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 北方论丛
原刊地名 哈尔滨师大
原刊期號 198201
原刊頁號 16--25
複印期刊 198201
年份 1982



　　在《红楼梦》里，《姽婳词》是郁郁诗林的一木，情节波涛的一粟；同时又是激起狂澜的礁石----贾府被抄就是以它作的导火线。

　　这并不是我们故作惊人之语，《姽婳词》在《红楼梦》悲剧结构中的地位委实如此，只是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


一

　　贾宝玉和贾政的矛盾，说到底，是“父与子”两代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矛盾。贾政“闲征姽婳词”与贾宝玉写作《姽婳词》，既是他们各自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反映了他们父子间思想上的深刻对立。

　　贾政“闲征姽婳词”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他至一达官贵客家赶诗坛文会，“快散时忽然谈及一事”，想到了这一题目，当然是偶然的。可也是必然的。首先，贾政这些名利场中人，他们的附庸风雅，行诗坛文会，实际上是一种谈讲仕途经济、练达人情的特殊形式。所以每遇这类文会，贾政必携子弟前往唱酬。因此于文会上想起林四娘这类忠义题目，就事有必然。其次，林四娘这一题目，“‘风流 逸，忠义慷慨’八字皆备，倒是个好题目，大家要作一首挽词。”贾政作为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代表，自然会产生浓烈的兴趣。再次，“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漏未经请奏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与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因此，林四娘这一题目也就情同应制。贾政这些“国贼禄鬼”自然“都要作一首《姽婳词》，以志其忠义。”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书里所说的贾政鉴于贾宝玉在举业问题上无望，遂转而期望其能发迹于“诗酒放诞”。唯其因为如此，所以便把制作《姽婳词》当作贾宝玉的“终南捷径”。因此，所谓“老学士闲征姽婳词”实际上是“忙征姽婳词”，“忙”于颂扬“圣朝无阙事”以邀君恩，“忙”于“望子成龙”以光宗耀祖。明乎此，也就懂得贾政携题归来何以那么心花怒放，与清客相公们谈论此事竟至乐得语无伦次；并且又是让清客捉笔，口授了“一篇短序”，又是遂自提笔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写。”打开《红楼梦》，贾政对宝玉几曾有过这么和蔼可亲的态度！

　　贾宝玉写作《姽婳词》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姽婳词》是贾政从诗坛文会上带回的题目，并非出于贾宝玉的自择。然而他写出这么一首《姽婳词》，却又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具体地反映在它与贾兰和贾环所写的《姽婳词》的区别上。贾兰贾环的两首诗都以“流贼余党”作为林四娘的对立面，明确地颂扬了林四娘的“忠义之志”。与贾政所规定的题材及其征词的目的完全吻合。贾宝玉的《姽婳词》，情况则比较复杂。它既把林四娘与“流寇”对立，写道是“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实可伤，魂依城郭家乡近，马践胭脂骨髓香。”又把林四娘与“将士”对立，写道是“纷纷将士只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不期忠义明闺阁，愤起恒王得意人。”还把林四娘与“君相”对立，写道是“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前两点符合贾政所规定的题材，是由贾政征词的目的所决定的。后一点则全然出于贾宝玉的“杜撰”，是由贾宝玉的主观思想所决定的，耐人寻味。贾政明明是说：面对“流寇”，“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天兵一到，化为乌有，不必深论。”足见，自天子以臊百官与诗中所描写的形象迥然不同。

　　贾宝玉的这种“杜撰”是有意识的。这一点，书里说得很清楚：“宝玉虽不算是个读书人，然亏他天性聪敏，且素喜好些杂书。他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误失之处。拘较不得许多。若只管怕前怕后起来，纵堆砌成一篇，也觉得甚无趣味。因心里怀着这个念头，每见一题，不拘难易他便毫无费力之处，就如世上流嘴滑舌之人，无风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长篇大论，胡扳乱扯，敷演一篇话来，虽无稽考，却都说的四座春风。虽有正言厉语之人，亦不得压倒这一种风流去的。”这分明是告诉人们：贾宝玉对贾政“闲征姽婳词”的态度不同于贾兰贾环借题以“应制”，贾宝玉是想借题以“展才”。这分明是提醒人们：要注意贾宝玉《姽婳词》中的“无风作有”、“误失”和“杜撰”之笔。足见所谓“天子惊慌”云云，实乃此词的精髓。

　　贾宝玉为什么要这么“杜撰”呢？难道是出于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嘲讽文武百官缺乏林四娘的“忠义之志”？恐怕未必。贾宝玉心中历来只念“闺友闺情”，从未想过镇压“流寇”问题。此时此刻的贾宝玉正因“去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钗等一处”而“不忍悲感”，又哪来心思去谈“忠义”论“流寇”问题！再说，题材与贾政的征词目的规定了贾宝玉要将“流寇”与林四娘对立，然而词中所着力描写的是其对官军所造成的威压，并未对贾政所说的“抢掠山左一带”予以渲染以显其“害民”。这种对“流寇”的描写，它本身就具有客观性。再说，贾政曾明言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流寇”，并且是马到成功。要是贾宝玉写作此词意在力主对“流寇”的镇压，当会对天子和满朝文武持颂扬态度。因此，一些同志以《姽婳词》来论证贾宝玉对农民起义的仇恨，这恐怕是由词的题材和形象的多义性所引起的，而为曹雪芹始料所不及。

　　贾宝玉究竟为什么要这么“杜撰”呢？难道是出于有心唐突朝廷，故意诽谤君相？恐怕也不是。贾宝玉根本就反对“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主义的最高信条。认为“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会以对“流寇”是否镇压有力的问题去责难文武百官。况且，贾政是要将《姽婳词》三首及其所口授的一篇短序“配套成龙”呈送礼部“备请恩奖”的，这一点，宝玉知道得一清二楚。既然如此，纵然有唐突朝廷的思想，恐怕也不会公然去触犯“龙鳞”。

　　贾宝玉其所以这么“杜撰”，应该说，这是他的“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女子是水做的骨肉”这一思想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贾宝玉的这种“女尊男卑”思想与一般的反对“男尊女卑”的观念不同。比如李贽认为男女同样有智慧，不能说“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这并不存在女尊男卑的问题。比如一些话本小说和戏曲传奇中往往把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但所描写的这种女子只是作为女性中的个别，其对立面也不是整个男性世界，所以也不存在女尊男卑的问题。贾宝玉的反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以代之以女尊男卑的思想为特色的，其意义已越出对于重男轻女的思想的抨击范围，实质上是意在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否定封建社会的合理性。要知道封建社会是男性至上的世界。特别是在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反映在统治阶级的格言上，就是“牝鸡司晨，唯家之索”；所以母鸡打鸣，就要杀它。反映在政权上，就是除了武则天以外都是男性承皇位，女性也不能为官作宦。反映在神权上，就是最高神祗均是由男性去充当。反映在族权上，就是族长不能由女性来任职。反映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就是妇女只应该遵守“三从四德”的教训，服从夫权和父权；母亲也须尊从儿子的权位，体察儿子的意旨，凡此等等，都反映了妇女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之权可言。因此，贾宝玉的女尊男卑的思想发展下去，就必然会使他唐突朝廷、诽谤君相，不论其自觉与否。正如一位先哲所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一把天然尺度。所以贾宝玉的“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女子是水做的骨肉”这一思想观念似是荒诞，实际上乃是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

　　坚持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也就是对程朱理学的有力抗击。正因为如此，所以《姽婳词》中“天子惊慌”云云这种“杜撰”之笔，与李贽对那些成天空谈“天理”的虚伪的学者们的嘲讽也就如出一辙----“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⑴由此可见，所谓“天子惊慌”云云，又是贾宝玉平素对“凡读书上进的人……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这一思想之深化的反映。

　　因此，如果说贾宝玉的这种“杜撰”导至他对朝廷的唐突，这倒并非出于自觉，那么，他对“国贼禄鬼”的嘲讽，确实是出于有心。其妙处则在借渲染林四娘的“忠义之志”以行。

　　贾宝玉否定“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主义的最高道德信条，实际上也就是对封建主义的忠义观念的否定。既然如此，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贾宝玉对林四娘的“忠义之志”，究竟抱什么态度？“我为四娘长太息，歌成余意尚彷徨。”这含于言中的不尽之意，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只要看一看贾宝玉对群钗的具体态度，就不言自明。

　　首先贾宝玉由于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便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认为“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所以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把“女儿”两个字看得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之日，正是“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余波未平之时。“不忍悲感”的贾宝玉，把林四娘与须眉男子的相对照，借题以赞颂“女儿”，当是出于必然吧？

　　其次，贾宝玉从他对生活的观察，又不无慨叹地说了一句“混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怎么变出三样来的呢？当然是由于封建社会是个大染缸，随着“女孩儿”们入世日深，懂得了封建主义的利弊大事，日渐失去了“童心”的结果。林四娘作为恒王的宠姬。在贾宝玉心目中自然已成“死珠”。然而，毕竟仍是一颗“珠”，不是“鱼眼睛”，所以还是有其值得称颂的地方。“绣鞍有泪春愁重，铁甲无声夜气凉。胜负自然难预定，誓盟生死报前王。”这与其说是在称颂林四娘的“忠”----殒身于国，毋宁说是在称颂林四娘的“义”----殉夫以情。要知道贾宝玉是主张为人应“有情有义”的，第十九回曾这么写他对袭人的不满：“谁知这抠？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便是明证。

　　最后，同是“女孩儿”，思想倾向不同，贾宝玉对他们的褒贬不同。第三十六回，写贾宝玉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却每每甘心为诸丫环充役。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说是“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要注意的是第七十八回，写贾宝玉作完《姽婳词》，又去作《女儿诔》。王夫人一口咬定晴雯是“狐狸精”，《女儿诔》却说：“忆女儿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贾政称颂林四娘是“最是千古佳谈。‘风流 逸，忠义慷慨’八字皆备”。《姽婳词》只说：“我为四娘长太息，歌成余意尚傍徨。”两相对照，褒贬自见。原因在哪呢？显然是在于晴雯之死，死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林四娘之死，除了有死于殉夫以情的一面以外，还有死于殒国以忠的一面，终不免有“邀忠烈之名”之嫌。因此，如果说第七十八回对晴雯的赞美就是对林黛玉的赞美，那么第三十六回对薛宝钗的“太息”就是对林四娘的“太息”。而这种褒贬又是属于对“女儿”内部的褒贬。

　　贾政喜爱林四娘是喜爱其“风流 逸，忠义慷慨”，可以“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贾宝玉喜爱林四娘是喜爱其英姿飒爽，义重情深，足以生辉巾帼，羞煞须眉。贾政期望贾宝玉把《姽婳词》写成应制诗，藉以接履青云之上。贾宝玉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写林四娘的“忠义之志”，暗刺国家已到无人可用的田地，并对林四娘的“忠义之志”寓贬于褒。难怪贾政感到“虽然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然而，一则由于“众人都大赞不止”，二则由于词中所含褒贬是借渲染林四娘的“忠义之志”以行，三则也由于“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殷切，所以贾政这位“老学士”还是乐呵呵的，满以为将它呈送礼部，会给贾府带来福音。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里认为：把“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加以对比”是进行“卓越的个性刻画”的有效方法。贾宝玉和贾政对林四娘都是持赞美态度，《姽婳词》又是出自贾宝玉的口、记自贾政的手。贾宝玉一面念，一面自我欣赏；贾政一面记，一面点头微笑。多么融洽的父子俩！然而妙也就妙在这父子俩似是无差别的境界里却显现出这父子俩思想上的深刻对立，并从而在加以对比中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个性刻画。


二

　　贾政将《姽婳词》呈送礼部以“备请恩奖”，备请予以“恩奖”的，当然是林四娘，然而献诗者诗写得好，自然也会博得君王的赏识。谁知道，其结果却成为贾府被查抄的导火线。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是《红楼梦》情节安排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回目的命名艺术上。如“蒋玉函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除了提示该回一方面的内容以外，更主要的是用作日后两对婚姻的伏线。要注意的是“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这一回目。《芙蓉诔》是抄检大观园的结果，抄检大观园又是日后贾府被抄的预演。用脂批的话来说，就是雪芹喜用的“特犯不犯”之笔。既然如此，《姽婳词》当然也就暗伏后来贾府被查抄的起因。它的伏线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书中已点昊？贾政“闲征姽婳词”是要将其“呈送礼部”，与“大家”竟邀“龙恩”。这与就“试才题对额”组成两个遥相辉映、特犯不犯的情节画面。贾政“试才题对额”的目的在于想“使贾妃见之，知系其爱弟所为，亦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说得明确一点，就是想借此以博取元妃的高兴。因此，他又想以《姽婳词》去“邀取圣恩”，这既是“试才题对额”之情节发展的必然，也完全符合这个“禄蠹”思想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这次的结果与上次恰好相反：邀“龙恩”结果是触犯了“龙威”，跌入了文字狱，点燃了贾府被查抄的导火线！何以见得？《红楼梦》的情节发展规律、悲剧结构特点以及有关脂批可证。

　　首先，贾府被查抄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财产再分配问题。这在前八十回已有暗示。一是，忠顺王府派来向贾宝玉要蒋玉函的长史官对贾政的态度十分冷漠，秦可卿出丧与贾母八十大寿忠顺王府均置若罔闻，说明忠顺王府与贾府不睦。二是，孙绍祖之所以敢于任意作践迎春这个“侯门艳质”，并且动辄就说“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这不是一般地行使“夫权”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迎春个人懦弱。它反映了贾府与孙绍祖这类“新贵”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贾府随着其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而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的虚弱地位。三是，书中对元春的描写主要是截取了其一生的两个横断面：“榴花开处照宫围”和“虎兔相逢大梦归。”其间以太监往返于宫中和贾府作穿插。因此，太监对贾府的态度如何也就反映了元春宫廷生活的状况。如果说，第十三回写“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与贾府的热络，是元春将“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的征兆，那么，第七十二回写贾琏说“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便是元春在宫中已经失意的反映。同时，贾府作为“诗礼簪缨之族”，并以“体仁沐德”为其主要特点，虽则家无犯法之男，却亦颇多恶迹。这些恶迹也完全可以被政敌用作整它的把柄。一是，王熙凤因贪图贿银三千两而包揽词讼，遂导至张金哥与其未婚夫双双自杀问题。二是，王熙凤与都察院演双簧，捉弄贾琏，逼死尤二姐，随后又想杀死出面告状者张华问题。三是，王熙凤放高利贷问题。四是，在国丧和家丧期间，贾珍邀集诸世家子弟聚赌并与贾蓉行“聚麀之诮”问题。五是，贾雨村为了讨好贾府和王府而“乱判葫芦案”问题。六是，贾雨村为了巴结贾赦而构陷石呆子以索其古扇问题。这后两个问题虽属贾雨村的徇情枉法，而一旦他倒踢一脚也会罹罪于贾府。凡此等等，又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贾府的政治危机四伏！然而，这只是贾府政治上的一方面情况。贾府在政治上还有另一方面情况。它属于赫赫有名的“京都八公”，又是皇亲国戚，具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特点。其所以会“死而不僵”，是由于“扶之者众”。它的种种恶迹之所以得逞，也正是“扶之者众”的一种反映。况且，且不说它与史、王、薛三府是连络有亲，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直到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大庆”，还“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环四个，帑银五百两。……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况且，王熙凤与都察院演双簧，这事发生在第六十九回，堂堂都察院竟然绕着这位少奶奶的指挥棒转，也说明贾府的权势仍然是炙手可热。全面衡量贾府的这两个方面情况，它的那些恶迹可以说是说小就小，芯？大就大。说小，公侯门第家家都有，哪省都有一张“护官符”。说大，一旦飞祸临头，桩桩件件都是罪状。因此，倘若没有一个导火线，贾府的种种政治危机都只是一种潜在危机。

　　其次，贾政把《姽婳词》呈送礼部，目的既然是要与“大家”竞邀“圣恩”，那么，“大家”，当然也就要挑《姽婳词》的毛病。“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要是“大家”或其中有一人，诬以“故意唐突朝廷，诽谤君相”之罪，贾政将以何作答！这不是我们在危言耸听，当时的文网委实是如此。历史告诉我们：清朝出于统制文化，牢笼士子，一面除设科举以诱利禄之士，还有南巡召试，其献诗赋呈著述者，每有奖叙；一面又立文禁，甚至一字违碍，每兴大狱，犯者以大逆谋反论。其中便有贾政式的以献诗呈文而自罹文网的可笑情景。这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乾隆年间尤其如此。比如，乾隆十六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人王肇基，赴同知衙门献《恭颂万寿诗联》，因“毁谤圣贤”被奏请论罪。又如，乾隆十八年，浙江人丁文彬至衍圣公孔昭焕府第献书，因“内多大逆不道之言”被奏请论罪。同年，江西金溪县生员刘震宇自作《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至湖南献于布政使周人骥，因“书内有更易衣服制度等条”被奏请论罪。再如，乾隆二十年，山西兴县人刘裕后，假冒堂弟监生刘立后之名，将所著《大江滂》一书呈送学院，因“书中语多不解，且有狂悖之处”被奏请论罪。同年，山东德州生员杨淮震著书曰《霹雷神策》，献之于官，因“书多不经之谈”被奏请论罪。真可谓文禁如毛，缇骑遍地。雍正五年邹汝鲁进《河清颂》，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语，尚且以为讥讪，著交九卿严审定拟。贾政进《姽婳词》以内有“天子惊慌”云云之罹文网，著交九卿严审定拟，这又何足为奇呢！诚然，贾宝玉写出这种悖逆讥讪的诗句本是思想问题。然而，贾政握《姽婳词》呈送礼部，一罹文网，思想问题也就随即转化为政治问题。因此，说它是引起贾府潜在的政治危机之总爆发的导火线，恐怕并非全然出于臆测吧！

　　又次，要特加注意的是贾宝玉与王熙凤在厄运上的不解之缘。贾府处于一时烈火烹油之盛日，他们叔嫂“逢五鬼”。贾府处于“树倒猢狲散”之时，他们叔嫂又同被关入“狱神庙”。诚然，贾府一旦事败，其主子难免不受缧绁之苦。然而，脂批中单单提他们叔嫂二人，可见其情况的特殊，甚至成了治罪的重点。朝廷问罪，照法律规定与传统做法，妇女和年轻男子一般发落从宽。然而，王熙凤与贾宝玉的情况却颇特殊，这就发人深思。王熙凤被关进“狱神庙”还可以理解，结交外官包揽词讼问题，蹂躏尤二姐至死问题，高利贷重利盘剥问题，凡此等等均是此人的罪状。贾宝玉为什么被关进“狱神庙”，并且是“一别西风又一年”呢？或许是由于贾环之流再一次诬以“逼淫母婢，不从致死”？诬以“混迹内帏，有伤风化”？凡此等等当然可以成为贾宝玉的罪状。然而决不是其被关进“狱神庙”的主要罪状，因为“‘脏唐臭汉’，……谁家没风流事？”再说，要是此时贾政夫妇的命运较贾赦夫妇等其他人好些，也定会从中袒护一二。反过来说，也就是此时贾政夫妇的命运较贾赦夫妇等其他人还差。问题就来了：既使年方及冠的贾宝玉被关进“狱神庙”，又使道学先生贾政比色中厉鬼贾赦问题还重，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恐怕只能是《姽婳词》吧！

　　再次，“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贾府的最大危机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儿孙一代不如一代”，似应在导至贾府的被查抄这一问题上，具体地反映为各有自己的“罪衍”。贾赦父子除了为王熙凤包揽词讼等所殃及以外，贾赦的主要罪状当是石呆子古扇问题，贾琏的主要罪状当是国孝家孝期间“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而凌逼致死”问题。贾珍父子除了为贾琏娶尤二姐事所牵连以外，他们的主要罪状当是国丧家丧中引诱世家子弟赌博问题。贾政和贾宝玉呢？贾雨村当然会倒踢一脚，把乱判“葫芦案”的罪责推到贾政身上。但这既不是他本人的罪衍，也不会成为他的主要罪状。贾政和贾宝玉这思想对立着的父子俩，他们的主要“罪衍”和“罪状”只能是殊途同归的《姽婳词》问题。此外，贾政还有一个可为政敌所用的把柄，就是大观园具有御苑规格。贾政与贾赦谁将成为一条最破的船，“僭越”这场连夜雨就会落到这条船头上。显然，贾府事败时在“父”字辈获罪最重的是贾政，在“玉”字辈获罪最重的是贾宝玉。正因为如此，所以于世路好机转的贾琏才敢于休弃王夫人的亲内侄女王熙凤。贾府事败时是否有遇难呈祥的子孙呢？当然有，就是贾环和贾兰。此二人的《姽婳诗》，特别是贾环的讴歌“忠义”颇力，倒可以看作“佳谶”。要是朝廷又“念及贾府祖宗功勋”果真赐了他一官半职，这本身就又是作者对朝廷的讥讪！

　　还需一提的是“闲征《姽婳词》”与“试才题对额”的遥相掩映、特犯不犯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书中对元春的描写只写了她一生中的两个片断，即“榴花开处照宫帏”与“虎兔相逢大梦归”。“试才题对额”是由“榴花开处照宫帏”引出；反之，“闲征《姽婳词》”就有可能又是在为“虎兔相逢大梦归”作引⑵。第十八回写元春归省时点了四出戏，其中之一是《乞巧》。脂批云：“《长生殿》中伏主妃之死。”以杨玉环之死喻元春之死。第三十回写贾宝玉因薛宝钗体胖而比之为杨玉环，薛宝钗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象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实即把贾宝玉比为杨国忠；也起伏笔作用。杨贵妃之惨死鬼嵬坡，实受杨国忠之牵连。是故，说《姽婳词》对元春的悲剧结局具有催化作用，恐怕不一定是深文周纳吧！

　　贾政此次赴诗坛文会，作者尝戏称之为“寻秋之胜”。果然，《姽婳词》这个最后寻到的“好题目”，却成了贾府在政治上由桃李春风到草木凋零的“转捩点”。

　　高鹗和程伟元在他们的《红楼梦引言》里是以所续后四十回做到“前后关照”、“有应接而无矛盾”自诩的。然而对于《姽婳词》这么一条重要伏线竟无一字相“应接”。莫非是由于没有看出？否！是不敢承认。这反映在他们一板斧就砍掉了四百零三个字上。这四百零三个字，其中既包括贾宝玉撰写的《姽婳词》的心理。亦即“自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云云，又包括贾政“闲征姽婳词”的心理，亦即因见贾宝玉竟然颇能解“诗酒放诞”遂以为“也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云云。这么一删，一则模糊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二则把人们对《姽婳词》的注意力引向了“志”林四娘的“忠义之志”，三则也就把“闲征《姽婳词》”在书中的伏线作用变成可应接可不应接的“游丝”。然而，贾府的被抄又总得有导火线，于是高鹗辈便杜撰了两条。一条是“醉金刚小鳅生大浪”，散布贾府的“风声”，迅速传到了“两位御史”的耳里；一条是正巧李御史“参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而这京官就是贾赦，所以“火上浇油”。没有贾政的罪款，与贾宝玉更是毫无瓜葛。因为所谓贾府被抄，实际上是“二公”里被抄了一个半：宁国府和荣国府里的贾赦这一房。程伟元、高鹗这么写，无非是为他们编造的贾府“沐天恩”、“延世泽”、“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打下基础。如果贾政父子有罪款，贾府当就只好是“树倒猢狲散”！这岂不是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姽婳词》是导至贾府被查抄的导火线！


三

　　《姽婳词》是贾府被查抄的导火线，还可以从《红楼梦》悲剧结构的特点来窥测。

　　《红楼梦》是以“闺阁”题材反映社会主题的。妇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以“闺阁”题材反映社会主题不足奇，奇的是《红楼梦》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是由于作者在艺术构思中巧妙地赋于三个问题以统一性：即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贾宝玉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的问题，贾府由一时鲜花着锦之盛而一败涂地的问题。

　　统一不等于同一。贾府由盛而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切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其所“遗之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其中“略可望成”者，“唯嫡孙宝玉一人”。因此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也就直接决定着贾府的盛衰。无论是出身门第，还是个人才貌，林黛玉和薛宝钗均堪称“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二人的优劣在于思想品格的不同，在于对人生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则必锺情于薛宝钗；反之，则必锺情于林黛玉。诚然，这三个问题又是相互影响的。然而，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却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是其悲剧性格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特殊反映；而贾府的盛衰问题则积淀并体现于他的悲剧性格之中。所以，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既是贯穿其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发展过程的脉络，又是贯穿贾府由盛而衰发展过程的脉络。这就使《红楼梦》的悲剧结构呈现出第一个特点，亦即以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为主线而展开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贾府的“树倒猢狲散”是由于它的被查抄。贾府的被查抄，是由于它的内外矛盾的总爆发。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可能不与主人公贾宝玉发生关系。他与这一事件的关系，不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应是促使矛盾总爆发之火（火念）的点燃者。而《姽婳词》这根火（火念）一点燃，一方面是导至贾府被查抄，贾府“家亡人散各奔腾”；一方面是导至他自己被关入“狱神庙”，由此而促使林黛玉“泪尽夭亡”⑵。这样，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宝黛爱情悲剧问题、贾府的盛衰问题三者也就归于统一。

　　贾府的盛衰问题又影响着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或决定着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等诸多人物的命运。贾宝玉在书中又正处于“主持巾帼，护法群钗”的特殊地位。群钗与他的关系虽则有亲有疏，有远有近，各不相同，然而她们的思想品格，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们的不幸生活遭际，却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渠道，或直接或间接，或强烈或微弱，共同作用于他的情感、观念、心理、志趣。从而醅育并加速其叛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之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混世魔王”。这就使《红楼梦》的悲剧结构呈现出第二个特点，亦即在人物布局上如脂批所说，“通郊 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遂成状若众星拱月又似石激涟漪式的网状结构。贾宝玉与拱照他的群钗的关系是“意淫”。激起贾府“树倒猢狲散”之情节波澜的当是贾宝玉“意淫”的产物，亦即写作《姽婳词》。否则，群钗的“各自需寻各自门”，也就不能“从石兄挂号”。这不言自喻。

　　《红楼梦》的悲剧结构实际上组合着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就是它着力批判的贾府正府，重点描写的大观园，略点虚说的太虚幻境。贾府正府是个“体仁沐德”、礼法森严的王国，也是罪恶的渊薮。大观园是个相对自由的天地，但它的上空笼罩着贾府正府这个魔影，太虚幻境实质上是大观园这个贾府里的“世外桃园”的“世外桃园”。从一干风流冤家“下凡造历幻缘”，到返归幻境，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年青一代的命运与人生道路问题；从而点明书中所描写的主要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又借第五回贾宝玉的神游阅册与佚稿中贾宝玉的观看“情榜”，并以一僧一道穿插其间，从而使这一世界忽隐忽露，与大观园和贾府正府遥相掩映。假若说，大观园最忙的人物是贾宝玉，那么，贾府正府最忙的人物就是王熙凤。贾宝玉忙于护法群钗，王熙凤忙于执掌家政。贾宝玉作为贾府诸子孙中唯一“略可望成”的人物，他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既是他悲剧性格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特殊反映，又植根于贾府的家世利益。王熙凤作为贾府的实际当家人，她的事业悲剧实质上反映了贾府的命运悲剧。王熙凤事业悲剧的三部曲，亦即从协理宁国府时的踌躇满志到面对荣国府的种种矛盾感到力竭心疲，到“身微命蹇”地“哭向金陵”，实质上反映了贾府由盛而衰的三部曲，亦即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到悲凉之雾笼罩华林，到家亡人散各奔腾。同时，王熙凤作为贾府的实际当家人，她在贾母等对“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作最后的选择上又无疑地会起高参作用；而贾母等其所以最后选择了“金玉良缘”，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显然就在于薛宝钗的思想品格有裨于将贾宝玉“规引入正”。因此，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和王熙凤的“半世”事业悲剧，也就成为书中的主要故事。王熙凤在《红楼梦》悲剧结构中的地位是仅次于贾宝玉而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相并。这就使《红楼梦》的悲剧结构呈现出第三个特点，亦即在情节安排上是“千经万纬”，“千经”中最绚烂的一条是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万纬”中最斑驳的一条是王熙凤的“半世”事业悲剧，其他风流冤家或人物的悲剧故事或经或纬地纵横穿插其间，而以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作为贯穿三者发展过程的主要脉络所形成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式的立体多层次网状结构。《红楼梦》的主线是贾宝玉的叛逆道路问题，而《姽婳词》则是其叛逆思想的结晶。它一方面引出贾宝玉的身陷囹圄，促成林黛玉的夭亡，亦即暗透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一方面又引出王熙凤的种种恶迹被查究，促使王熙凤的身陷囹圄，亦即暗透王熙凤的“半生”事业悲剧。这样，也就使这贯穿全书的一经一纬九九归一。

　　《红楼梦》的悲剧结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对称美。这种对称美反映在人物的布局上，比如以贾宝玉为中心，一边是林黛玉和晴雯，一边是薛宝钗和袭人，形成对称性。这种对称美，反映在情节开展上，就是善于运用应接、映衬、对比等等方法，让相类的情节事件重复地出现两次，构成两个相互辉映、特犯不犯的画面。比如，两次写贾宝玉至太虚幻境，一在第五回，写贾宝玉的“神游”，一在佚稿末回，写贾宝玉的“遁入”；一侧重于描写贾宝玉的阅册听曲，藉以暗示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一侧重于呈现“警幻情榜”，《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云云，藉以点明主要人物的性格悲剧的特点。又如，两次写宁国府的丧事，一在第十三回，写秦可卿的丧事，侧重于暴露贾府的“儿孙不肖”；一在第六十三回，写贾敬的丧事，意在侧重于显示各世家子弟皆然。再如，两次写荣国府的喜事，一在第十六回写元春的加封贤德妃，一在佚稿中写探春择得“贵婿”；一侧重于写贾母等的“喜气盈腮”，迎来的是一时烈火烹油之盛，一侧重于写双亲等的“哭损残年”，导至的是将来诸子孙流散。还如，“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是日后贾府被查抄的预演；“俏丫头抱屈夭风流”是后来林黛玉“泪尽夭亡”的前奏，凡此等等。这些特犯不犯的画面，同中有异，于两相映照中既反映了生活的横长，又开掘了生活的纵深。而如前所说，“闲征姽婳词”与“试才题对额”是特犯不犯。“特犯”之处，是都是出于贾政的邀宠；“不犯”之处，是一博得的是贵妃喜，一博得的是君王怒，终于成为贾府被抄的导火线。

　　最后，《红楼梦》格调有三变。第五十四回以前，重点是写贾府的回光返照，一时烹油着火之盛；五十五回以后，衰音日显，但权势仍炙手可热；七十九回以后，即自“薛文龙悔娶河东狮，贾迎春误嫁中山狼”起，格调又突然一变，始写贾府感受到世态炎凉。脂批有云“后三十回”，照我看，当从第七十九回算起。是故，原著实为一百零八回。由此也可看出《姽婳词》在全书悲剧结构中的转捩作用。

　　《姽婳词》是导至贾府被查抄的导火线，假若我们的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那么，贾府的被查抄实质是反映了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王朝的冲突，这是他叛逆思想发展的必然。这种推断，似亦符合《红楼梦》托情言政的艺术特点。

　　由于八十回以后的原稿不幸迷失，要认识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本来面目，需要对佚稿部分作一番探索。这一工作很艰难。因此，难免不走弯路。我这篇东西可能就走在弯路上，然而却是久萦于我心的，所以写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⑴《焚书·因记往事》。

⑵所据底本属早期脂本的《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中“虎兔”作“虎兕”。“兕”不可能是“兔”的声误，也不可能是“兔”的形误，且笔划又比较别扭。所以，不大可能是抄误，倒有可能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底本。无论是把“虎兔相逢”理解为康熙与雍正在虎兔相逢之年的更换帝位，还是把“虎兕相逢”理解为喻指两派政治势力的恶斗，其共同的东西都是说元春死于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风云。

⑶林黛玉应死于贾宝玉被关在“狱神庙”之日。说详见拙作《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