今天或一万年以后我们对此问题的态度如何，在当时，除了汉奸卖国贼外，亡国之恨与羞耻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
第二句"地坼天崩人未亡"是说明王朝被推翻又遭满洲入侵吞(亻+并)，但虽然遭到了这"地坼天崩"的巨大变故，中华民族虽然沦陷为满清贵族的奴隶，但思图推翻满清王朝以建立华夏政权的"人"，还是"未亡"的。在这里，"人未亡"的"人"字，绝不包括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他只是指明王朝一些不甘心作亡国奴的士大夫、爱国将领和由原来推翻明王朝而后转入抗清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其它爱国反清民众。
"人未亡"确切地说，他不仅指前期彼伏此起的农民起义军以及由抗清失败而转入秘密活动的顾炎武陈忱之流，也包括曹雪芹的同代人以及后代反清排满分子。和曹雪芹交往深厚的张宜泉的诗句--"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休喜城乌产，当愁塞马训""樵虬龙""雄剑今将赴石梁"等句所表现出来的反清排满情绪，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七言律诗的作者为什么要涂掉"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坼天崩人未亡"，而又改成"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尅伤"呢？从文字上说，可能要隐晦一点，从内容上说，可能更进一步陈述了华夏遭难的原因--这可能是作者改动句子的原故。
"不怨糟糠怨杜康"，吴文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根据芳卿的诗句'不怨糟糠怨杜康'，可知他的病并非致命之疾。小病，拖到癸未除夕，大概又喝了酒，由于脑液血之类病症，猝然而亡"（见同书三○四页）。
"杜康"固然是酒名，"糟糠"固然指粗劣食物，但是，有些词在运用时，已失去了本来的含义。如"红娘"指媒人，"须眉"指男子，"巾帼"指女子。如果我们把"须眉"当胡子眉毛和把"巾帼"当头巾来解释则不行了。我们看问题还是全面一点，在不牵强附会的情况下，不要机械地给一些词汇下定义，要结合实际情况照顾句子的各个方面来作合理的注释。
杜甫有"朱门酒肉臭"之诗，李白有"糟糠养贤良"之句，亦有"糟糠之妻"一语和"酒肉者鄙"一事；此后，酒肉往往与朱门权贵和纨绔相连，糟糠往往与贫践贤良相接。七言律诗第一句中的"糟糠"和"杜康"一词亦丧失了酒与粗劣食物的本来含义。--此"杜康"即指明王朝的朱门权贵而言，"糟糠"即指明王朝统治下的贤良与寒门平民而语。
原作"丧明子夏又逝伤"和改作"不怨糟糠怨杜康"基本上是一致的。"不怨糟糠怨杜康"说明了"丧明子夏又逝伤"的原因，即明王朝的灭亡，中华民族沦陷不应该埋怨劳苦大众，而应该归咎于明王朝的腐败官僚机构。
我们不妨来看看明王朝官僚机构腐败的一些情况：
没收武宗宦官刘瑾家产时，抄有黄金一千二百万两，银二万五千余万两。世宗时，当时积蓄不够支一年用，而朝臣严嵩的积蓄却超过朝庭积蓄的数倍。朝臣宦官不仅胡作非为，鱼肉百姓，在道德方面，也堕落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如严嵩当政时，朝臣自愿当他干儿子的有三十余辈。熹宗时，因贪污被革职的崔呈秀因求为魏忠贤的养子而擢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朝臣宦官如此，下属官僚的贪酷无耻可想而知。不仅如此，自宪宗始，就不接见朝臣，以后各皇帝随成惯例。神宗后，机构更加瘫痪，六部尚书、侍郎仅存四五人，各省总督、巡抚大多空缺。在满洲崛起，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派去的边将，多是无能之辈，除战死外，不是败归，便是投降。甚而身为入阁的延儒，与清兵接，惧而不战，待其自去，又虚报战功。就有能征善战的熊应弼、袁崇焕，反死于皇帝奸臣之手，作了刀下之鬼。明王朝官僚机构腐败如此，真是不亡尚待何时，可恨的是将人民推到了死亡线上。
"不怨糟糠怨杜康"便是对以上种种现象的概括。 "不怨糟糠怨杜康"是比较好解释的，但第二句"乩诼玄羊重尅伤"的解释却是令人大为劳神的。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吴恩裕的解释吧。
吴文将"乩诼玄羊重尅伤"和"谁识戏语终成谶"合起来解释为："事情可能是这样：雪芹生前，--即他的儿子未死之前，他们夫妇两人可能搞过什么扶乩、占卦、抽签之类的玩意儿。他们看到了扶乩得出的乩语或抽签中的话，说在'玄羊'（玄羊指癸未年、犹如赤鼠指丙子年：皆以甲子、十二时及十二属，配合而成。--裕注）年将有'重尅'这类迷信的预言。他们夫妇看了这个预言后，可能彼此开玩笑地说：'这戏语可别成为事实，那可就遭了！'谁知竟'应验'了：儿子死后，这位'子夏'（指雪芹--裕注）不幸也逝世了……"。
关于这种解释，我认为颇不通。曹雪芹不仅未必信这玩意儿，就是信，曹雪芹夫妇又平白无故的抽签扶乩作什么？还有，"乩诼"一词并不同于"扶乩"一语。"乩"纯属求神问卜，而"诼"本身就是造谣诽谤一类性质。"乩诼"一词类同于"诼谣"，它偏重于人为的谣言一类；而"扶乩"一词则是借重神明占卜一事。吴文将"乩诼"一词混同于"扶乩"一语显然是错误的。
在封建年代里，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法认识，便产生了迷信思想。封建统治者利用谶纬学说来麻醉愚弄人民，农民起义也借此来推翻封建王朝，各朝代的教徒便是此属。"乩诼"不是指占卦扶乩之类，它是指各种"惑"人的"妖书"和因当时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做出的种种牵强的预言性"谶语"。如秦末的"张楚兴，陈胜王"和汉末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及明神宗三十年后出现的《续忧危竑议》一书即属此类。
我们再退一步，就算曹雪芹相信迷信，有过抽签扶乩一事，也就算"乩诼"等于"扶乩"，也不能如此解释"乩诼玄羊重尅伤"一语。其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曹雪芹并没有死在"癸未"年。这个问题在解释"丧明子夏又逝伤"时已经说过，此处不再重复了。我们接着说"玄羊"的问题。
在明朝末年，即靠近"重尅伤"的时间，有三个"未羊"年。第一个"未羊"年是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按甲子推算为"己未"年。第二个"未羊"年是思宗崇祯四年（1631年），按甲子推算为"辛未"年。第三个"未羊"年为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按甲子推算为"癸未"年。在第一个"未羊"年里，即神宗万历四十七年，满洲努尔哈赤在称帝之后，于此年与明将领杨镐统领的二十多万、号称四十万兵丁战于萨尔浒（今抚顺东营盘附近），杨镐败归，沈阳震动。这一次重创了明军，在明王朝与满清王朝斗争史上，是关键的一着。它激励了满洲的士气，加强了满洲贵族侵并灭亡明王朝的野心；对于府库空虚、兵革久废、宦官专权的腐败明王朝来说，这一战起了一种精神摧毁的作用，造成了一些人畏敌如虎之感。在这一战的两年后，即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满洲兵攻占了辽阳、沈阳，辽东七十余城相继沦陷。对于"重尅伤"一语来说，万历四十七年与天启元年相比，万历四十七年好像逊色一点，但如果没有神宗四十七年满洲兵重创明军，也不会出现天启元年的七十余城沦陷。无论怎么说，神宗四十七年这一"未羊"年属于"重尅伤"的一年。此后战祸连年不断。第二个"未羊"年是思宗崇祯四年，虽有损失，但与"重尅伤"还相去甚远。所以这一"未羊"年是不能算做"重尅伤"的。第三个"未羊"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称倡义大元帅。同年五月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此年夏，占据关中，攻占山西，进捣北京。十月，占陕西全省，攻取今银川、兰州、张掖等地。张献忠亦在同年取武昌，称大西王。旋克长沙。这种局面基本上决定了明政权的灭亡。在明末统治集团与农民起义军的斗争史上，这一"未羊"年不能不算"重尅伤"的一年。
就以上三个"未羊"年来看，有二个"未羊"年属于"重尅伤"的年代。一个是"己未"年满洲兵重创明军；一个是"癸未"年农民起义军重创明王朝。
"未羊""重尅伤"如此，"乩诼"一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神宗四十七年和思宗十六年，不仅是"重尅伤"的一年，而且也是谣言迭起的一年。神宗四十七年杨镐兵败前数月有"蚩尤星"出现之说；思宗十六年明王朝灭亡以前，也是诼谣层出不穷，最典型的就是《流寇志》中记载的："先是崇祯十六年八月，帝发私府图书，得一箧，缄甚固，诚意伯刘基题署。发箧得图一轴，首画诸军倒戈弃甲、民间男女奔窜状；次画百官朝服披髮走；次画一人，脱冕披髮而悬者。帝览之嘿然不怡。大(王+当)侍侧见之，传于外，可知数已前定云"（见《流寇志》159页）。
"乩诼"一词实乃指此一类谣传。
就"乩诼玄羊重尅伤"和涂去的"地坼天崩人未亡"两句来看，特别是就作者笔下的"人未亡"来看，神宗四十七年和思宗十六年相比，"乩诼玄羊重尅伤"一语更偏重于指思宗十六年这一年，即指明王朝在"诼谣"之后首先灭亡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后又华夏灭亡于满洲这一事实。
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如果我们离开其它句子或别的旁证材料来孤立地研究这两句，谁也无法否认此二句不是悼亡诗的句子。但是，结合此七律诗的每一句和其它旁证材料，则出现的矛盾就无法解决了。
吴文将"赌物思情理陈箧"解释为："所睹的当即书箱亦即'陈箧'中的那些织锦纹样的稿本。那些稿本乃是曹雪芹生前同芳卿意在'以艺济人'的思想感情凝结在一起的劳动成果。这样一个生活上的伴侣，事业上的合作者一旦逝世，她如何不伤情，他们的感情又岂止一般夫妇的感情而已"（见同书305～306页）。关于"芳卿"有无其人以及有无"以艺济人"一事，前文已经涉及，下文还要再谈。但就此诗而论，曹雪芹续弦在曹雪芹新亡之时，处于哀痛欲绝的半昏迷状态，尚有何心事翻开箱子看吴文所说的"稿本"呢？如果在曹雪芹死亡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去翻书箱里吴文所说的"稿本"，这种解释则可通。但吴恩裕在论证曹雪芹卒年问题时，认为敦诚的悼亡诗写于甲申年正月初十以前，吴恩裕又认为敦诚写悼亡诗中的"昨日"，即正月初十以前的前一日；那么，曹雪芹的死亡日离丧葬日不会超过十天。在曹雪芹死亡短短的十天内，曹雪芹的续弦尚有心情去清理"草图"与"歌诀"吗？这恐怕如同在曹雪芹初亡，曹雪芹的续弦尚有何心情吟诗作赋一样令人生疑。
如果"赌物思情理陈箧"确属悼亡之句，按常情，"赌物"中的"物"自然指房中之物，而不是吴文所说的"稿本"。因为哀痛者一睁眼便看见夫妇朝夕与共的遗留下来的东西，不会一睁开眼便看见"箧"内的"稿本"。对于新婚未久的寡妇，睁开眼特别注重的是梳妆台和床铺，然后才是其它遗物，这是人之常情，并非把别人庸俗化了。
我们再按句子顺序来看，"睹物思情理陈箧"，是先看见遗物，再想起夫妻深情，然后才"理陈箧"。如果按吴文的"所睹的当即书箱亦即'陈箧'中的那些织锦纹样的稿本"，那就必须承认只能这样解释：先"理陈箧"，然后再"睹物思情"。因为未曾"理陈箧"，又怎么能"睹物"和"思情"呢？如果是这样，此句则变成了"理陈箧睹物思情"了。"睹物思情理陈箧"和"理陈箧睹物思情"不仅文字顺序不一样，其含义也不同。"睹物思情理陈箧"中的"物"指一睁开眼便可见的物，"理陈箧睹物思情"中的"物"则专指"箧"中之物。
由此看来，吴恩裕在解释此句时，不仅违背了客观常情，也违背了语言顺序这一常识。
吴文在解释"停君待殓鬻嫁裳"一语时，显得更含混不清。按理说"停君待殓鬻嫁裳"自然指曹雪芹的续弦为了入殓曹雪芹的遗体而出卖她的嫁妆（按悼亡诗来解释），吴文却一方面承认此句反映了曹雪芹"身后萧条到了什么程度"；一方面又承认"殓"曹雪芹的遗体"事实上不会靠芳卿去卖她嫁时的衣裳；敦诚、敦敏、张宜泉、于叔度，甚至怡亲王府的弘晓、平郡王府等等的接济，都应该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则又说此句证明了"芳卿的确是敦诚所谓'新妇'……否则，那嫁时的衣裳早已陈旧得无法出卖了"（见同书306页）。
可以说，我反来复去看此段，也没有看懂--吴文到底是说葬曹雪芹遗体时，他的续弦是出卖衣裳呢？还是不出卖衣裳呢？吴文的三个方面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看来吴文解释"停君待殓鬻嫁裳"的大概意思是："芳卿为葬其夫曹雪芹准备出卖她的嫁裳而尚未出卖，因为她有敦氏等人的接济"。 如果曹雪芹的续弦为殓曹雪芹而出售（不管出售还是准备出售）她的"嫁裳"，那么将前一句"理陈箧"解释为指"理装稿本的书箱"我认为就不通了。因为她此时关心的是入殓曹雪芹的经费问题，而经费又来源于她的"嫁裳"，那么，"理"的"陈箧"又自然指"衣箱"而不是指"书箱"了。难道"嫁裳"反装进吴恩裕所承认的书箱不成。
我们就不谈曹雪芹家里穷富的程度如何，如果其妻尚存有"嫁裳"可售，那么，他家里大概还有一个装衣服的破箱子吧。就是没有装衣服的箱子，也不可能将衣服和稿本、书籍装在一个书箱子内吧。既然如此，曹雪芹续弦岂有在清理"衣箱"而准备出售"嫁裳"之时，却回身将"悼亡诗"题于装"稿本"的书箱箱盖背面之理吗？
这都是吴文前言不答后语之处。
至于曹雪芹死后，其妻会不会出售她的"嫁裳"呢。我认为：有可能；但不一定。 按敦诚的悼亡诗中的"哀旌一片谁阿铭"来看，曹雪芹的丧葬日敦氏弟兄是不曾在场的。如果在场，当然不会有"哀旌一片谁阿铭"之叹了。难道身为皇室贵胄又兼有文才盛名的敦氏弟兄还不配为曹雪芹作铭文吗？不仅如此，恐怕张宜泉也不在场，更谈不上吴恩裕认为的"怡亲王府的弘晓、平郡王府等等的接济"了。我认为曹雪芹死后，如果草草而葬尚得不到邻居们的资助的话（实际上最多不过接济棺板粮食等），恐怕确实要出售衣裳首饰了。但是，这一出售衣裳首饰的可能却不能用"停君待殓鬻嫁裳"一语来证明，因为吴文的解释矛盾重重。
现在来谈谈我对此二句的解释。
"物"不单指某种东西，也指人，也指自己以外的相对环境。如"物以类居"和"物伤其类"则比喻同伙；指人。如"物换星移"，则指自己以外的相对环境。"情"不单指爱情，也有军情、病情、灾情之称。按照我们前面解释"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坼天崩人未亡"和"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尅伤"给我们清理出来的思路来看，"睹物思情理陈箧"中的"物"，乃指"事物"，它既包括人，也包括社会现象；"情"应该是"情理"一词；"陈箧"一词，在此诗中，狭义指"书箱"，由于书箱是装书籍的，"陈箧"一词可引伸为"一切史料、书籍"讲。此全句应该解释为："作者看一看当时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民族问题，思考揆度造成各种现象的情理原因，不由作者不去清理翻阅书史去寻找原因了"。
此一句有如张宜泉的《读史有感》一诗。其诗为：
拍手高歌叹古今， 闲披青史最惊心。
阿房宫尽绮罗色， 铜雀台空悬管音。
韩信兴刘无剩骨， 郭开亡赵有余金。
谁似尼山功烈永， 残篇断简尚堪寻。
在解释"停君待殓鬻嫁裳"之前 ，我们还是大概研究一下"鬻嫁裳"一首诗的作者问题，它将有助于我们对"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的理解。
依我看来，此七言律诗的作者问题不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是和箱盖正面的五言绝句与石兰是一块带来的，它出于同一人之手；一种是书箱赠送曹雪芹后，由曹雪芹补作的，作者为曹雪芹本人（也暂假定还有吴恩裕说的曹雪芹的续弦夫人）；另一种情况就是曹雪芹死后，书箱落入张宜泉之手，由张宜泉补作的。
关于第一种情况，我认为不可能。因为若出自赠送者的手笔，它必须文字清晰，起码来说不会有涂改现象。就这一点来说，第一种情况就该排除了。
第三种情况是颇难解释的。按诗的内容含义来看，颇类同张宜泉的思想；但张宜泉的思想与曹雪芹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不然他们就不会"同声相与应"了；由此看来，用诗的内容含义和思想问题来校对作者问题，是很难得出结论的。诗的最后一句是"窀穸何处葬刘郎"，按敦诚的"鹿车荷锸葬刘伶"来看，曹雪芹的朋友们是经常用"刘郎"比喻曹雪芹的；在这里，如果"刘郎"专指曹雪芹，那么，此诗的作者就不会是张宜泉；因为张宜泉明知曹雪芹葬在何处，他绝不会用"窀穸何处葬刘郎"这样诗句的。但是，"刘郎"虽指刘伶，它本身的含义实不过"酒徒"二字；如果张宜泉用"刘郎"形容他自己（他自己本人也是诗酒为命），此诗的作者则又可定为张宜泉了。看来在此诗中，只有"义重冒"三字否定此诗的作者不是张宜泉了。若按张宜泉和曹雪芹关系来说，张宜泉不会用冒辟疆和董小宛的关系来形容他与曹雪芹关系；若按"义重冒"是指《红楼梦》一书的情节线索，张宜泉他本人又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所以，无论如何解释，此句都不会出自张宜泉之手。
现在剩下的是第二种情况，即此诗的作者是曹雪芹还是曹雪芹的续弦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们就姑且不论曹雪芹的续弦会不会吟诗作赋，就前边论证的情况来看，此诗不是悼亡诗，此就排斥了吴恩裕认为此诗为曹雪芹续弦所作的全部，也就排斥了我认为此诗的作者是曹雪芹续弦的一半。此诗既不是曹雪芹续弦作于曹雪芹死亡之后，在曹雪芹生前呢，我认为曹雪芹的续弦也不会在此书箱里面信笔雌黄，就是曹雪芹续弦确实有才，大约也不至如此轻狂。所以，就其诗的内容来看，此诗的作者虽不是张宜泉，但也当是张宜泉的"同类"；加之此书箱原为曹雪芹的遗物；在否定了此诗的作者是张宜泉之后，此诗的作者除曹雪芹已没有第二个人了。如果认为此诗平仄失常是由于"水平不高"造成的，我认为就不对了。由于此诗是随写随改，并不是发表之作，更加曹雪芹本人并不特别注重平仄对仗问题（这一点蔡义江与吴恩裕本人也承认），那么将此诗的作者定为曹雪芹又有何不可呢？
在对待此诗的作者问题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简便的方法：就是此七律诗作者笔迹的鉴定。只要我们弄明白此七律是何人的笔迹，此律诗不仅作者是何人明白了，而且律诗的内容和性质亦便真象大白了。
吴恩裕在此文中认为五条目录的笔迹出自曹雪芹之手，其原因是吴恩裕在发现此书箱之前从孔祥泽的《考工志》里看到了曹雪芹的手迹。认为这两处的笔迹实出于同一人之手。
但吴文在认为五条目录和《考工志》出于同一人之手的同时，却不认为此七律诗和五条目录的笔迹出于同一人之手，认为是两个人的笔迹。
在这里，我要附带谈一个问题，即孔祥泽的《废艺斋集》、张行的"书箱"和京郊西山舒成勋的曹雪芹"故居"。这三处若不全是伪造，这三人若不是一个伪造集团，那么，这些问题还是要很好的研究的。比如说，北京西山曹雪芹的"故居"，只要它不是现在数十年的伪品，那么还是应该认真对待的。至孔祥泽的《考工志》的曹雪芹手迹，若果孔祥泽不是和张行同伙作伪，也要同样认真对待。当然对于文字的研究，那是另一回事。即孔祥泽、张行、舒成勋的"发现"是一回事，吴恩裕等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则另是一回事了。
我们在这里暂且撇开孔祥泽与舒成勋不谈，及孔祥泽的《考工志》与舒成勋的"故居"的真伪不谈，现在还是谈谈书箱七律的笔迹问题。
吴恩裕认为五条目录笔迹与书箱正面"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的笔迹是一个人的笔迹。其理由是"写的人有学过汉魏的功夫。而雪芹的字正是这个路子"（见同书289页）。这一点，我认为吴文说错了。学某字形何止一个人。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处，如若不然，天下字何止有数以亿计的笔迹；如按吴文的观点，天下笔迹恐怕如书法一样，只有几十个笔迹了。
我们只要看一看五条目录和这十个小字的笔迹，将会发现"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的笔迹与五条目录笔迹大异，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恰恰相反，这十个小字的笔迹和《题芹溪处士句》的笔迹相一致。当然从逻辑推理上亦然，这个前边已经说过了。
在十个小字的笔迹吴文作了如此错误判断之后，吴文关于此七言律诗的笔迹作了正好相反的但亦属同样错误的判断；认为此律诗的字是"很娟秀的"。这就全错了。我不知吴恩裕在研究"己卯本"的笔迹时为何如此精确，而在研究书箱律诗和五条目录的笔迹时却如此"粗心"。当然五条目录和律诗不是一种书写。但有时就是一种书写，由于写法不一或因时间相差也甚为悬殊。
我不明白此律诗的笔迹有何娟秀可言，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笔迹上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但我们却无法用笔迹来研究用笔者是男人还是女人。
五条目录是章草；七言律诗是行书。对于这两种不同书法要研究其笔迹显然是不易的。但不论其写法如何，我想，他总难免在用笔时要留下一种难以改变的痕迹。
这两处的书法尽管不一，但两处的笔迹粗粗一看，我认为大体还是出于一人之手。要详细地查对下来，就更是一人的笔迹了。比如说七律第一行的"诼"字最后一撇，第二行"裳"字最后一撇，第三行"孃"字最后一撇完全类同于五条目录中"纹"字最后一撇和"本"字第四笔这一撇。还有"戏语终成谶"的"终"字丝扭的写法完全类同于五条目录中的第四条"编"字丝扭旁的写法。至于我们要求每个字都全部一样，那完全不可能。不要说章草与行书写法不一，就同一书法，同一时所写，也不尽然相同。比如说五条目录中的"编"、"本"、"稿"、"之"、"绘"、"图"几个字，这些字为一人一时所写，其写法用笔也不完全一样（笔迹请参图四）。
就笔迹问题，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有图片在，大家一看，便一目了然。
七律笔迹和五条目录笔迹完全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人就是曹雪芹。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五条目录为曹雪芹所书，七言律诗为"芳卿"所写的问题。
就笔迹而论：书箱正面的五言诗句并上下款与"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十个小字的笔迹完全出于一人之手，即赠送者之手，这不仅合乎情理逻辑，也有笔迹作证。书箱箱盖背面五条目录和七言律诗的笔迹也出自同一人之手，即被赠送者，这不仅合乎情理逻辑，笔迹也同样可以作证。
此诗的作者已定为曹雪芹，再来过目一下曹雪芹的思想问题。
张宜泉公开承认，他与别人的交往态度是"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用我们今天有些人常用的成语则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宜泉又供认他与曹雪芹的关系是"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的避人耳目之交，又亲密到"破灶添新火，春灯剪细花"的程度；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二人思想有共同处。既然如此，我们来参照张宜泉的部分语录来解释雪芹的这七言律诗，我认为还不是不可以的。
如果我们承认此诗的作者是曹雪芹，又承认曹雪芹的思想可参照其密友张宜泉的思想的话，那么，结合前边已经解释过的曹雪芹笔下"丧明子夏又逝伤"等四句的含义来看，就可知："睹物思情理陈箧"中的"睹物"实即指张宜泉诗中的"拾薪子尽蓬头惯，荷篑人多赤足流"一事；"思情"也不外乎张宜泉的"于今不是唐""山河讵汉家""休喜城乌产，当愁塞马训"；"理陈箧"实乃雷同于张宜泉《读史有感》中的"披青史"，即对历来史料的研究清理。"停君待殓鬻嫁赏"实乃是张宜泉"惊兔"、"射鼷"、"猎虎豹"、"樵虬龙"、"赴石梁"的反叛思想的又声。由此说来，"睹物思情理陈箧"一语是：目睹中国国土的沦丧，思念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引起了作者翻阅历来古史以寻求借鉴。"停君待殓鬻嫁裳"结合上句应解释为：由于明王朝的腐败，满清贵族入主中华，虽然驾驭中华民族之上，华夏还是"人未亡"的--"三户尚足亡秦"吗，何况还有人数众多的轩辕后裔，更何况还有雍正说的此起彼伏的假朱姓而推翻满清的反清集团，思推翻满清政权的民族英雄还是大有人在。我（此诗作者）要"停君待殓"，即埋葬满清王朝，"鬻"掉身着的满清的可耻妆饰。我认为此种解释比较接近原意。
第五、六句原作为"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未写完就涂掉了；改作为"织锦意深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孃"。 就其改作情况来看，作者将"才非班女书难续"改成"续书才浅愧班孃"，于内容而论，几乎毫无变化，只不过因改后的前一句"织锦意深睥苏女"，已有一"女"字，故将"班女"改成"班孃"，至于"愧"字和"难"字的变动则不过是为了适应句子而更改词汇罢了。问题在"义重冒"改成"织锦意深睥苏女'一事，却未免有些费解。"织锦意深睥苏女"有文字在，到好剖析，"义重冒"却无下文，只好凭想象推则罢了。
由于原作第五句和改作第六句几乎毫无出入，原作第六句的句子又不全；所以，还是先来研究研究改作后的第五句和改作后的第六句比较恰当。
先来看看"织锦意深睥苏女"一语。
苏女指苏蕙，她是南齐时窦滔的妻子，始平人，字若兰，善属文。后来窦滔纳妾赵阳台，之官时未偕蕙同往。蕙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以赠滔，其文婉转循环，五色相宣，词甚凄惋。窦滔遂又与她和好。（见同书299～300页）
这是我抄的吴文关于苏蕙与她的《回文璇玑图诗）的几句。在关于"苏女"二字的解释上，我同意吴文的意见，但关于"织锦意深"与"睥"字之见解，我却与吴文南辕北辙。
吴文明知苏蕙"织锦"一事重在《回文璇玑图诗》，而却将"织锦意深"解释为曹雪芹的续弦在说："苏蕙制回纹锦的用意不外博得丈夫的欢心，希望同她的丈夫重叙旧好而已，我同雪芹你共同研究织锦工艺，编写织锦的书，用意是在教那些有废疾而无告的人们一种求生的手艺；这种济世活人的用意，比苏蕙的用意要深得多了--苏蕙可是'比下去了'！"（见同书300页）
关于吴文认为曹雪芹续弦织锦"济世活人的用意，比苏蕙的用意要深得多了--苏蕙可是'比下去了'"的问题，我认为，所谓比较，只有同类才能比较，异类是无法比较的。书箱的七言诗的"织锦"乃是苏蕙《璇玑图》的借代，它属于诗词文章一类，而不属于一般手工艺编织之列。文章诗词的含义深邃怎么和工艺编织之深意相比较呢？
人们用古典，总是用它独特的一面，而不是取不重要的一面；如果用它无关重要的一面；恐怕对古典的应用者的用意谁也说不清了。
如果我们将"织锦意深睥苏女"的"织锦"理解为一般手工艺编织，那么，我想将"苏女"解释为苏蕙恐怕还不如将"苏女"解释为"苏州的女子"更为恰当一些，因为苏州的女流大多乃是刺绣织锦能手。吴文既不愿将"苏女"解释为"苏州女子"，为什么却要将《璇玑图诗》的作者苏蕙列入手工艺编织者之行列呢？
在此句里，"织锦"指《红楼梦》，它与苏蕙的《回文璇玑图诗》遥遥相应。"意深"，即是指曹雪芹的"谁解其中味"，也即指脂砚斋的"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此句的含义是，人们皆以苏蕙的《回文璇玑图诗》"织"得精巧，含义深邃，但我"编"写的神鬼莫测的深远含义的《红楼梦》恐怕是《璇玑图诗》怎么也无法比拟的。因此才有此"睥苏女"之句了。
"续书"也不是吴文所指的曹雪芹续弦续《红楼梦》一事，也无须用它来证明"《石头记》没写完。"此乃风马牛不相及。"续书"乃指曹雪芹"续书"。
有人将会提出：多么荒诞不经之谈，谁都知到《红楼梦》为曹雪芹所撰，岂有自己作书而又自己续书之理吗？是这样，没有这个道理。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班女""续书"一事的古典。
"班女"，即东汉的班昭。东汉史学家。她又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人。以其夫为曹世叔，故又称曹大家。她乃汉史学家班彪女，班固妹。班固死时，所撰《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失，未完成。她奉命与马续共同续撰。
"续书"，乃指续《汉书》，实即指续"史书"一事。曹雪芹正取借这一点。这里的"续书"一词并非指续《红楼梦》或续其它书藉。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比苏蕙的《回文璇玑图》有余，比《汉书》而不足--《红楼梦》尽管神鬼莫测，但它毕竟是"游戏笔墨"。曹雪芹愧的正是这一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曹雪芹的至交张宜泉《读史有感》中的"谁似尼山功烈永，残篇断简尚堪寻"中得到启发。
"班孃"一语，吴文认为："按班昭也称'班姑'，南方江浙一带，称姑为'孃孃'……这首《悼亡诗》中称班姑为班'孃 '，可见她大概是一位南方女子"（见同书293页）。关于这个问题，原句"才非班女书难续"中实称"班女"，由于前句"织锦意深睥苏女"中已用一个"女"字，后句才不得不改成"班孃"；曹大姑固又称"班姑"，但此句写成"续书才浅愧班'姑'"押韵吗？曹雪芹在《红楼梦》一贯用词南北混用，此处为押韵用一"孃"字有何不可呢？若果就"班孃"一语，即认为找到了曹雪芹续弦是南方人的一个证据，恐怕有些捕风捉影了。
第五句、第六句合起来解释是：我（指作者）要说写苏蕙《回文璇玑图诗》那样的文章吗，我还真瞧不起苏蕙呢！要说效班昭那样续华夏的历史吗，我实愧才能之不及。
第六句原句为"义重冒"。按一般情理而论，前句有"班女"，此句的"冒"可为"冒郎"；又加之吴文认为"'冒'可能是指冒辟疆，冒对董小宛感情之笃的事迹，在当时是盛传士林的，甚止有'情痴'之称"。所以，我也认为此句前半句也可能是"义重冒郎"四字。吴恩裕和邓国治认为"小宛是个'妓人'"；七言诗的作者（吴恩裕指"芳卿"）涂掉"义重冒"三字可能是因为曹雪芹续弦的遭遇类同董小宛"妓人"一事，我认为欠妥。假设曹雪芹的续弦原是"妓人"，假设此诗是曹雪芹续弦写的悼亡诗；那么，曹雪芹续弦在悲痛欲绝时尚顾忌什么"妓人"一事吗？悼亡诗又是写在书箱箱盖的背面，为人所不知，又有何顾忌之有呢？在当时斥《红楼梦》为淫邪小说，曹雪芹在一般眼中为风流浪荡人物，假定曹雪芹续弦身为"妓人"，岂不正好"风流"一对；悼亡诗写"义重冒郎"以自喻又有何忌讳呢？如果仅以涂改"义重冒"三字来论证曹雪芹续弦是南方偕归的"妓人"，未免难于服人，更不要说此诗并非悼亡诗。
冒避疆对董小宛的笃情是盛传士林的，又被称为"情痴"；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曾被脂砚斋评为"绝代情痴"。我们能不能考虑曹雪芹笔下的宝玉情场一事类同于冒辟疆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冒辟疆既然盛传士林，曹雪芹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也有可能取他来作材料，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小说中的人物，绝不是某个人的自传，它是某种人物的雕塑。
如果"义重冒"真是"义重冒郎"，即指董小宛与冒辟疆的"情痴"一事的话，那么，"义重冒"和改后的"织锦意深睥苏女"一句有相同处。"织锦意深睥苏女"是写《红楼梦》更甚于《回文璇玑图》，其奥妙更为人所不知晓；"义重冒"则是指借冒辟疆与董小宛情笃的故事来说明《红楼梦》的爱情情节。
第五句和第六句半句的原句"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应该解释为：我欲提笔效"尼山"记"韩信兴刘无剩骨，郭开亡赵有余金"诸事来作"青史"，愧才不及"班女"；如今只好借冒辟疆与董小宛一类的爱情故事，来效"苏女"而织《回文璇玑图》了。曹雪芹是不是无材作史呢？当然不是这样，此不过感慨而已。不过此处也反映了曹雪芹对班昭的崇敬心情和对社会政治之关心。
曹雪芹到底为什么将"义重冒"涂掉呢？看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由于对仗拗口；一种可能是突然想起了《璇玑图》苏女一事。由于不见全句，不敢虚拟。不过我的意思是偏重第二种情况。
最后两句是"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关于吴恩裕对"戏语""成谶"解释，在剖析"乩诼玄羊重尅伤"时已经说明，此处就不重复了。
吴文在解释"戏语""成谶"时，还引用了蔡义江的一段话。蔡义江的解释是："'戏语成谶'，还可斟酌。我以为与'刘郎'有关。刘伶除说过'死便葬我'的话外，其妻曾劝止酒，说'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伶有'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之戏语。或者曹氏夫妇（在雪芹）生前亦谈过。结果'死便埋我'之类话成了谶、故敦诚吊诗用此点"（见同书305页）。
在假定此诗为悼亡诗的基础上，蔡义江的解释比吴恩裕的解释要可信一点，因为吴恩裕的解释是建立在"癸未说"的基础上的，但曹雪芹却并没有死于癸未年。不过蔡义江的解释也如同吴恩裕的解释一样不可信，因为他们二人的解释都是建立在悼亡诗的基础上的。
看来"戏语成谶"的解释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曹雪芹可能与张宜泉议论过满清王朝的命运。开始可能是根据一般历史知识谈论满清王朝要灭亡在以汉族为主的农民起义之中；随后可能预闻到一些反清秘密组织活动情况或看到一些社会危机情况，故有此"戏语成谶"一语。关于这个问题，不要说处在乾隆二十六年（此诗大约写于此年）的曹雪芹，就在曹雪芹未出生以前的雍正年间，雍正皇帝本人就供认"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在乾隆时当时"天地会"、"哥老会"、"白莲教"等反清组织就活动甚为频繁，在曹雪芹死后十二年，就暴发了山东"清水教"（白莲教一支派）的王伦乌三娘起义。还有，张宜泉在其诗中有"几度埋头灯焰里，破帷不怯五更寒"之句，曹雪芹的密友张宜泉是否参加过反清组织也是个谜。
这是曹张二人"戏语成谶"一语的第一种来源。
第二种可能是这样，在曹雪芹撰《红楼梦》之前，他与张宜泉有"我们能不能通过爱情故事来写一部'史书'呢？即用'风月'作'纲鉴'呢？"的这一种"戏语"玩笑之后，便着手写《红楼梦》，不期到"庚辰"年已被"四阅评过"定本了。当然这一种可能性远不如第一种。
在这种情况里，"谶"当"预言"讲，它是一种诙谐用语，不含有迷信成份。
第八句应该解释为：像我这样的酒徒，到底是因乱世而死于疆场呢？还是因《红楼梦》一案在死之前被人揭晓而磔于市曹呢？还是穷愁潦倒而葬于乱葬坟呢？何处葬我这刘伶一样的酒徒狂夫，不可知也！这便是最后一句"窀穸何处葬刘郎"的含义。
最后再说一下"窀穸何处葬刘郎"一句的笔者，只能是写自己。它不同于敦氏的"鹿车荷锸葬刘伶"一语。前者是感叹语；后者是陈述语。后一种是活人写死人，前一种却不行--"窀穸何处葬刘郎"一语只有在死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能用于写死人。曹雪芹死于家中，曹雪芹的夫人明明知道曹雪芹死后葬于何处，而曹雪芹夫人又用"何处葬刘郎"来作诗句岂不是无的放矢。
七言律诗的解剖就到此，得出的大概结论是：此诗与曹雪芹死亡无关。它不是悼亡诗，而是抒情诗。此诗的作者是曹雪芹，而不是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此诗也不能证明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是江南偕归的"妓人"或"旧人"。此诗只能得出令人想不到的结论--它与《红楼梦》有关，特别是它与曹雪芹的反清思想的情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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