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曹雪芹社会思想的问题时，我觉得有必要把其祖父曹寅的民族思想拿出来略微研究一下，从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清思想在其祖父时期就已开始发生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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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一些红学家自然将笔墨涉及到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过在对曹寅的研究问题上，诸红学家却一致认为：曹寅在举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太时岁收的同时，还肩负着笼络一批江南名流的特别使命。其结果是：“消弥了明末士大夫‘匡复汉威仪’的民族运动；监视了江南官吏的胡作非为；密报了江南民情与生产”（抄自刘长荣《玄烨与曹寅关系的探讨》一文。见《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第333页）。还有，曹寅在镇压“四明山”“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问题上，为康熙皇帝刺探情报，“担任了不光彩的职责”（同上）。

这样，诸红学家在研究曹寅生平和其思想上，特别是曹寅的民族意识上无疑忽视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但却是一个极重要的一面。

在曹寅的举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太时岁收的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在对待曹寅笼络江南名士和作为康熙皇帝耳目刺探江南农民起义的情报问题上，我还不敢苟同诸红学家的观点。

曹寅是以一个“家奴”出身出任江南苏州及江宁织造的，并最后擢为三品“通致使司通政使”，亦曾一度充作了康熙皇帝的亲信耳目；他在举报一些江南官吏的胡作非为和江南一些民情生产上，确实也是尽心尽力的，有时可能也是就是如曹寅自己所说的“即肝脑涂地，亦不足仰报高厚于万一”（见易管的《江宁织造曹家档案补遗》上。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329页）的。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用此来硬套曹寅在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上和收罗明末遗民、消弥他们的反满复明运动上同样忠心耿耿于满清王朝和康熙皇帝。

在对待曹寅的为康熙密报江南反清复明的民族起义的问题上，刘长荣在他的《玄烨与曹寅关系的探讨》中抄录了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自兖至宁一路闻见事宜折》。其折为：“臣闻得四明山通福建，历来盗贼之巢穴，此辈皆在别省行劫，归藏山中，形迹幽秘，其由来已久。以前未尝不犯，问官只问眼前，现在之案，不株连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有百姓未下海（与朱三太子有关--刘注）之谣，又巡抚中军令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纷扰；故问官详据口供。今蒙皇上差各大臣严审，将来自可穷绝根窝，永无夜警。至于纤僧一念委给札付之事，即如响马贼歃血结盟一类，皆由于地方官懦弱懒惰，诚如圣谕不勤不慎所致”（见刘文331--332页）。刘长荣好像以此就是曹寅刺探密报江南民族起义的一个证据。但曹寅的这一奏折显然有一个不得已的成份：曹寅并非一个屈膝求富贵的卖国者，他是一个几代就沦落为满清皇室的家奴，他必须有他尽忠于满清皇室的成份。关于这一事，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月前，即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的一份奏折。

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

臣前具摺启奏，伏蒙御批：“今岁江南亢旱，朕心甚是不安。又闻盗案甚多。钦此。”皇上忧民忧岁，虽在边陲，栉风沐雨，犹时时俯念江南，有加无已。臣寅跪诵之下，不胜感泣。臣系包衣之奴，蒙圣恩拔于下践，参列人群，但臣职司丝盐，不敢越位妄奏。今蒙谕旨，敢不竭诚剖实具以上闻。（录自易管《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

我没有见过曹家奏折档案的全部材料， 我手中只有《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和1980年第1辑易管的《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与（中）， 所以，我对曹家的奏折了解就难免以偏盖全了。但是，就依此曹寅奏折中谈到他“越位妄奏”“盗案”一事，也可见实出于不得已成份。

还有以下曹寅对“盗案”的一些奏折：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给康熙奏折的后半部：

……再，盗原系浙江旧案，鼠窃狗偷之辈。当时匿家光福山中，转攀拿获，自知不免大戮，恐该衙门动刑痛苦，遂妄为大言，使问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时之累。缘巡抚远出苏城，又无老成之官，一时城栅过于严防，以致百姓惊慌。其实不过甚常盗案，并无连海结夥不轨之事。后恭闻皇上圣谕，责地方以不加查察盗案，凡臣民无不欢忭，以为天鉴如临，明洞万里。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理合一并具摺奏闻，伏乞圣鉴。

曹寅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摺：
原附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二日开案摺内。

浙江审事略：

浙江所审之案，张廿一、张廿二，即江南获解之张君玉、张君锡。廿一妄称总爷，廿二自称二爷。又有陈天祥、王文秀、王公亮妄称将官，施尔远称施先生，又称军师。又有未获之叶天祥，妄称先锋。此辈无知之徒，自称此等名色，其实每人名下率领不过五六人，六七人不等，其余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误入。其所称朱三太子，不过借端煽惑，恐吓愚民。一时受刑，辗转胡报，究竟供称某人与朱三太子往来，某人系朱三太子不离左右；与供其所居门面楼房如何，其人年纪面貌如何，有子若干？及提到细问，总属不符。（其下还有奏报“一念”“朱三太子，一名禾老先生”等案，文字太长，不录）。（见同文335--336页）

曹寅奏陈江西地方盗案摺：
原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请安摺内。

再，臣探得江西彭泽县地方有盗案一起，内有刘名扬、朱黄友二名漏网脱逃，地方官将伊家属拘禁。而刘名杨、朱黄友遂勾结各处流民，纠合二百余人，欲图劫狱。因借此恃强抢夺客商米船，当经地方官传集士兵等人，协力擒拿，已经安定。又闻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处，因旧年地方荒歉，穷民乏食，遂有地棍勾连，向殷实之家借米索食，地方官亦现查拿抚慰无事。诚恐流言讹传不一，有廑圣怀，故敢奏闻伏乞睿鉴。（见同文343页）

我们从以上抄录的曹寅这些有关“民变”“盗案”以及一些“反清复明”的起义奏折中看到，曹寅是向康熙皇帝密报了事情；但是，我们也从这一些奏折中也看到曹寅在奏折中有意偏袒江南一带人民，曹寅丝毫没有夸大事件，而且每每有缩小事件的成份。比如说奏折中的“其实不过甚常盗案、并无连海结伙不轨之事”和关于张廿一、张廿二案件奏折中的“此辈无知之徒，自称此等名色，其实每人名下率领不过五六、六七人不等，其余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误入”，以及另一个奏折的“又闻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处，因旧年地方荒歉，穷民乏食，遂有地棍勾连”等语，这些奏折用语实有缩小事件的成份，它跟一些缴功行赏过分夸大其词的奏折相比，我认为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最起码来说，这种奏折避免了满清王朝对江南一带人民的大屠杀。至于奏折中一些对反清头领的一些诬蔑之词，此官样文字总要得写的。

有些人也可能会说，不论怎么说，曹寅毕竟向康熙皇帝奏了些一些密折，为康熙平息江南一些反清复明起义起了作用。但我们话又说回来，康熙帝每每向曹寅李煦等下旨“尔密密访问明白奏来”“再查再奏”（抄自刘长荣一文，见333页）， 曹寅能不上奏一些有关事件吗？而且康熙皇帝在曹寅上奏的“曹寅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摺”上已批有“山东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亦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和在“曹寅奏僧一念辑获日期摺”上已批的“早已知道了”以及在“曹寅奏报朱三太子在鲁获解摺”上批的“已有旨了”（见《学刊》1979年第二辑易管编的《曹家档案史料补遗》336页、340页、338页）， 这都说明曹寅奏报这些不奏报这些都无所谓，在曹寅奏报这些之前，康熙皇帝已知道了全部，而且已行文下旨了。那么说来，曹寅就不奏报这些，又对于当时一些反清复明势力又有何用呢？

不论怎么说，在曹寅密奏江南一些反清势力的问题上，我认为：其一是曹寅作为康熙皇帝耳目，在此问题上，他还有一个不得已的成份。其二是曹寅在密奏此事上，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它避免了一些血腥屠杀，这还是偏袒于江南的汉族人民和一些抗清志士们的。当然这种奏折也无形中起到了缓和满清王朝和江南人民的矛盾，起到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作用。

在人们认为曹寅在密奏有关江南抗清民众起义的同时，人们还几乎一致认为曹寅在收买笼络软化江南的一些“匡复汉威仪”的明末逸民，在有意的消灭明末士大夫的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刘长荣在他的《玄烨和曹寅关系的探讨》一文中似乎特别突出。刘长荣认为康熙曾“密诏曹寅作好江南统战工作……玄烨密令曹寅担负了统战重任。但恐露马脚，玄烨再三嘱咐‘千万不可露出形迹方好’、‘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见《学刊》刘文326页）。

对于刘文这一段康熙密令曹寅作江南“统战”任务的文字，由于刘文未引明出处，也未说明此几处的引文是专指康熙指示曹寅笼络江南逸民一事，还是兼指曹寅密报江南的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各个方面的，这个我不明白。不过刘文在下一页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曹寅交契，似乎有意偏重于明末士大夫，若非玄烨指示，难道不怕玄烨怀疑” （见《学刊》刘文327页），若按照刘文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不怕玄烨怀疑”将成为曹寅结识江南名士乃是受了康熙秘密指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这里，我希望刘长荣弄清楚一个时间界线问题，也即就是刘长荣自己指出的“杜（氵+睿）大曹寅55岁，杜芥大曹寅52岁”（见刘文326页）。实际上刘文这种说法不确。

杜（氵+睿）生于1611年，死于1687年，死时76岁。曹寅生于1658年，死于1712年。杜（氵+睿）应比曹寅大47岁，而不是55岁；杜芥比曹寅大44岁，而不是52岁。我们按杜（氵+睿）死时76岁，曹寅又比杜（氵+睿）小47岁，按此计，杜（氵+睿）死时，曹寅才29岁。在这个时间，曹寅尚未曾出任江南。曹寅出任苏州织造时为33，出任江宁织造的时为36岁。这是刘长荣一文中提供的材料。 既然如此，刘文指出的曹寅在29岁前结交江南名士杜（氵+睿）等人是受了康熙皇帝密诏指使，这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了吗？反过来也就是说，既就是康熙指使曹寅秘密做一个文化特务，结交江南名士，那亦当在曹寅上任就职江南之后，绝不会在曹寅与杜（氵+睿）杜芥交往这个时期。

在曹寅与明末士大夫的交往问题上，周汝昌在他的《献芹集》一书中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一文里，倒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周汝昌在其文中谈到曹寅与明末逸民的交往问题上，他感到“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竟和满洲内务府郎中、苏宁织造曹寅交往过从，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交往过从”（见周文65页）。周汝昌在谈到这些交往过从中特别强调了一个身价气节极高的杜苍略。

据周文介绍，侨居南京最避远的地方的杜苍略，气节极高，也极难接近，但他和“曹楝亭从很早就成了知交”（见67--68页）。

周汝昌又写道：“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玺既卒于官，有诏晋曹寅为内务府郎中，即须进京当差；这时曹寅在南京已经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赋北征。登舟之日，杜苍略特意江干送别，并珍重以诗为赠。这首诗--五古为体，《思贤》名篇，长达三百四十言”（见68页）。周汝昌认为这首“《思贤》名篇”“情词切至，真是非同小可”（同页）。

对于此“长达三百四十言”的《思贤》名篇，我未见全部，周汝昌在其文中这样介绍道：

那诗中有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恋朋友契；读书二十载，与我倾盖立”；今天，“举目判关河，携手百端集”了，感怀无限。后言“宿离（读若俪--周注）恒不贷，忧患亦难述；伊余既缔交，宁禁弹清瑟？摆脱优游谈，欲宽行者恤。”意谓既属深交，无事肤泛，欲吐肝隔，以慰行人。他教导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贪富贵，以老子“外身”箕子“恭”“寿”（九畴中恭为“五事”之先；寿为“五福”之首--周注）、周易“柔顺”之道为处世南针，可以春水野航、悠游自泛，最好努力从事著述、赏奇文，析疑义；最后，举吴季札和曹子建二贤为例，要他深思远鉴。（见同页）

周汝昌在谈完这杜苍略的“《思贤》名篇”后，认为“这事真透着‘玄’”；并随后介绍了在这之前，曹寅和杜苍略的交往中，曹寅曾对杜苍略有“愿为筇竹杖”之言，从其中可见曹寅对杜苍略“倾倒之致”（见同页）。

这是周文中介绍的曹寅与杜苍略的一段关系 。

在这里，我接着谈刘长荣一文中所涉及到的曹寅与杜苍略交往的时间界线问题。曹寅之父曹玺卒于织造署时，曹寅27岁，曹寅奉旨升为内务府郎中北上时，曹寅28岁，此时杜苍略写了《思贤》名篇。既然如此，曹寅与杜苍略深交之年也当在曹寅28岁以前，这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曹寅受了什么康熙密旨在履行“统战”任务的问题。

既然二人的深交关系不是属康熙什么密旨所左右，也即是曹寅此时并非以一个文化特务的身份在愚弄杜苍略，那么，这里面二人深交必然有另一个原因。

除了康熙指令这一特殊原因外，人跟人的交往显然还有其它成份，这就是慕势，贪财，慕品德、慕才、慕气节等。曹寅与杜苍略自然也不例外。但作为曹寅这一方，是一个显赫满清皇家官奴；而作为另一方的杜苍略，却是一个民族气节极高的拥明排满分子，二者毫无相通之处。这又倒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交往并以至成为至交--曹寅北上时，杜苍略写三百四十言长篇《思贤》名篇相赠；而曹寅又对杜苍略“愿为筇竹杖”的如此倾服。这里面两人默契的成份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的除了人们认为的曹寅负有“统战”的特殊使命之外，莫非杜苍略还有慕势利逐富贵的成份？这些对于一个气节极高的杜苍略来说，显然绝对不可能。

除此之外，难道杜苍略对曹寅的交往还真有慕曹寅之才之德的成份？不过，在这里请不要忘记，明朝初亡，汉人沦为亡国奴，在这种时候，这一些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气节极高之士真会在此之时去有心慕一个满清家奴的才华？这自然也不可能。

那么，我们就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了。即曹寅能够受到气节极高的明末名士杜苍略的青睐，如果单凭曹寅之才或礼贤下士之德显然是不够的，这里面二人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基础。常言道：“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况二者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敌对阵营。

我们在这里能不能考虑到这一个问题：曹寅的祖先，我们不论他们是怎样沦为满清王朝的家奴，但曹寅之父毕竟是为满清王朝卖命并屡进前程的；但到了曹寅时代，虽由于其父其母的特殊原因并成为康熙皇帝的亲信，但曹寅在其年轻时期，在与明末气节极高的一些名流的交往过程中，是否有一个民族意识的“复原”这一问题。也即是在曹寅在与杜苍略等人的交往过程中，不是杜苍略等人被曹寅收买笼络了；而是曹寅被一些明末反清复明的志士的意识异化了。

这看来是不可能的问题，但它却是我们研究曹寅民族思想裂变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

对于此一事，曾引起了周汝昌的疑问，周汝昌按照他的不明白曹寅与杜苍略的特殊交往的思路查到了曹寅“寄诗集于苍略求序”一事。周汝昌写道：

楝亭既与苍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屡行梦寐；苍略得知之下，感怀赋诗，写出：“异姓交情笃，唯君知我心；情疏千里外，梦寄一灯深……”（着重号为周所加）的句子，太息“茅屋”“华筵”，等伦非匹，人生梦梦，觉路难寻。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次年七十三岁的老人，特濡大笔，又写下一篇惊心动魄的文字。（见周文69页）

对于周汝昌的这一段话，我不太明白。周汝昌笔下的“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是指曹寅28岁二人离别之后，还是其它时间。若按苍略73岁写序，当在曹寅39岁之时（因为苍略比曹寅大44岁），亦当曹寅已在江南任职之时。

对于杜苍略写的“惊心动魄”的序文，我没有见过，周汝昌笔下介绍是这样的：

那序上来就单刀直入：“与荔轩（曹寅----周注）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户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这先是老实表明曹寅于“同学者”乃是“异类”。接云：“既而读陈思（曹植----周注），《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这说明这位“异类”的思想实与“异类”不同。然后说荔轩以诗为性命，辗转反侧，无时不有诗魁垒郁勃于胸中，“精微烂金石”，与曹植何异？然而曹植当日，有刘桢、王粲、丁厂異为唱酬，有白马王彪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轩两千里外，独求于我，“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此予所以欲笺释要眇，为之旁皇抚卷而不能已也！”最后说，读荔轩之诗，当知人论世，盖其诗中有物，有“奇怀道韵”，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为要紧；“使徒赏其诗、渊渊尔、锵锵尔，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见周文69页。着重号均为周所加。）

周汝昌在写完这些之后，认为：“这简直‘玄’透了”（同上）。

我们从周文如此简短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杜苍略认为曹寅的诗，特别是在杜苍略看了曹寅的诗之后又看了曹植的《仙人篇》之后，得出：“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也。杜苍略此句评释，实亦不过是他序中说的曹寅的诗乃“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杜的序文乃“笺释要眇”而已。

对于曹寅与曹植的对比一说，朱淡文在他的《曹寅小考》 （见《学刊》1982年第3辑）一文中，曾认为杜芥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送曹寅北上写的《思贤篇》中的曹植与吴季札一事，乃是指曹寅还有一个同胞弟弟曹宣（见《学刊》276页）， 并论证了曹寅与曹宣的兄弟不合。当然朱淡文在他的文章中仅涉及到杜苍略写的《思贤篇》，并未谈及杜苍略为曹寅诗集写的序文中的“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一事。

不过，虽然我对朱淡文一文暂且尚看不出什么毛病来，但我也不敢将杜苍略笔下曹寅与曹植的对比一事简单地认为是指曹寅曹宣兄弟不睦。因为在杜苍略笔下的对曹寅这个“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的“异类”的“释要眇”一词就简单到如此地步。

在这个问题上，幸喜的是周汝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后来读到的“楝亭过东阿绝句”一首，其诗为：

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即鱼山----周注）何必树松楸。
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

周汝昌又谈到曹寅又在他自己写的诗下注了“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见周文69--70页）

在曹寅的民族思想问题上，杜苍略的“惊心动魄”的序言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骇人的事实，即曹寅的心理实乃是曹植的心理；而周汝昌列举的曹寅的“过东阿”绝句更直接的说明了这一问题：曹寅诗集中的《仙人篇》的思想并不是什么仙境仙人；而他的“天乐”“梵音”实乃是不忘、亦不满于曹丕篡汉一事，实即指不满于满清王朝借明末农民起义之机灭掉了几千年的华夏古国。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却望临淄作首丘”这最后一句，乃是借《后汉书》《班超传》“上疏”中的“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仍在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岂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以及其它有关“首丘”的古典在发泄他思想深处的民族亡国耻辱。曹寅好像还怕别人不明白，又专笔注了曹丕纂汉这一古典。

当然，曹寅这一民族思想乃是一种汉族与边远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念，不是曹植思想中的朝代更替的君臣正统观念。

周汝昌对杜苍略的序言中的“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一事，在他读了曹寅自己写的并自注的“过东阿”绝句之后，“又读了复社张溥之论子建”。周汝昌说张溥之论道：“论者又云：禅事代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当然，则王者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见周文70页。着重号为周所加）。在周汝昌读了张溥之此段话之后，“于是恍然，杜老（苍略）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见同页）。

周汝昌算是明白了一个问题。周汝昌由发现曹寅与一批江南逸民的交往的不寻常，最后逐步查对到曹寅的“臣汉”之心，这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

本来当周汝昌在曹寅思想研究上大有进展的时候，周汝昌却怕涉“索隐派”之嫌，而忙忙退却了。周汝昌在他得出的曹寅有“臣汉”“之心”之后写道：

这也许是“求之过深”罢。说曹楝亭必有此心，则凿；然而，说杜苍略必无此意，则固。……但要看看楝亭的……“鹦鹉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服官愁过日，识字悔终天”……“回翔几触抨弓怒”……----我们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了解他，并不容易。说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满复明”的思想，那也许是个笑话；而把他只看作满洲豪华公子、八旗达官贵人，则诚恐又失之太简单。这是个复杂的题目，这里“话”不清。（见周文70页）

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话’不清”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汝昌有不愿深究、到此为止的问题。作为曹寅思想的研究，本来已明显地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曹寅这个满清的皇室家奴为什么受江南一批明末名士的青睐；而且曹寅又为什么对民族气节极高的杜苍略倾服之至，以至“愿为筇竹杖”；还有曹寅为什么与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有“羞入金瓶伴牡丹”（见周文70页，此诗出处不详），“临风渐影形”（见周文65页、出处也不详），也即周汝昌说的曹寅“自渐形秽”（见周文65页。着重号为周所加），其根本原因就是：曹寅乃是汉族，其父虽在忙于建功立业，效忠于满清王朝，但到曹寅时，在曹寅与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曹寅逐步在被这一批名士的民族意识复原，最后发展到有如不满曹丕篡汉一样的不满满族吞并入主华夏，常以曹植“终身臣汉”以自喻。

当然在曹寅的思想问题上，我也不赞成曹寅有“反满复明”思想；但是我也不同意周汝昌认为这“是个笑话”。在这里，我请周汝昌弄清楚一个界线问题。即“索隐派”是在研究《红楼梦》而不是在研究曹寅。还有“索隐派”的“反满复明”论的蔡元培在他的“索隐”里提出的“《石头记》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7页）， 这种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红楼梦》不存在“真事隐”与“假语村言”的问题，那么一个偶然的凭空偏造的“三月十五日”自然与李自成三月十五日兵临城下，三日后攻破北京城池，明愍帝三月十九日上吊煤山这一历史事件无关；要说有关，自然是一种附会的偶合。但《红楼梦》是一种以“真事隐”与“假语村言”为基调的“游戏笔墨”；而且还有几处的《红楼梦》日期与明末清初事件有关，比如说，一个令人不解的薛蟠“生日”的五月初三和林黛玉的“泣残红”的四月二十六日，被曹雪芹写成同一天又不同一天，这本身就是多尔衮于五月初二占领北京、五月初三发号满洲命令和“扬州十日”于四月二十六日开始大屠杀日期的变相重合。

《红楼梦》的“索隐派”认为曹雪芹有“反满复明”（实际上曹雪芹是一种“反满复汉”思想，张宜泉的“浮名应付楚弓遗”和《红楼梦》中的有关内容便是一个明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曹寅有“反满复明”思想，因为曹雪芹与曹寅毕竟所处的时代与地位不同。曹寅仅有不满于满洲入主华夏有背于他的民族“正统”观念而已，其“臣汉”思想才是曹寅民族思想的精髓。

对曹寅思想的研究，周汝昌除了以上研究外，在其文中还列举了曹寅在他的《续琵琶·制柏》一折中借蔡文姬之口写出的一只《风云会四朝元》的曲子。其曲中有“胡羌猎过，围城所破多，斩截无遗，尸骨撑卧。妇女悉被掳。又长驱西去，詈骂难堪，捶杖频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欲坐无一可！（口茶）！彼苍者何辜，生长中华，遭此奇（阝厄）祸？……”（见周文36--37页）。

这是曹寅笔下的词语。这词语实不过是当时满洲杀掠辽东一带的写照，这个问题周汝昌已作了举例说明，此处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不过只要我们细心一看，从曹寅“胡羌”一词的运用和曹寅的沉痛用笔就足见曹寅的民族意识如何了。

曹寅的民族思想就研究到这里。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只看到曹寅与康熙皇帝特殊关系一面；还要看到曹寅在明末名士交往过程中其民族意识“复原”的一面。这曹寅思想的两面性就变成了曹寅既有报效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又有不满于满清借明末农民起义亡明之机而强夺入主华夏的“臣汉”“之心”，它组成了曹寅独特的民族思想。

我们通过对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曹家的民族意识在曹寅时期就开始发生裂变，他已不是一个纯粹效忠满清王朝的忠实“奴才”，而是一个颇感民族耻辱的炎黄子孙。当然由于其地位所在，曹寅思想当然还发展不到彻底与满清王朝决裂的程度，不过曹寅的这种民族思想已为曹雪芹的更强烈的“反满”民族意识开了先河。

当然对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它对曹雪芹的社会思想的研究，仅仅是一个侧面，也即是曹寅的民族思想对曹雪芹思想潜在影响的一面。至于曹雪芹是否有一个“反满复汉”的民族思想，我们下面再接着研究其它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