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康熙皇帝在一六八四至一七○七年之间，一共六次南巡，还不算其中因太子生病而中辽折回的一次。南巡的主要原因是视察河工。不过，不可否认的这其中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康熙要趁此机会访察南方的民情吏治，安抚明朝遗民。江南一带许多不称职的官员，都是康熙南巡以后被撤职的。不过这些都只造成一些一时性的影响。我们今天事后检讨，康熙南巡所產生的最长远的影响，是为我国留下了一部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这其中的关係有两点。第一，康熙皇帝南巡时在江宁的驻蹕处，后来就变成了《红楼梦》小说中的大观园。第二，皇帝南巡是造成曹家大量亏空的主因。这笔账目一直无法了结，最后曹頫终于被雍正皇帝抄家法办。换言之，康熙南巡是曹家前盛后衰，大起大落的关键。而这种前后盛衰的强烈对比，造成了曹雪芹对人生的“梦幻感”。也促成了他创作《红楼梦》的契机。这种强烈对比，在写成小说后，也来得特别戏剧化，特别感动读者。  

　　本文将根据已知的史料，简要的讨论（一）曹家在康熙南巡中所担任的职务，（二）曹頫被抄家的前因后果，及（三）江宁织造署与大观园的关係。


二、康熙南巡的行程与沿途安排

　　康熙皇帝体力强健，精神旺盛，人也特别好动。除了爱骑马射箭，还经常出巡。他经常到热河去避暑，到木兰去狩猎，还到关外及京畿附近各处巡幸。根据康熙实录，几乎每年都有他驻蹕在外的记录。康熙二十三年开始，又每隔几年到江南出巡一赵。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地方设有行宫（如盛京、热河、曲阜、扬州）以外，其他各处都是在当地官署中驻蹕，或是由大臣邀请临幸家中。康熙没有广泛设立行宫的计划。不过历次出巡，都有一个规定。为了不增加地方财政负担，康熙规定一切费用都由内务府供办开支。地方政府只负责供应或徵调拉御舟的縴夫。此外，就地採购的东西，也由内务府按市价支付。在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以前，康熙就有识旨给江苏巡抚汤斌： 　　

　　朕欲周知地方风俗，小民生计，有事巡行。凡需用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或有不肯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多穷民，尔其加意严查。如有此等，即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縴夫，及闻朕巡行至此，远来聚观百姓，恐离家已遥，不能自归，尔逐一详察，多方区画，令其还家。

　　以后历次南巡，都有类似的靝旨。但是，各地接驾官员，并未按此指示行事。这一点下节还要提到。 　　

　　为了减轻各地接驾供办的负担，在原则上康熙是儘量沿运河航行。利用专设的御舟，晚上御舟停泊，皇帝住于舟中。有时登陆上岸巡砠，然后返回御舟住宿。这样就可以避免安排驻蹕的供应等项。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捨舟登陆，沿途各处驻蹕。因为每次南巡路线不尽相同，驻蹕地点多寡不一。各次情形可简述如下： 　　

　　第一次南巡，陆行较长，至清河县才登舟，回程在郯城捨舟登陆，共驻蹕三十九处。

　　第二次南巡，去时在清河县渡黄河登舟，回程乘舟直达天津，共驻蹕二十一处。

　　第三次南巡，去时在大通桥登舟，回程则直航通州，共驻蹕十处。

　　第四次南巡，去时在桃源县登舟，回程则全部水路直达杨村登岸回京，共驻蹕二十二处。

　　第五次南巡，去时在张家湾士船，回航时御舟直达河西务登岸回京，共驻蹕十三处。

　　第六次南巡，去时在静海杨柳青登舟，回航到和韶屯上岸回京，共驻蹕十七处。

　　在走陆路时，康熙总是儘量在城市以外的乡村里驻蹕。在第一次南巡的三十九个驻蹕处中三十处是城外乡村。例如任邱县李花村、阜城县伊家村、新泰县西舟村等。在第四次南巡时（康熙四十二年），某夜皇士驻蹕长清县界首铺某村中。夜裹村南失火。康熙半夜里叫醒随驾大臣及侍卫帮助村民救火。第二天还命近御侍卫海青等人散发救济金给被灾村民。每被烧房一间，赏银三两。

　　到了江南情形就不同了。苏州、江宁、杭州三处织造府等于是内务府驻在南方的办事处。所以历次南巡，在这三个地方皇帝都是驻蹕织造署。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时，正值江宁织造曹璽病故，在织造署中出殯。康熙于是住在将军署中。此外扬州府境内宝塔湾与江天寺之间有一座行宫。这座行宫是两淮盐商在第五次南巡以前，捐资兴建者。康熙第一次及第二次南巡，均未曾驻蹕扬州，第三次及第四次南巡是驻蹕于扬州城内。从第五次南巡开始，行宫才建成啟用。这是为了南巡而特别兴建唯一的行宫。

　　由于康熙皇帝的约束及规定，随驾臣僚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康熙要求他们採取行军的方式，每人搭帐幕宿营，自带家人烹茶炊饭。现在抄几段大学士张英《南巡扈从纪略》中的记载，举例说明：

　　日落后僕马始齐。第一件是饮马取水，水至然后烹茶炊饭，时已：詨。支幕支牀，略得就枕，将五更又超撤幕啟行。

　　此处离瓜洲不过十里……天时已将暮，风益起，汰从陆行。五六里已昏黑。从田家觅火炬，各家人持之行。至息浪菴已二鼓，甚饥。僧人出粥一盂，豆腐一盘，食之甚甘。稍偃息于禪房。

　　二鼓至武清，叩破寺门，炊豆粥充饥。土銼略憩，闻满洲诺公宿于城北，已啟行。遂同京江携僕马违城而行，星光微月，一望皆荒草，无一村一人可以问道。

　　十八日宿苏州，随驾至苏州，诸臣中有言，我辈宜稍稍宴会，何事太腐板。

　　由此可见，康熙事先曾对随驾诸臣告诫，要求撙节。

　　康熙历次南巡，三处织造都负担重大任务，在江南地区内一切承应供办，大都是三处织造负责。因为织造是内务府的直辖机构，可以直接报销接驾费用。圣驾一入维扬地区，三处织造便开始了接驾工作。然后便一路随行，照料一切。我们可以从史料中看出。每次南巡途中的食宿安排，进入江南境内，情形便大为不同。驻蹕都是在城裹，而且供张也较前为盛。康熙皇帝在心理士觉得，这些钱既然是由内务府人员直接经办，是内库的开销，并未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所以多花些也不妨。张荚在《南巡扈从纪略》中就记道：

　　二十八日宿瓜洲，是日经维扬，见閭阎之间，供帐甚盛。

　　这是他随驾出巡以来，首次看到铺张接驾场面。


三、康熙南巡与织造府的亏空

　　虽然康熙三令五申，规定南巡费用由内务府负担，以达到不扰民的目的，但是地方上的糜费还是相当可观，尤其以江南地区为甚。地方首长对于皇帝有关南巡费用的諭旨，反应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应该认真遵行。有人认为这个识旨不过是一点表面文章，图个爱民之名而已，骨子裹还是喜欢各地盛大接驾，铺张热闹，此外，地方官员还有一种竞争心理。一旦有人破例，大家便竞趋奢华，惟恐落在别人后面。主张遵旨办理者，以江宁知府陈鹏年为代表。他反对总督阿山增加临时课税以供办接驾的提议，结果深深得罪了阿山。据《陈公神道碑》记载：

　　会上南巡，总督议供亿期地丁两加三分，属郡唯唯。公抗言曰：天子属车所至，丝毫皆自公帑出。我曹顾履亩私取之，以累圣德，如后罪何？议遂寝。

铺张供办的官吏，在应付康熙的时候不外二途。他们或是委之于人民自发的接驾运动，或是以多报少，表示并无过份靡费。例如张英曾记述：

　　至文德矫时，巷陌皆有鼓吹，上命停之，遂登舟，命予辈亦登舟。时两岸河房观者万人。上舟至，则跪干槛内。人家皆结綵张鑑焚香。舟过往返将一里许，復登岸。上顾谓总督曰：此无乃烦扰百姓。对曰：秦淮风俗旧来如此。彼闻驾至，皆欢喜鼓舞。虽禁之亦不能也。

以多报少的最好例子就是扬州江天寺行宫之建造。康熙不许地方官员为其南巡筹建行宫。于是地方官就託名是盐商捐赠的行宫，这样皇帝就无可奈何了。其实这是江南地方官员集资筹建的，曹寅及李煦就每人付出两万元。行宫很是华丽，耗资不少，但是他们告诉皇帝，不但说是盐商捐的，而且建筑费只有几千元。张符骧有两首“竹西词”，都是描写这座扬州行宫的。诗中说：

　　三叉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

但是康熙皇帝则真以为这是几千元建造的行宫。他有一首近体诗，敍及此行宫（见《康熙帝御製文集》第三集），诗前记道：

　　朕每至南方，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靡不赏玩移时也。虽身居九五，乐佳山水之情舆眾何异。但不至旷日迟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却过者，亦恐后人错借口实，而不知所以然也。至于茱萸湾之行宫，乃係盐商百姓感恩之诚而建。起虽不与地方官吏，但工价不下数千。尝览《漠书》，文帝惜露臺百金，后世称之。况为三宿所费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怀近体一首以自警。又黏之壁间以示维扬之眾。

　　这座行宫后来也还是遵旨开放，供人游览，并且形成“宫市”，为当地古买卖之集中地。

　　地方官吏利用类似的办法，沿途立碑亭牌坊，献御膳，演戏交。一处创行，各处效尤。而且一次比一次铺张，一次比一次奢华。康熙皇帝也未能认真杜绝。正如张符骧在他的竹西词所讽刺的“豫游原为视农桑，官礼明明劝省方”，及“天语丁宁空有约，民间不费一钱耳”。但结果却是地方官“用尽泥沙全不恨”，或“金钱滥用比泥沙”。当然，最后终于造成江南地区各层地方官吏的大量亏空。种种情形康熙到了晚年才彻底明瞭。据《康熙南巡秘记》一书记载：

　　康熙帝屡次南巡，地方官备办供应，挪用公款，亏空甚鉅。大吏惧挂吏议，责令赔补，敲骨吸髓，上下交困。仕者至视南中为畏辽。帝颐风闻其事，命大学士张鹏翮察审。张有所顾及，未敢实奏，帝于是諭大学士九卿等曰：“前命张鹏翮察审江南亏空，曾諭尔等查议，已查明否？”大学士等奏曰：“臣等尚未商酌。”帝曰：“此类亏空，据称因公挪用，毕竟係何公事？”鹏翮奏曰：“大概如賑济、平耀以及修塘等事。”帝曰：“朕总理几务垂五十年，凡臣下情隐无不灼知。朕屡次南巡，地方官预备縴夫，修理桥樑，开濬河道，想皆借用帑银。原冀陆续补足。而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且值鐲免荒灾，所徵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遂致亏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今合计江南亏空有几何？”鹏翮曰：“约计共五十余万。”

　　当然五十余万是少报之数，实际当远超过此数。

　　个别地方官已然亏累如此，负江南地区接驾总责的三处织造，其情形当然可想而知。虽然他们有权向内务府报销，但事情并不如此简盟、三处织造并未遵照康熙本意，撙节费用。正如《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赵嬤嬤口中所说的“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三处织造的心理也正是觉得反正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但是事后报销就发生了问题。譬如说前述的以多报少的例子，以及打点那些随驾侍卫人员等项目，都是“情有可原”，而“于法不合”。康熙三十八年那次南巡，是曹寅及李煦出任织造后第一次赶上担任接驾工作。到了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又要南巡。该年八月康熙在李煦的奏摺后批道：

　　朕九月廿五日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若有违旨者，必从重治罪。

　　这次南巡，随行太子在德州患病，全部人马中途折回。结果延至次年二月又重新出发。一切供张一如上次。康熙也未忍“从重治罪”。不过他深知织造为了接驾一定亏累不少，为了帮他们设法弥补，回京以后立即派曹寅、李煦二人轮管盐务。当年两淮盐政是归内务府管辖，它是江南重要财源之一，也是皇室内库的主要收入。曹、李二人奉旨轮管，两人一管就是十年。

　　曹寅生前亏空共达五百二十万。李煦亏空总额多少，还没找到可查的史料，但想来也不会少于此数。当然这并不完全归咎于接驾。两家日常生活奢侈，也是原因之一。再加上手下管事人的侵吞。譬如，《苏州府志》卷二四八，杂记五，曾引录顾丹五笔记，提及织造李煦的家人：

　　李公家人有汤、钱、瞿、郭四姓，皆巨富，在苏值宅，各值万金有余。

这四家家人情形颇似《红楼梦》中的赖大之流，虽然身为贾府下人，但是自己家中也是僕役丫鬓一大羣，儼然富室。不过，曹、李两家亏空最大的原因，无可否认是办理接驾的后果。曹寅管了五年的盐政，还未能把欠款偿清。临终时仍以此事为念。其子曹连生在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四日奏摺中写道：

　　至父病临危……又以所该代商完欠及织造钱粮，槌胸抱恨，口授遗摺，上达天听。气绝经时，目犹未瞑。

　　李煦在报告曹寅病故的奏摺中也提到曹寅身后的债务问题，说道：“而无貲可赔，无產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于是请准为曹家再代管盐政一年，以便将“余银”代曹寅清偿债务。该年盐差余银共得五十八万六千余两。

　　李煦代管盐政一年的余银，除替曹家偿债外，还有一点剩余，曹显（连生）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奏摺说：

　　窃奴才父寅去年身故，荷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怜念奴才母子孤寡无倚，钱粮亏欠未完，特命李煦代任两淮驪差一年，将所得余银，为奴才清完所欠钱粮。……今李煦代任盐差已满，计所得余银共五十八万六千两零。所有织造各项钱粮及代商完欠，李煦与奴才眼同俱已解补清完……衔除银三万六千余两。

曹颙后来奉母命，将这剩下的三万六千两银子献给康熙皇帝养马。康熙在此摺后有一段很富人情味的硃批，其文如下：

　　当曹寅在日，惟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尽）。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可见康熙皇帝完全明瞭造成这些亏空的原因。他将“因公亏欠”与曹家的“私债”划分开来。

　　不过，曹寅临终前未能把这一大批亏空的账目交代清楚。康熙五十二年曹颙以为已经清偿完毕。但后来发现还有余欠若干，为数还不算太小。李煦也还有部份债务未清。康熙特命新任两淮盐差李陈常，以盐课余银代曹、李两家还债。但是前后若干年拖拖拉拉，债务始终未曾还清。康熙五十五年，发现还有曹寅在世时所欠一笔债务，计二十六万三千余两，尚未归还。李煦有奏摺，请求皇帝矜全。康熙五十六年，李煦再度出任巡盐御史，据其七月十三日奏摺称：“两织造衙门共补过五十四万二千两，另外仍有亏欠二十八万八千两。”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亏欠，都已过了明路，每笔都已呈报皇帝，康熙都已认可。所以不能算是贪污，只是如何从其他财源项下设法移挪归还而已。不过到了一七二二年，康熙一死，雍正士臺，情形便大变。雍正对于这些债务一概不予承认，完全视为私人亏欠处理，由曹、李两家私人负责归还。不但如此，雍正还派人追查两处织造旧账，若有不符合者，一併追缴。新任苏州织造胡凤巩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有一奏招称：

　　为奏闻亏空事……今查得李煦任内亏空各年余賸银两，现奉旨交督臣查弼纳查追外……所有历年动用银两数目，另开细摺，并呈御览。

胡凤单奏摺中又说道：

　　再查李煦于康熙三十二年奉内务府行文著动备用银二千两买米四千一百余石。此项动用银两已经报销讫，所买米石并无存贮，明係亏空，合併奏闻。

　　康熙三十二年是李煦接任苏州织造的第一年，已经是三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可见雍正是雷厉风行，下令总查账，从头算起。

　　雍正清算两家织造府的结果是认定李煦共亏库帑四十五万两。当即罢官，抄家后以家產抵十五万两，两淮盐商代完三十余万两，总算清了账目，得以身免。据现有资料，曹家未清偿的库帑约四万五千余两。因为数目较小，雍正特准曹頫留任江宁织造，限三年清补亏欠。不幸曹家此时已是彻底枯乾，竟然无法在三年的限期内缎还四万五千两银子。不过雍正不相信这是费情，而此时外间又有传言，说曹頫转移财產，加以藏匿，而不补偿亏空，再加上几件其他合皇帝不愉快的事，终于在雍正五年底，下令将曹頫罢官抄家。据《永宪录续编》所记，曹頫是“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貲，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士闻之惻然”。

　　综观全部发展经过，我们可以断言，曹、李两家当年奢侈糜费，手头大，花钱不在乎是实，但是不能算是“贪吏”。每家亏空总数总在六百万两之谱，但李煦抄家时家產只抵得十五万两。而曹頫竟然无法在三年的限期内缴出四万五千两。抄家时只有“银撕两，钱歟千”。可见这一于万两的亏空，并非私人侵吞。曹、李两家的错误是，当年不该认为“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便有恃无恐了。最后终于身受其害。


四、江宁织造署与大观园

　　康熙南巡，曹、李两家因为主管江南地区接驾王作，最后身受其害，家破人亡。但是南巡的贡献是为江宁织造署留下了一座宫丽堂皇，美轮美奐的大花园，大文豪曹雪芹幼年时期在这个花园里住了十三年。而这座花园就变成了他后来撰写《红楼梦》里大观园的模型。

　　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康熙六次南巡，在苏州、江宁、杭州都是驻蹕织造署中。江宁的緻造署是座落在府城内利济巷大街。它在《江宁府志》第十二卷建置篇中的正式名称是“织造廨署”。据《辞  源》解释，“廨署，公廨也，故称官舍曰廨署”。所以它不是王厂，也  不是办公处，而是清朝政府供给江宁织造的公馆。据《江宁府志》记载，江宁织造的办公处是织造局，在西华门，係明漠王高煦第，相沿称为漠府。纺织工厂则分设三处，一在漠府织造局，一在神帛堂，一在倭絀堂。

　　其实，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的规模舆建制相彷彿。《杭州府志》卷三十公署篇《陈有明织造府碑记》载有：

　　织造有东西两府，东府为驻剳之地，西府则专谈机张，西府圮壤趋多，悉为整理。……復于东府自堂帘卧室之侧……

　　东府既为“驻刘之地”，又有卧室，当係织造公馆，以供住家之用．杭州织造的规模后来也被扩充。除东府的织造公馆，另加织染局及总织局，合西府而为三局。也就是有三处办公及工厂厂址。这与江宁的三局一署，规模格局全同。康熙四十五年，孙文成接杭州辙造后，又把东府翻修。据记载，内有“宅门”、“内宅门”及“住房”，其为住家之所毫疑无。东府也就是后来孙女成接驾，皇帝驻蹕之处。

　　曹家几代住在利济巷大街织造署中，有关的活动记载极多。曹家有名的。栋树”就是曹璽亲手种于署中花园内。曹璽亲自在树下督促其二子读书。树旁还盖了一座“栋亭”，尤侗的《栋亭赋》有下列各句：

　　手植栋树，于署之野，爰筑草亭，阑干相亚，言命二子，读书其下。夏日冬夜，断断如也。

　　康熙廿三年，曹璽病死于这所住宅中。五个月后正逢康熙第一次南巡，皇帝还“亲临其署，抚慰诸孤”。第二次南巡是由桑格在织造府中接驾，以后四次则由曹寅接驾，皇帝驻蹕署中。平日曹寅经常在署中花园及名“西堂”的书斋裹宴客赋诗。当时女人的诗词中记载颇多。除了率子侄读书其中以外，曹寅还在署中“命儿辈习射”。

　　即使是在接驾期中，曹寅的家眷还是住在署中的某一部份，并未迁出。《耆献类徵》卷一六四《陈鹏年传》中记载：

　　车驾至江宁，驻蹕织造府。一日，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

此事发生于第五次南巡。这个小孩就是曹颙，当时尚名“连生”，不过十一二岁，在家中庭内嬉戏，无意中撞上了康熙皇帝。而最有名的事件是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时曹寅母孙氏朝謁皇帝之事。皇帝当时御笔题书“萱瑞堂”三字以赐。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有一段：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蹕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    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謁。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日：“此吾家老人也。”赏资甚渥。会庭中蘐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

　　这块“萱瑞堂”的区额后来就一直掛在江宁织造署中。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时，又为该署题过诗区等。

　　苏州、江宁、杭州三处织造的房屋建筑木已可观。譬如江宁的职造局本是漠王府，织造署也一定有些来历。苏州的织造署则是颐治三年利用明嘉定伯宅第扩建而成。后来为了接驾，三处织造署都曾大事扩充装修。苏州织造署在署左添建了一大片（见道光《苏州府志》，卷二十一，页三十），杭州织造孙文成动的工程更大。《浙江通志》第三十卷记有：

　　织造有东西府，康熙四十五年织造孙文成捐修东府。预备圣祖仁皇帝南巡驻蹕，绘图勒石焉。復于大门之外，购买民地，开濬城河，以达涌金门。

同书第五十二卷载称：

　　织造孙文成议闢涌金水门，引水入城，自溜水桥开河，广五丈深八尺，至三桥折而南，又转东至府前，以备圣驾南巡御舟出入焉。

　　江宁织造府虽然没有动工的纪录，但想来是不会例外的。

　　这几处织造署因屡次接驾，楼臺花木，甚为可观，到了乾隆皇帝预备南巡时，就索性把它们改成常设行宫，而将织造署移至他处。据光绪《杭州府志》，卷十八，页十七，杭州织造署在乾隆十六年改为南巡行宫，而织造署移于南关厂前。《江宁府志》卷十二说，江宁织造署也是该年改成行宫，而后来的织造廨署是几年后买淮清桥东北民房另建成者。改建行宫时，只是依照原有规模，坟修几层行殿，稍濬旧池，略增点缀而已。行宫中有绿静榭、听瀑轩、制春室、镜中亭、塔影楼、彩虹桥、钓鱼臺诸胜。从这些地方，大家可以想像到当年曹家住宅的豪华富丽了。

　　也许读者要问，我们根据什麼判断江宁织造就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蓝图呢？要答覆这点，第一项证据是逻辑的推理。曹家有这麼一座有资格充当行宫的华丽庭园，而曹雪芹又在其中居住过十三年，在写小说时，他自然而然会利用他自家中的庭园作模式来描写。我完全承认曹雪芹是文学天才，富想像力，在小说中要为他的书中人物安排一座人间的“太虚幻境”。但是这里完全不需要他的想像力，去构想一个大观园的蓝图。在他的实际生活经验中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具体的、现成的，而又完全合乎他创作需要的花园，供他描写。我们很难想像雪芹为什麼要捨近求远，不这样做的理由。

　　除此以外，还有几项直接的证据。第一，甲戌本第十六回的回前总批就明白写道：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

不论这条批语出于谁手，他一定是深知内情的。可见书中的大观园就是江宁织造府为了南巡接驾而扩建的花园。其次，这个南京行宫图，今尚保存。其院宇花园的规模及配置很类似书中的大观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此南巡行宫图中花园是在屋宇的西边。这个方向关係脂砚在批语中早已道出。甲戌本第二回贾雨村说：

　　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润之气。

旁边就有一条脂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这是脂砚斋问雪芹为何不照实写出屋宇与花园的方位关係。雪芹在此批下面答道：“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第三回的另一条脂批说得更清楚了：

　　试思荣府园今在西，后之大观园侨写在东，何不畏难之若此。

　　这是明白点出大观园就是当年南京的荣府园，而雪芹故弄玄虚，把东西方位掉换了。

　　最后，还有一个内证，值得一提。在第三回述及林黛玉初入贾府时，曾透过黛玉眼中对贾府的重要人物舆建筑物一一介绍。其中对贾府正堂的一段描写如下：

　　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区，区上写着三个大字，是“荣蓓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联牌厢着凿银的字跡，这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这副对联下面，甲戌本上有硃批“实贴”二字。周汝昌早巳指出“荣禧堂”就是影射江宁织造署正堂的御笔亲书大区“萱瑞堂”。此区是康熙赐给曹寅之母孙氏者。周汝昌进一步指出，书中这副对联，恐怕是用了真正的原文，所以批语才说是“实贴”。我相信，这副对联不但是用的原文，而且还是康熙第五次南巡时御笔亲书的那一批中的一件。在《永宪录》卷四，第三三○，曾记载说，康熙乙未年，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蒋延锡生母曹氏年七十，圣祖赐“寿萱锡祉”匾额及一副对联：

　　“堂前寿愷宜霜柏，天上恩光映彩衣。”

　　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出，前后两套都是出于圣祖康熙皇帝之手，是其在这种场合下惯用的措辞用字与对偶。由此点可见雪芹确是将曹家当年的实情实景，着实利用一番，写在书中。大观园的真实性，也就不容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