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传奇》成稿于嘉庆三年（1798年）。在这以前，他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秋，即《红楼梦》程甲本出版的第二年（发行的当年）已写成《葬花》一折（见《红楼梦传奇》作者自序），早于孔昭虔嘉庆丙寅年（1796年）编写的《葬花》四年。所以仲氏乃改编《红楼梦》为戏曲的第一人。仲氏《红楼梦传奇》写成后，嘉庆四年由友人刊于京师。此后，已知的尚有同治年间友于堂刻本，光绪三年（1877年）上海印书屋排印本。

　　《红楼梦传奇》共五十六折。前三十二折写《红楼梦》本事，而后二十四折则是写的《后红楼梦》故事，与曹雪芹、高鄂的《红楼梦》无关。所以阿英在编《红楼梦传奇》时，只选用了前三十二折，这是很有见地的。仲著《红楼梦传奇》前三十二折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基本忠于原作。他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是将长篇小说《红楼梦》改编为全体戏曲的第一人。在没有多少前人经验可作借鉴的情况下，将《红楼梦》这一巨著改编为全本戏曲，确非易事。正如他在剧本凡例中所说：“红楼梦篇幅浩繁，事多人众，登台演戏，既不能悉载其事，亦不能遍及其人……不过传宝玉、黛玉、晴雯之情而已，有移此事出有因于彼事，有移彼人之事于此人者……”他删繁就简，突出主线，集中概括，浓淡相宜，这说明仲氏是深得改编戏曲的三昧的。这在今日也许只是常识性的问题，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见识，并不是很容易的。仲氏的这一尝试，不能不说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葬花》一折中，他将葬花与共读西厢移并于一折之中，使情节较为集中。今人改编的《红楼梦》戏曲，也将这两节并在一起，如果不是受他的影响，也是所见略同。

　　二、《红楼梦传奇》把贾母作为鞭挞的主要对象。在他的笔下，与高鄂续书一样，史太君是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这是很有见地的。为了突出贾母的凶恶形象，他把贾母用净角扮演，实在是很大胆的。在《焚稿》一折中，在黛玉垂危时，贾母前去探望，说什么“孩子家从小儿一处顽笑亲热是有的，到了懂人事就该分别些，才是女孩儿的本分，我才疼他，若是他有别的念头，成什么人了。（冷笑介）我可白疼了他呢。从来医心无药，林丫头果若是心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贾母的阴险冷淡，跃然纸上仪征詹肇堂在剧本的题辞中写道：“填词若准春秋笔，首恶当诛史太君。”显然是受了仲氏在改编剧本时，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根源有着深刻理解的，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曾是封建官吏的仲氏本人，能用戏曲的形式来揭露和鞭挞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残酷，更是难能可贵的。

　　三、仲振奎不愧是个戏曲家，他通晓音律，熟谙曲牌，填词才能极为杰出。《红楼梦传奇》的韵文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其特点之一是富有抒情性，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如在《鹃啼》一折中，李纨哭黛玉时唱：“才非福，艳难留，玉人偏厄运；叹泡沤，万种悲凉态，离魂时候，竹梢残月挂帘钩，灯光暗如豆。”情景交融，令人听后萦回脑际，久不能忘。其特点之二是形象鲜明，借物寓意，比喻恰当。如《焚帕》一折中黛玉在焚帕前唱：“俺只为苦仁儿个中如杏，俺只为怕飘风波面如萍，俺只为靠周亲免叹机丝命，俺只为爱彼温柔心性。谁知道没相干云消天净，还说什么春花结冢，秋雨挑灯，鲛绡寄泪，诗句含情。值不得回头一笑却冰冷！”这一连串形象化的比喻，道出了玉人心境，哀婉凄凉，催人泪下。

　　此外，出语浅显，雅俗共赏。如在《索优》一折中，宝玉被打后黛玉的一段唱：“如雨泪滂洋，透了罗衫又罗裳，更谁人仁爱似你心肠？相看处痛都忘。休悲念精神无恙，暑云凉雨空园里，珍惜自身为上。”语极平白如话，老妪能解，而又情真意切。李渔论戏剧语言时提出：“贵浅不贵深。”又说：“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可见，仲氏是实践了李渔主张的。

　　然而，仲振奎毕竟不是曹雪芹。他二人身世虽然相似，但思想上差距很大。仲氏一生潦倒，却醉心于功名。他在悼亡诗中说：“一事语君难慰取，此身不上孝船。”对一生没有考上个举人，视为终身遗憾。这和借宝玉之口，批评热心于功名富贵为禄臺的曹雪芹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改编的《红楼梦传奇》竟引用了《后红楼梦》故事使宝、黛团圆。他在嘉庆四年刻本凡例中说：“前红楼梦读竟，令人悒怏于心，十日不快，仅以前书度曲，则歌筵将阑，四座无色，非酒以合欢义。故合后书为之，庶可拍案叫快，引觞发慌满也。”这种世俗之见，乃至连高鄂都不如了。除此之外，在前三十二折中，写一僧一道是骗子，史湘云成仙等等，均属败笔。当然，我们不必过多地苛求古人，仲氏毕竟是把《红楼梦》改编成戏曲的第一人，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