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主线是什么？或云是宝黛爱情；[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或云是四大家族的衰败过程；[注：洪广思：《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或云有两条线，一是宝黛的恋爱，一是贾府的盛衰。[注：化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而我的粗浅看法则是：这部小说是环绕着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这么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其整个故事情节的。说得较为完整一些，就是：一部《红楼梦》是以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在人生道路问题土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以四大家族衰败为结局，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分化，从而预示了封建主义制度的必然溃灭，依稀透露出近代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微光。应该说，主题、主线、主人公三者高度一致，这是《红楼梦》在艺术结构上的一大特点。


一

　　《红楼梦》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就是脂评所指出的善于运用“画家三染法”。而前五回作者在运用这种手法逐步勾勒出故事轮廓的同时，就曾巧妙地点示了自己的艺术构思，其中也包括主线问题。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作者的这种点示。

　　首先，作者是把贾宝玉放在贾府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人地位。

　　《红楼梦》一开卷，就写了个神话。说：青埂峰下有块无材补天、性灵已通、女娲氏补天时用剩的顽石，再四苦求途经于此的一僧一道将它携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一僧一道接受了它的要求，将它变成一块扇坠大小的鲜明莹洁的美玉，袖之而去。顽石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又回到青埂峰下。一天，空空道人因访道求仙经此，顽石要空空道人把它所编述的当年“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注：庚辰本，以下引文皆同，本文论述不包括高鹦续书]抄去问世传奇。空空道人思忖半晌，答应了顽石的要求。这就是《红楼梦》的缘起。是故，这部书本名《石头记》。甲戍本凡例也说：“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又说：书中写“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这就把问题点得很清楚：既然石上编述历历的是它“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当然它也就是这段“陈迹故事”的历史见证者。

　　那么，顽石与贾宝玉又是什么关系呢？程甲本和程乙本都说警幻仙姑命名顽石为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因凡心偶炽，下凡投胎即是贾宝玉。甲戍本和庚辰本都没有顽石被警幻仙姑命名为神瑛侍者的说法。说的只是通灵玉为顽石的幻相、贾宝玉乃神瑛侍者的投胎。然而，“瑛”是似玉的美石。所以，照甲戍本和庚辰本的写法，神瑛侍者与性灵己通的顽石，应是属于同一共性的不同个体；二者“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便是贾宝玉和通灵玉的关系和形相。因此，“石头所记之往来”，也就是通灵玉的“身前身后事”。通灵玉随贾宝玉同时堕地，形影不离，又是后者的命根子。因此，通灵玉的“身前身后事”，也就是贾宝玉的“身前身后事”。所以，言顽石亦即通灵玉是其所历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的历史见证者，也就把贾宝玉放到了贾府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人的重要地位。

　　其次，作者是以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道德等状况为社会背景，把贾政和贾宝玉的矛盾一开始便纳入人生道路问题的轨道。

　　《红楼梦》第四回，以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好了歌解》，可以看作是这部书思想内容方面的概要。三者都写到地主阶级后继无人问题。

　　《好了歌》和《好了歌解》，由于一是跛足道人所唱，一是甄士隐“隐”去之前所作，所以作者给予了这两首歌以虚无主义的唯心论形态；对于这一形态是必须扬弃。但是，就其内核来说，却反映了作者从经济、政治、道德和继承人问题等诸方面对地主阶级所作的诊断，而结论则是这个阶级除了走向溃灭以外，不配有更好的历史命运；对于这一内核是不可忽视的。其中，“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实际上，说的就是地主阶级在继承人问题上所面临的危机。

　　《好了歌》和《好了歌解》的这一合理内核，到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又获得发展。“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冷子兴是怎样谈论贾府的兴衰兆的呢？日：“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从而也就把后继无人的间题，提到决定贾府之盛衰的首要地位。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着重演说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儿孙们，是如何地“一代不如一代！”同时也初步地介绍了贾府与史府和王府之间的“连络有亲”。待到第四回，又引进了薛府，并在一场人命官司中让这四大家族同登一张“护官符”上。脂砚斋在这一回回前写下了如下的一条总批：“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确实，这一回很重要。它写出了四大家族的富甲天下，权倾朝野；它写出了四大家族的“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它还写出了“儿孙不肖”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贾府，而且存在于薛府，乃是四大家族的通病和致命伤。脂批对“燕山仍旧窦公无”的深沉感叹，我认为是点出了这一回重心。

　　一个阶级，或政治集团，或家族，是否有可靠的继承人问题，乃是直接关系到它兴衰存亡的大问题。作者借冷子兴的口，明确地把贾府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危机看得比在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危机犹为可怕，并在第四回以及《好了歌》和《好了歌解》中，一再强调地主阶级后继无人问题上的严重性，道理就在这里。其实，出于阶级本能，头脑冬烘的道学先生贾政对于这一点，也是一清二楚的。试看他在贾宝玉周岁时就迫不及待地要试贾宝玉“将来的志向”，便是明证。贾政把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让刚满周岁的贾宝玉抓取，满希望他能抓官印之类，谁知他抓的却是脂粉钗环。政老爷大怒了，并因此而很不喜欢贾宝玉。这种典型细节描写，当然是对贾政的嘲讽。而从中也使我们看到：作者在他的艺术构思中把贾政和贾宝玉的矛盾，一开始便纳入了人生道路问题的政治轨道；而这一轨道又是以贾府的后继无人问题为路基的。

　　最后，作者又点明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实乃贾府盛衰之所系。

　　值得注意，第四回虽则写了四大家族的炙手可热，休戚相关，但其历史命运如何，并未作出正面回答；至第五回，方借宁荣二公之灵的口，一语破的，日：“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或问：第五回的灵魂何在？我认为就是这八个字。而正是四大家族的这种历史命运，决定了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等的人物命运。因此，如果说，第四回是全书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概要，那么，第五回便是全书的艺术结构方面的提纲。

　　实际上，不论是第四回，还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或《好了歌》和《好了歌解》，强调四大家族后继无人问题的严重性，也是在为第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对警幻仙姑的“剖腹深嘱”作引。因此，不妨让我们看一看，究竟是何事惊动了宁荣二公之灵，宁荣二公之灵又以何事嘱托警幻仙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其中推嫡孙宝玉一人，秉性乖张，生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这就把问题点得十分清楚：不是别的，是贾府“子孙虽多，竟无一可以继业”这件事惊动了宁荣二公之灵。宁荣二公之灵是以使宝玉“跳出迷人圈子”、“规引入正”这件事嘱托警幻仙姑；原因是在贾府诸子孙中唯他一人尚“略可望成”。而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的最后结论，也说宝玉其人是“成则王侯败则贼”。可见，贾宝玉走什么路和做什么人的问题，便成为贾府前途命运之所系。

　　警幻仙姑受宁荣二公之灵的“剖腹深嘱”，先以贾府“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贾宝玉“熟玩”，复“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目的是期望他“一悟”，从而把他“规引入正”。亦即让他“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贾宝玉却深负警幻仙姑的“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终于堕入“迷津”，从而使宁荣二公之灵对他的期望化为泡影。在此，不言而喻，贾宝玉于太虚幻境里所看到的贾府“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实际上也就是他后来在大观园里所看到的贾府“上中下三等女子之悲惨命运”。而贾宝玉之所以会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叛逆道路，又正是由于他对这些女子“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结果。这就又点明：《红楼梦》是以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为中心而展开其整个故事情节的。

　　写地主阶级的罪恶及其衰败，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写四大家族的罪恶及其衰败，是以贾府为重点；写贾府的罪恶及其衰败，是以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为中心。我认为：这就是作者运用层层皴染的办法，在前五回中所点示给我们的他的总的艺术构思。


二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一个总的特色，就是它所展示的画面象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多彩，天然浑成。而分析这一画面，则主要是由三组矛盾交织组成。即：封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封建正统势力和叛逆者的矛盾。其中，前两组矛盾是基础，后一组矛盾是主导。三组矛盾交错演进，而焦点是汇集在贾宝玉身上。围绕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贾宝玉和贾政等在人生道路问题上所展开的叛逆与反叛逆的斗争，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

　　不少研究者把《红楼梦》中的封建正统势力与叛逆者的矛盾，亦即把贾政和薛宝钗等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等的矛盾，归结为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是不正确的。必须看到，《红楼梦》中的上述三组矛盾，都有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都有其特定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

　　曹雪芹笔下的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不仅表现在贾府的统治阶层之间，也表现在贾府与皇宫和忠顺王府，以及与贾雨村和孙绍祖等新贵之间。这种矛盾不是一般的妇姑勃谿、昏君贤臣、忠奸斗法，而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问题上的鸡争鸭夺。并且，这种再分配的过程竟然进行得那么急剧，以致“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这又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曹雪芹笔下的封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贾府的统治者与晴雯等女奴，以及与黑山村等佃户之间，也表现在贾府的统治者与石呆子和倪二等平民之间，还表现在忠顺王府的统治者与蒋玉函等奴隶之间。这种矛盾，几乎反映了被统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反封建要求，其中就包括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意识与封建传统思想的对立，具有广阔的社会性。

　　曹雪芹笔下的封建正统势力与叛逆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贾政之流与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也表现在贾府的统治者与出身封建世家的柳湘莲和妙玉等之间。既然贾宝玉等封建叛逆者是新兴阶级思想萌芽的代表，那么，他们与封建正统势力的矛盾，当然也就超越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与反动的范围，而成为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这一点，应予以充分认识。

　　正因为《红楼梦》所展示的画面，是由这样的三组矛盾所组成，所以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政治历史小说来读。而作者的伟大匠心也就在于以前两组矛盾为基础，以后一组矛盾为主导，将三组矛盾极自然地揉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整体。三组矛盾的联系是在于对贾宝玉人生道路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又在于促成四大家族的一败涂地；而一以贯穿全书的主线则是贾宝玉的叛逆与贾政之流的反叛逆。这集中反映在曹雪芹笔下的三次重大矛盾冲突上。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这是贾宝玉与贾政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其酝酿过程是：

　　在封建统治的如磐重压下，先有瑞珠触柱，宝珠为尼，继有金钏跳井。然而，也出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先有智能儿私奔秦钟，继有蒋玉函逃出忠顺王府。贾宝玉既同情前者也支持后者。

　　贾元春“才选风藻宫”，使贾府在权势上到达了“烹油著锦之盛”，但为了筹建“省亲别墅”，也消尽了自己的“内囊”。并由此加剧了统治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表现为以贾赦夫妇为后台的赵姨娘与贾环暗中想夺贾宝玉之“嫡”，反映为先有赵姨娘买通马道婆行施“魇魔法”，继有贾环利用金钏事件在贾政面前“小动唇舌”。而与此同时，忠顺王府也以贾宝玉与蒋玉函的关系作把柄，派来府吏冷言冷语给贾政以难堪。

　　贾宝玉违抗贾政“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的意旨，不愿“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在家“愚顽怕读文章”而“甘心为诸丫环充役”，在外厌与贾雨村之流社会上层人物往返而喜同蒋玉函等辈社会中下层人物交游。

　　这样，三组矛盾就汇集到同一焦点上，而这一焦点正落在贾宝玉身上。但贾政想勒死贾宝玉的根本原因，是伯他将来“拭父拭君”，故妄图用硬的一手来改变他的人生道路，要他“回头是岸”。而宝玉对此的回答则是：“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并相应地于卧床不起时做了三件事：一是求莺儿打两根络“汗巾子”的络子，而在指定的配色上，则知一根是留给自己用，络蒋玉函送给他的“汗巾子”，一根送给蒋玉函，络他送给蒋玉函的“汗巾子”。二是曲意要金钏的妹妹玉钏“亲尝”他所爱吃的“莲叶羹”，以表露他对金钏的死所怀有的内疚之情和内心的痛楚。三是在爱情问题上排除了向来存在着的薛宝钗的干扰，与在叛逆道路上往往较他先走一步的战友林黛玉赠帕定情。真是：“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这样，也就由于他在严父的脸上看到了狰狞，而使他在叛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这是贾宝玉和王夫人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这次冲突也有其酝酿过程：

　　贾府这个活地狱里残酷的阶级压迫，点燃了奴隶们强烈的反封建烈火。优伶龄官怒斥贾府“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取乐的罪恶，强烈地向往着人身的自由。鸳鸯视堂堂世袭一等将军贾赦如草芥，以抗婚的形式谱写了一曲奴隶反封建的正气歌。“心比天高”的晴雯，更是既不屑于博取主子们的欢心和赏识，也不肯因风雨如磐的压力而稍微改变自己疾恶如仇的品性，她以“西洋花点子哈巴儿”去形容袭人的奴才相，正道出了她自己对封建统治者的“权威”的藐视。芳官因鄙视贾环而受到贾政之爱妾赵姨娘的欺凌，葵官等闻讯后一齐赶去与赵姨娘“手撕头撞”，出现了贾府所不容许出现的打群架形式。司棋也置封建道德于脑后，竟然和情人幽会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大观园，乃致不意丢失了绣春囊。直发展到如同平儿所说的：“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而怡红院里的“作反”，则直接获得了贾宝王的同情或支持。

　　贾府的经济危机也日益加深，尽管它榨尽了农民们的膏血，它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它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以致不得不卯年银子寅年用。随之而来的，就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越来越激化。王熙凤力竭心疲了，不得不一度退到幕后。王夫人令李纵、探春、薛宝钗共扶家政，而仍不让贾赦和邢夫人染指，致使邢夫人更为不忿。王熙凤害怕尤二姐生子而动摇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设计把尤二姐害死，导致了贾琏开始与她反目。邢夫人想利用绣春囊事件，打王熙凤一个下马威，同时也给王夫人以一点难堪。

　　贾政离家外任时，曾“选了百十篇”时文八股命贾宝玉读；贾宝玉竟未曾“成篇潜心玩索”过一篇。贾政认为“最要紧”的《四书》，贾宝玉也“偏又丢生了”，是“大半夹生”，“断不能背”。王夫人认为贾宝玉其所以如此，是被奴婢们所“勾引坏”的。既然她已知道绣春囊并非王熙凤之物，便决意在奴婢们中间查个“谁青谁白”。从而铲除形成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土壤，好让贾宝玉“好生念念那书！”而同时也给林黛玉以警告；这只要看看王夫人一想起晴雯的“眉眼”有些象林黛玉就怒不可遏，便是明证。

　　这样，三组矛盾又汇集到同一焦点上了，而这一焦点仍是落在贾宝玉身上。然根本问题仍是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绣春囊分明既不是蕙香，又不是芳官，更不是晴雯之物，这一点，王夫人于抄检之后是一清二楚的；可她却偏要把这三位无辜者一一逐出怡红院，而留下袭人以及袭人陶冶教育的麝月和秋纹。原因何在呢？用她的自画招供来说，就是：“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统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然而，贾宝玉自此“因去好生念念那书”没有呢？没有，而是写下了《芙蓉女儿诔》。在王夫人一口咬定晴雯是“狐狸精”的当时，贾宝玉却一面用金玉、冰雪、星辰、花月等来赞美睛雯的高洁，一面宣称场“钳波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堪说这篇诔文，是对于富有反抗精神的奴隶的颂歌，也是声讨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它反映了贾宝玉由于从慈母的脸上发现了血汗，而加速了自己的反封建主义的叛逆步伐。

　　“金玉姻缘”变为现实，“木石前盟”成为悲剧，照脂批和前八十回的伏线，这是贾宝玉和贾母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这次冲突，当然也有它的酝酿过程：

　　晴雯和芳官等的反抗是被镇压了，但王熙凤所怕的“众媳妇”的“笑里藏刀”式的斗争却得到发展。黑山村等庄户的破产，促成贾府财源的枯竭。司棋、鸳鸯、人画等女奴的最终结局，则又引起贾宝玉的关切和同情。

　　邢夫人和王夫人日益誓不两立，贾琏和王熙凤日渐反目为仇。贾府与忠顺王府和夏太监之流，以及与孙绍祖和贾雨村等新贵之间的矛盾急速加剧；并由于贾元春在宫中所遇的“虎兔相逢”的遭际而卷人了最高统洽阶层内部矛盾斗争的旋涡，形成一种巢倾卵破之危。贾氏姊妹成了这种种矛盾斗争的牺牲品，这使贾宝玉不能不有切肤之痛。

　　随着贾府陷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渊，封建家长们望贾宝玉能委身于仕途经济以期重振门楣的心愿也就如火如焚。因此，妄图用软的一手，即凭借薛宝钗的“停机德”，通过“齐眉举案”的途径，于“情切切”的柔言蜜语中规引贾宝玉“入正”，也就事出必然。又由于贾、薛两府向来的关系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借新的联姻结成权势和金钱的神圣同盟以共延残喘，也是势在必行。但黛玉是贾母的“面上人”，故最后决策者只能是这位“老佛爷”。从而也就扼杀了宝黛的爱情，断送了林黛玉的生命。这又不能不使贾宝玉五内俱崩。

　　这样，三组矛盾又汇集到同一焦点上，而这一焦点还是落在贾宝玉身上。并且，根本问题还是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脂批有回前总批云：“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文之妙，此曰（回）‘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回）‘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看到后三十回原稿的脂砚斋辈的这段话，正道出了贾母之流何以要成就“金玉姻缘”的用心，以及宝玉婚后与宝钗围绕着人生道路问题斗争的激烈。一则由于贾宝玉又从自己的老祖母的牙缝里发现了被食者的鲜血，二则由于贾府被抄时使他从锦衣卫的刀尖上看到了本阶级的尸体，遂使他最后决定用遁入空门的形式，以示与本阶级诀别。从而也就使宁荣二公之灵所寄于他的“略可望成”的殷切期望，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贾宝玉作为新兴阶级思想萌芽的代表，他的反封建的叛逆思想的发展，将属于这一前途。《红楼梦》正是以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他和贾政等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而描绘了一幅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阶级斗争的宏伟画卷。

　　因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与贾府的兴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当然也就不无一点道理。然而，我总觉得这种观点失之于普泛，没有触及向题的枢纽；而抓住枢纽，这恰恰是论述一部作品的主线的要求。


三

　　《红楼梦》还有个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就是目送手挥，托情言政。因此，要认清什么是它的主线，还必须弄清这种“言情”和“谈政”的辩证关系。

　　开卷第一回，便提到“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问题。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册子”，也大多涉及婚姻和爱情问题。见过原著佚稿部分的脂砚斋，说此书的最后一回还有张挂在太虚幻境里的“情榜”以与第一回照应。而事实上书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婚姻和爱情问题的出色描写，并且这种描写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强调《红楼梦》的政治主题而讳言其中的婚姻和爱情向题的描写，显然不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

　　关键是，《红楼梦》中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或婚姻悲剧，所用以锐明的是什么问题？不同的爱情或婚姻悲剧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是怎样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这，应该而且必须弄清楚。而只要略加分析，便不难看出：作者描写这些爱情或婚姻悲剧，绝不是在谱写什么“爱情的颂歌”，而是有其明确的政治用意的。跟前面所说的三组矛盾一样，它们的内在联系也是在于对贾宝玉人生道路的影响和作用，最后也在于促成四大家族的树倒猢狲散。谓予不信，请看例证。而为了论述的方便，试依其侧重点不同，约略分为四类作一简说。

　　一、司棋、尤三姐的爱情悲剧和鸳鸯抗婚。

　　照封建礼法，奴婢们的婚嫁，由主子说了算，配给谁就是谁可司棋却无睹于此，公然与自己的情人幽会于礼法森严的大观园。而当王熙凤抄检出潘又安给她的情书以后，她自感光明磊落，“并无畏惧惭愧之意”。最后又宁可以一死来捍卫奴隶们的道德情操，也决不允许主子们摧毁自己的恋爱自由。

　　来自城市贫民而寄食于宁国府的尤三姐，先是起而坚决抗拒贾珍和贾琏的躏辱，“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继之对母亲和姐姐正面宣布了自己的宗旨：“终身大事，一生至死，非同儿戏。”……必须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终于由于她的意中人柳湘莲因为没有直接了解她的机缘，念及“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千净罢了”，而不知道她是一朵怒放于野渎寒塘的“出污泥而不染”、“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红莲，在定约后而又想解约，她遂饮剑自刎，决然以一死保障自己的意志自由。

　　“家生子”是世世代代获不得人身自由的奴隶，可鸳鸯面对着贾赦的逼婚却公然宣称：“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并且正告贾母：“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竖横不嫁人就完了！”所谓“竖横不嫁人”，当然绝不意味着她是个僧侣主义者，恰恰相反，倒反映了她象司棋和尤三姐一样，要求坚持自己的婚姻自主；而为了捍卫自己的意志自由，纵然挣不脱罪恶的枷锁，也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

　　显然，《红楼梦》中的这一类故事，说的是爱情或婚姻问题，却不仅揭露了贾府的罪恶和黑暗，而且宣扬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婚姻观。这种婚姻观是与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相对立，而曲折地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道德观念的萌芽。

　　二、香菱、金哥、尤二姐的婚姻悲剧。

　　拐子把香菱养至十二三岁，卖给人品风流、家境小康、且又多情的冯渊。薛蟠与冯渊争夺香菱，打死冯渊，拖走香菱，如无事一般。冯家“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贾雨村接任应天府，“胡乱判断了此案”，并疾忙修书与贾政和王子腾，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从此，香菱被推入火坑，乃至“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张财主之女金哥已聘定于某守备之子。长安府知府的小舅子看中金哥，“打发人求亲”并“一定要娶”。张财主图势要退还守备定礼，守备拒不答应，打上宫司。王熙凤贪图张家三千两银子，以贾琏名义“修书一封”，指使长安节度使云光拆散了张金哥与某守备之子的婚姻，致使这一对未婚夫妇，一个悬梁自尽，一个投河而死。

　　王熙凤在发现贾琏偷娶尤二姐以后，她为了摆布贾琏，一面唆使与尤二姐订过婚的张华，到当时专管考察与弹劾官吏的中央机构都察院去告贾琏的状，以此恐吓贾琏；一面又派人到都察院去“打点”，示意都察院“只要虚张声势，惊吓而已”，以免给贾琏真的背上罪名。她为了整治尤二姐，一面唆使张华坚持要人，让都察院将尤二姐判归给张华，使尤二姐处于尴尬的地位；一面又派人去吓跑和收拾张华，让都察院不予追究，把此案了结。而尤二姐则由于不堪王熙凤笑里藏刀的精神折磨，只好吞金自杀。

　　不难看出，《红楼梦》中的这类婚姻悲剧，不仅揭露了封建官吏的徇私枉法，薛蟠的横行霸道，王熙凤的贪酷凶狠，更主要的还在于披露了所谓“国法王条”只不过是四大家族的“家法家规”，封建国家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员和行政机关只不过是为四大家族谋利造福的工具。同时，留下知情人葫芦僧、张华等人不死以及王熙凤给云光的信没有消缴，则又正如脂批所说，暗伏贾府行将一败涂地时，它的政敌可以用来公开整治它的把柄，而这把柄堪说是人证、物证俱全。因此，书中的这类故事，说的是个人婚姻悲剧，反映的却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实质和官场上的政治风云。

　　三、贾元春和贾迎春的婚姻悲剧以及贾探春的远嫁。

　　贾元春成为皇帝的妃子，给衰败中的贾府带来了回光返照，成为四大家族的撑腰人物，也使它们卷入了皇宫内部政治斗争的旋涡。贾元春的个人命运，也就成了四大家族的命运。然则这位贵妃自身的前途又将如何呢？第十八回，她归省时点了四出戏。脂批云：“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其中之一是《长生殿》中的《乞巧》。脂批云：“《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以被逼自缢的杨贵妃之死喻指贾元春之死作谶语，贾元春的结局可见并不美妙：这给贾府带来的影响如何，也就可想而知。《红楼梦十二支曲·恨无常》也说：“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又知贾元春的末日也就是贾府的末日。

　　贾元春的命运如此，贾迎春的命运就更悲惨，婚后不到一年便被丈夫折磨而死。这不是偶然的。孙家虽然门庭不及贾府高贵，但“家资饶富”，又“在兵部候缺提升”，乃是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实权的“暴发户”。贾府虽然门庭要比孙家高贵，但江河日下，充满种种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乃是个衰落户。所以这两家的联姻，在贾赦虽则不无交结新贵以维护自己的家世利益之意，但在孙绍祖却看作这是由于贾府还不起向他所借的五千两银子而把迎春“准折卖给”他的。既然孙绍祖乃是个“全不念当日根由”的“无情兽”，那么，他在贾府被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不用多说。

　　论者都认为贾探春的命运还算不错，她的远嫁是一种因祸得福。这见解是得自高鄂的续书，而续书中所写的贾探春的结局未必符合曹雪芹的原意。要是对前八十回中的伏笔和有关脂批作一番探讨，获得的将是另一种结论。诚然，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贾探春抽着的花签上，“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妙。但是，得“贵婿”者不等于本人婚后生活如意，贾元春的遭际便是明证。况且，诗“日边”句出自唐代高蟾的《下第》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第三句花在“江上”又与《判词》“清明涕送江边望”相关合，第四句也与灯谜风筝诗“莫向东凤怨别离”隐义全同。可见，作者以高蟾的《下第》诗来概括贾探春的命运，这是一种很巧妙的艺术构思。“天上”两句当隐指贾探春夫家的富贵繁华，“芙蓉”两句是隐指贾探春嫁后的冷落境遇。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把她的“册子”也归入“薄命司”。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贾探春的灯谜为风筝，有脂批云：“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反过来也就是说：贾探春远嫁是造成事败后的贾府诸子孙流散的原因，是使贾府败得更惨。

　　显而易见，《红楼梦》中的这类婚姻问题的描写，除了真实地表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是如何地错综复杂以及四大家族是如何地每况愈下以外，还着重地写出了贾府是原想借新的联姻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家世利益而结果却使自己衰败得更快和更惨。

　　四、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与婚姻悲剧。

　　这种悲剧，植根于四大家族兴衰与共的家世利益，以及贾宝玉对这一家世利益的坚决反叛；既是由四大家族休戚相关的历史命运所造成，又反映了四大家族的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它集中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封建社会里，“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注：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当然，《红楼梦》中的“谈情”并不止于这四类爱情问题或婚姻问题。比如，贾珍父子与秦可卿的关系，贾赦父子与秋桐的关系等，也是一类。这一类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封建贵族的道德败坏，并以此与司棋等女奴和黛玉等封建叛逆者的道德情操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当然，由于文艺反映生活的方式不同于科学，它不是分门别类，而是综合地反映，所以对这里所列举的爱情或婚姻悲剧，还可从其他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其社会意义。这，完全正常。

　　然而，仅就这里所列举的爱情或婚姻故事，以及我们所作的粗略分析，己足以看出：《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以“谈情”为表、“谈政”为里，二者血肉相联，苟有取舍，也就失去了此书。不言而喻，后者乃是此书的灵魂，前者只是它的形体。而由于“形体”易见，“灵魂”难察，所以作者曾不无慨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所以脂批也说：“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谓痴子弟正照风月鉴。若单看了家常老婆舌头，岂非痴子弟乎？”又说：此书“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说清上述种种问题，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否则，就难以看清书中贾宝玉的爱情故事和婚姻故事与其他爱情故事和婚姻故事的关系，也就难以正确认识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意义及其主线。

　　那么，从上所述，我们看出宝黛爱情故事与前三类爱情或婚姻故事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不是主从关系？不是。前三类爱情或婚姻故事是不是围绕着宝黛爱情故事而展开并为宝黛爱情故事而服务？不是。它们是一种彼此遥相呼应、相互映衬的关系。所以，尽管宝黛爱情故事是其中最生动、最完整的一个故事，也很难说它是《红楼梦》的主线。因为一部作品的主线和副线的关系一般应是主从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副线一般应围绕着主线而展开并为主线而服务。

　　要是对上述几类爱情或婚姻故事再作进一步分析，则我们又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汇集点。即汇集在贾宝玉的身上，亦即汇集在对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这样那样的影响和作用上；最后又直接或间接地汇集在四大家族之彻底衰败的历史必然性上。

　　“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对立，本身自始至终就是以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为中轴。第八回，庚辰本的回目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这是钗黛二人之间矛盾冲突的起点，而话锋却渐渐转向并落到宝玉的读书写字问题上。第三十二回，宝玉说自己其所以与宝钗“生分”是由于她好说“混账话”，即总见机劝导他去立身扬名；其所以不与黛玉“生分”是由于她从来不说“混账话”，否则也“早和他生分了”。而黛玉于无意中闻得此言，竟至喜不自胜，“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从此宝黛心曲相通，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口角。第三十三回，贾政要勒死宝玉，焦点是人生道路问题，与宝黛爱情纠纷无涉，但当贾宝玉在人生道路上自此迈出了坚实的叛逆性的步伐，也就以赠帕的方式与黛玉正式定情。这里，谁决定谁的问题是一目了然。而即使是黛玉之死也没有促成宝玉立即遁入太虚幻境，待到又经历了贾府被抄所带来的悲欢离合和世态炎凉，宝玉才以一冷入空门的形式与本阶级作最后的诀别。再说，第三回中的《西江月》二首，实际上是作者塑造宝玉形象的人物提纲，而在这两首《西江月》里，无片言只语提及宝黛爱情问题，所反复咏叹的乃是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凡此，便是明证。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斗争，焦点是落在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上。其他几类爱情或婚姻悲剧，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往这一焦点上汇拢。仅前八十回中所明确写出的，便是证明。比如，第四十六回，写宝玉闻知贾赦要逼娶鸳鸯为妾，“心中自然不快，只默默歪在床上”。又如，第七十回，写“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第七十七回，又写他因目睹司棋被逐而“不觉如丧魂魄”。再如，第七十九回，写宝玉见薛蟠将娶夏金桂而替香菱“担心虑后”；因迎春嫁给孙绍祖而作《紫菱洲歌》，吟出“蓼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纤梗”。实际上，贾宝玉的这种“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的过程，也就是他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他与贾政等封建卫道者由间接冲突发展为直接冲突的过程。不待说，他的“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当然包括对林黛玉的命运的深深关切。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的“命意”时曾明确地指出：“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注：鲁迅：《‘绛洞花主’小引》]确实，四分五裂、内部矛盾重重的封建统治者，他们以为杀人越多，敢于反抗者就越少；但事实正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不只加剧了奴隶们的反抗，还加速了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而贾宝玉所看见的“许多死亡”，其中就包括我们上面所列举的爱情或婚姻悲剧故事里的人物。

　　《红楼梦》里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或婚姻悲剧，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前面所论说的三组矛盾一样，都是在于对贾宝玉人生道路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又在于促成四大家族的一败涂地，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相同。因为这些爱情或婚姻故事，实际上乃是那三组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也就再一次证明：《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以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而展开其纷繁多姿、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的；所以，可以而且应当把它作为政治历史小说来读。

　　由于宝黛爱情的产生和发展与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一致的，也由于宝黛爱情故事乃是书中种种爱情或婚姻故事中最动人、最完整的一个故事，它与其他一些爱情或婚姻故事的关系虽则不是众星拱月式的主从关系，却是交相辉映的群星中的最亮的一颗，所以认为它是此书的主线，这当然也不无一定道理。然而，终失之于流于片面和表面。因为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乃是书中各类爱情或婚姻悲剧以及晴雯等人物的不幸遭际之作用于他的思想感情的一种综合反映，又更何况宝黛爱情故事也是以贾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为中轴。所以，说宝黛爱情故事是《红楼梦》的一条重要线索则可，说它是此书的主线则不确切。

　　为简明地区别于“宝黛爱情故事说”、“四大家族衰亡过程说”，我把自己的观点概而言之称为“贾宝玉叛逆道路说”，并以此就正于《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稿
一九七九年四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