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是二十世纪的显学。本世纪的著名学者，许多曾涉足于红学；本世纪的重要作家，亦多受惠于《红楼梦》。学者与作家一身两栖的钱钟书，理所当然未成例外。他虽不专治红学，却雅爱论红，往往谈言微中。隽语妙言，可启心智；咳唾珠玉，足资借镜。笔者不揣谫陋，试为述评，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

　　《红楼梦》是钱氏最熟稔的古典小说之一①，在他的散文、小说及学术著作中，屡屡取为排调之资。或信手拈来，取譬为喻，使行文平添了机趣；或刻意类比，相得益彰，使文章增强了说服力，同时益见文采飞扬。比如，讲人籁之可怕，《一个偏见》说“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②。赵姨娘脚步重且急，观其在小说第五十五回中向探春兴师问罪一节可知，故钱氏有此一比。再如，形容唇膏广告之夸张滑稽，小说《灵感》写道：“这个大发明的功效，只有引他的广告部主任的妙文来形容：‘从今以后，接吻就是吃补药’----下面画个道士装的少年人搂着一个带发尼姑似的女人，据说画的是贾宝玉吃胭脂。”也是在《灵感》中，那位名作家被他书中的角色包围质问，其中一人道：“我是你中篇《红楼梦魇》里乡绅家的大少爷！”③这书名令人联想起张爱玲的红学专著，居然一字不差。《灵感》写于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恰与张爱玲名声大噪的时间地点巧合，但《灵感》显然并非讽刺张爱玲，因为张著《红楼梦魇》十多年后才动笔，二十余年后才问世。据张爱玲解释，这书名是香港著名红学家宋淇起的，看来并非来自钱钟书的《灵感》。然而，安知宋淇的“灵感”不是由钱著小说触动的呢？宋淇已逝，无从取证了。无论如何，钱、张二位同时同地成名且同样曾为现代小说史所忽视的学者型作家，由于共同的嗜谈《红楼梦》的癖好而有此一段文字因缘，也称得上是一则红学佳话了。张爱玲自称，《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泉源”④。钱钟书无此表白，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钱氏在撰述小说时，心中意里总是有某种“红楼梦魇”在作怪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他的另一篇小说《猫》里，竟有三处谈及《红楼梦》。比如，分析李建侯欲撰作专著的心理，思量道：“可是大著作有时全不需要好头脑，只需要好屁股。听郑须溪说，德国人就把‘坐臀’作为知识分子的必具条件。譬如，只要有坐性，《水浒传》或《红楼梦》的人名引得总可以不费心编成的。这是西洋科学方法，更是二十世纪学问工具，可惜编引得是大学生或小编辑员的事，不值得亲自动手。”讽刺了李建侯治学眼高手低和试图偷机取巧的心理，说明钱氏当时已觉得《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著应当有人名引得之类的工具书，应当借鉴并采用所谓的“西洋科学方法”。然而，钱氏的这一设想迟至四十余年之后才得以较为完满地实现。⑤再如，描写李建侯向秘书颐谷吹嘘游历心得时的情景：

　　他说：“回国时的游历，至少象林黛玉初入荣国府，而出国时的游历呢，怕免不了象刘姥姥一进大观园。”颐谷曾给朋友们拉去听京戏大名旦拿手的《黛玉葬花》，所以也见过自体丰满结实的林黛玉（仿佛《续红楼梦》里警幻仙子给黛玉吃的强身健美灵丹，黛玉提早服了来葬花似的），但是看建侯口讲指划，自比林黛玉，忍不住笑了。

　　读过《红楼梦》的人再来看这段，皆会会心解颐罢。我们也由此而了解到，钱钟书不仅熟知“红楼戏”，而且曾熟读过“红楼续书”。《续红楼梦》有两种，海圃主人所著者无黛玉还魂情节；钱氏所指，当是秦子忱所续之“鬼红楼”。又如，小说调侃陈侠君道：“侠君年纪轻，又是花天酒地的法国留学生，人家先防他三分；学洋画听说专画模特儿，难保不也画《红楼梦》里傻大姐所说的‘妖精打架’，那就有伤风化了。”⑥若非“红楼梦魇”在发挥神奇的作用，意想当不至如此工巧罢。所以说，《红楼梦》对于作为作家的钱钟书来说，纵然不似张爱玲那样是“一切的泉源”，至少也是灵感的重要触媒之一。同样，作为学者的钱钟书，也是心心念念不忘《红楼梦》并口口声声谈红说梦的。这里所说的，并非正襟危坐地讲谈，而是轻松幽默地类比。比如，谈历史小说的虚实关系，他在给作家周而复的信中说：“历史小说虚虚实实，最难恰到好处；弟尝戏改《红楼梦》中联语为此体说法云：‘假作真时真不假，无生有处有非无’。足下深识个中三昧，当不以为河汉也。”⑦点化之巧，申意之明，皆足令人拍案称奇。再如，讲印在海滩沙面上的痕迹短暂不耐久，《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说：“十六七世纪欧洲抒情诗里往往写这样的情景：仿佛《红楼梦》第三十回椿龄画‘蔷’，一男或一女在海滩沙面写上意中人的名字，只是倏忽之间，风吹浪淘，沙上没有那个字，心上或世上也没有那个人了。”⑧龄官所画之“蔷”字，势必为夏雨所泯。钱氏联想及之，取以类比。又如，讲西晋三藏竺法护译《生经》的寓意特点，《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说：“整部《生经》使人们想起一个戏班子，今天扮演张生、莺莺、孙飞虎、郑恒，明天扮演宝玉、黛玉、薛蟠、贾环，实际上换汤不换药，老是那几名生、旦、净、丑。”⑨这里不仅形象地说明了《生经》老僧常谈的特点，还顺势将《西厢记》与《红楼梦》中的几个人物分角色予以对应比照，不唯有趣，而且有理。学术论文而有此活泼灵动之文字，唯钱氏专擅，是钱钟书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钱钟书喜喻善喻，更频以《红楼梦》之事为喻，有些已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妙喻。如《围城》的《重印前记》中说：“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按：指未完小说《百合心》）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此喻隐约透露了钱氏对高鹗的尊重。再如他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说：“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此喻既表达了钱氏对文革浩劫的批评而不失其敦厚，也婉曲地点醒读者联想文革中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指示，可谓言微旨远。又如在《致黄裳》的信中他自称悔其少作，“于贾宝玉所谓‘小时候干的营生’，讳莫如深。”钱氏对此喻似颇觉得意，在三年后写《围城日译本序》时再次使用。这些警句妙喻表现出钱钟书机智的性格和诙谐的文风，也在不经意中显露出他对《红楼梦》的熟稔与喜爱。


二

　　钱钟书既如此熟稔并喜爱《红楼梦》，那么他相当尊重红学并关心其研究，也就是事出必然的了。他认为：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

　　“红学”一名本是因经学家调侃而来，嗣后演为正式专学名称。然谈红者虽夥，敬红学为一严肃学问者实寡。即便是红学大家，也每每有心虚怯场之谈，更不用说隔行者屡发鄙薄不屑之偏见。这种情形，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一文可以获得明确深刻的印象。而钱钟书径以经学相比，不复犹疑，可见他对红学的推重。个中缘由，是与钱氏对红学的独特见解分不开的。很显然，钱钟书是将红学视为词章之学的，故将红学与“选学”并举。在这一点上，钱氏与周汝昌是大异其趣的。周氏坚称红学乃考据之学，同时极端地排斥所谓“词章之学”。这种态度，恐怕是有些偏颇的，并不利于红学的学术素质之健全。钱氏的见解，倒是与俞平伯、余英时等意见相近。俞氏一再强调首先应当把《红楼梦》当小说，“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从而与索隐型考据红学拉开了距离；余氏也主张红学应当从历史性研究而转变到“文学性的研究”上来，寄希望于“新的红学革命不但在继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驰转为内敛，而且在开来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这些都可与钱钟书的见解相互发覆。他们均善考据，而又不自限于考据，并大力倡导词章之学，是值得我们郑重思考的。

　　钱钟书对于1954年那场批判俞平伯运动的分析，也表达了他对红学考据与词章之学的思考。他概述运动前的学术风尚说：“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在红学研究领域，“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我们从钱钟书一贯的学术兴趣、主张与实践上看，他对这种学术风尚的不满，应当说是发自内心的。因此，他认为这次运动的正面作用之一，便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他说：

　　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辩论的一个作用，就是对过去古典文学研究里的实证主义的宣战。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否定事实和证据，反对“考据癖”并非否定考据。

　　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

　　经过那次大辨论后，考据在文学研究里占有了它应得的位置，自觉的、有思想性的考据逐渐增加，而自我放任的无关弘旨的考据逐渐减少。

　　显而易见，钱钟书依然是将红学视为“文学研究”的，所以强调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的所谓“词章之学”应当为主，而考据只宜为宾。尽管视考据为学术的终极目的之一的学者未必服膺此见，但这一主张在钱氏理论中是一以贯之的，并非前后摇摆的趋时之见。何况，他还着意区分了实证主义与证据、考据癖与考据、繁琐考据与必要考据之间的去取是非。他只是反对前者，并非一味地否定考据。然而，勿庸讳言，钱钟书确实是更重视文艺理论修养的，所以对忽视理论的倾向深为不满，说：

　　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是搜罗轶闻掌故，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的实证主义的考据里，他们不觉得有文艺理论的需要。

　　有鉴于此，他认为1954年批俞的第二点正面效应是促使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这篇名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78年在意大利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此际学术界刚刚开始拨乱反正，尚未完全从文革的噩梦中醒转来，更谈不上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所以，钱氏当时不可能对1954年那场与《红楼梦》有关的运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价，对该运动的泛政治化倾向及其恶劣影响畅所欲言地进行批评，这是不足深责的。然而，钱氏似乎正因此故而对此文颇不满意，故在杨绛亲自校订且搜罗极为全面的《钱钟书散文》一书中未收录此文。

　　钱氏以关心理论研究著称于世，然而，他对某些具体问题也并非没有独立的见识。他1979年访美时，便曾谈及对《红楼梦》一些考证辨伪问题的见解。夏志清记录道：

　　从现代小说我们谈到了古典小说。《红楼梦》是大陆学者从事研究的热门题材，近年来发现有关曹雪芹的材料真多。钱谓这些资料大半是伪造的。他抄两句平仄不调、文义拙劣的诗句为证：曹雪芹如作出这样的诗，就不可能写《红楼梦》了。可惜语焉不详，也可惜钱氏未曾公开撰文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由此可探知，钱氏对红学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可谓了如指掌。钱钟书不仅深知国内红学研究的情况并积极对外介绍，而且还热衷于了解海外的红学状况。他1979年访美后所作《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一文便反映了这种努力。他特意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对《红楼梦》的研究并予以积极评价，还介绍说“一般学者们对《金瓶梅》似乎比《红楼梦》更有兴趣”。在这次访问中，他也曾对华裔学者谈及他对《金瓶梅》与《红楼梦》承继关系的意见，认为“《金瓶梅》是写实主义极好的一部著作，《红楼梦》从这本书里得到的好处很多”。这些信息和意见，对1979年的红学界来说，无疑都是十分新鲜有趣并富有启发作用的。

　　纵观钱钟书对红学的宏观把握，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相当明确的认识，即钱氏对红学是非常重视并热衷的；他的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也是相当有见地的。若仅就关心而论，他对红学的热情似并不亚于红学界中人，固非仅止于为《红楼梦研究集刊》题写刊名而已。


三

　　钱钟书的红学研究始于1945年，并且是从考证入手的。《红楼梦》第八十九回写潇湘馆内有一对联：“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钱氏考证“此联并非《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自撰，乃摘唐崔颢《题沈隐侯八　楼》五律颈联”，并指出此盖受史悟岗《西青散记》卷四所记吴震生亡室程飞仙事之影响。这一点现在已是常识，但钱氏发现之功不可磨灭。这种考据性研究，非钱氏学术所长，亦非其兴趣所在。其实，钱氏谈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深入小说本文，从微观角度探寻作品旨意，有时并予以阐发。如他在讨论春秋笔法时谈到小说第四十一回写妙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的绿玉斗来斟与宝玉”一语。大某山人评曰：“‘仍’字可思，况继以‘前番’两字乎！”钱钟书论道：

　　窃谓下述妙玉以成窑茶杯为“刘老老吃了，他嫌腌咏，不要了”，且曰：“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则上文“自己常日吃”五字亦大“可思”。所谓“微而显、志而晦”，亦即《荀子？劝学》所谓“春秋约而不速”也。青史传真，红楼说梦，文心固有相印者在。再如讨论妇女笔墨外传之事，他援引了《程氏文集》卷十二程颐《上谷郡君家传》所言：“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十篇，皆不存。”并指出《谈录》庚集卷一《闺房贤淑门》中也因此称誉伊川先生之母，“了不自觉与诵说《妇女题　》磗格”，可见道学家及其闺房中所谓淑女的迂阔陈腐与行为上的自相矛盾。然后，钱钟书论道：

　　《红楼梦》中薛宝钗高才工吟咏，却诵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六四回），屡以“女孩儿”、“姑娘”作诗为戒，甚且宣称“做诗写字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三七、四二、四九回）；盖于上谷郡君与伊川先生母子议论兼而有之，洵《牡丹亭》第五折所谓“女为君子儒”哉。

　　通过上述两节的剖析，我们可以加深对妙玉之矫情、宝钗之伪饰及作者微言大意的理解。对妙玉，钱氏或有矜悯之心；对宝钗，则全是挞伐之意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他对小说思想意蕴的理解。在《管锥编》和《谈艺录》（补订本）中，钱钟书借评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机，曾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他对作品悲剧特性的认识，由此也可测知《围城》与《红楼梦》忧患意识之关系。对此，笔者已有另文予以专门讨论，读者可参看，此处不再赘述。从细微末节处着手，而从宏观大节处着眼，亦即从文心人情的规律上留心着意，是钱钟书谈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管锥编》第96至98页论道：

　　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之不诚者也。《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曰“假语村言’，岂可同之于“诳语村言”哉？《史记？商君列传》商君答赵良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设以“貌言”、“华言”代“虚言”、“假言”，或稍减误会。以华语为实语而“尽信”之，即以辞害意，或出于不学，而多出于不思。

　　《红楼梦》第五回写秦氏房中陈设，有武则天曾照之玉镜、安禄山尝掷之木瓜、经西施浣之纱衾、被红娘抱之鸳枕等等。倘据此以为作者乃言古植至今而移、古物入清犹用，叹有神助，或斥其鬼话，则犹“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耳。

　　这里，钱钟书明确地阐说了小说惯能虚构的特性和《红楼梦》“假语村言”的特征，指出不可以幻证实，缘梦入梦。这一见解，无论对小说创作抑或是学术研究，都是有启迪作用的。尤其是对红学研究，颇具振聋发聩之功。我们从中不难领会到，钱氏对胡适首倡并且在七十年代末尤大行其道的所谓“自传说”的讥弹。一一坐实书中人物事件乃至建筑物、时间表等，处处与曹家的实际情形相牵连，实无异于走火入魔如索隐派一样的“猜笨谜”，无异于以梦解梦，看虚成实。这种“以辞害意”式的红学研究，其症结所在恰恰“多出于不思”。那些固执于“自传说”的红学家，对此当深长思之。树立己说，破除迂见，近察文心，远观人情，大到研究方法，小如一餐一饭，钱钟书都不放过，刻意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如《管锥编》第239页至240页极口称赞《左传》中“惟食忘忧”一谚，说：

　　按此谚殊洞达情理。有待之身，口腹尤累，诗人名句“切身经济是加餐”（张问陶《乙巳八月出都感事》之四），所以传诵。忧心如焚不敌饥火如焚；“食不甘味”、“茶饭无心”则诚有之，然岂能以愁肠而尽废食肠哉？

　　《红楼梦》“凡歇落处每用吃饭”，护花主人于卷首《读法》中说之以为“大道存焉”，著语迂腐，实则其意只谓此虽日常小节，乃生命所须，饮食之欲更大于男女之欲耳。

　　钱钟书深知曹雪芹善用春秋笔法，也惯于发明其微言大意，但并不像王希廉那样到处疑心有“大道存焉”，而是据实指出像这些地方作者“只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第一回），这无非是人之常情。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原因倒不在于书中宴饮场面之繁多，而是由于《红楼梦》最精彩的笔墨并非是刻意猎奇，反而恰恰是描写“日常小节”，展示人情之常态。芥豆之微如一餐一饭，作者尚能不违情理，遑论其它！钱氏著此节未必有此繁复深曲之意，然联类所及，我们何必不着此想？他所总结的这一人情常理，如所引费尔巴哈之言，“心中有情，首中有思，必先腹中有物”，确也颇堪玩味，顿觉所谓“食不甘味”、“茶饭无心”等言语故套颇有矫饰之嫌了。另外，由此而知钱钟书也涉猎到评点家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博洽群籍，他在红学领域也当得此誉罢。而且，这在七十年代末的红学界，也是得风气之先呢。


四

　　钱钟书擅长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其学术理想是为求“打通”，即超越时空限制，打破学科壁垒，“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由此，也铸就了他旁征博引的文体风格。这种学术个性，在谈红之际同样具有鲜明的表现。通过排比语言意象之相类者，辨别中外古今之异同，洞见文化传统上的沿袭演进，这是钱氏谈红的又一特点，或者说是最重要而突出的一个特点。尽管《红楼梦》在此项研究中往往只是一个环节而非核心目标，但其心得对红学研究来说，或许是最有价值的。

　　以类比归纳的方法总结文心人情的常规，是钱钟书始终乐而不疲的研究兴趣。对于这种研究的有效性，他是相当乐观的，认为“词章惬心赏心，与男女倾心同心”，是一样的道理，都如同《红楼梦》第三回宝玉初见黛玉所云：“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旧相认识，恍若远别重逢的一般”。因此，钱钟书就像痴气旺盛的少年郎一样，漫游于书山文海，一再邂逅惬意倾心的旧相识。有时，这旧相识仅仅是一个词语引来的。如《管锥编》第1438页论道：

　　卖哭之用，不输“卖笑”，而行泪贿赠泪仪之事，或且多于汤卿谋之“储泪”、林黛玉之“偿泪债”也。孟郊《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又柳永《忆帝京》：“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词章中言涕泪有逋债，如《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等所谓“还泪”、“欠泪的”，似始见此。

　　因钱氏绍介，我们得以了解了黛玉泪债之渊源，是很有价值的。再如《管锥编》第651页至652页释“登”即“登时”，征引了《神仙传》《原化记》《明皇杂录》《古镜记》《难陀出家缘起》《毛诗正义》《三国志》《梁书》《艺文类聚》《高僧传》《夷坚志》等书中例句二三十种，以见“自汉至清，沿用不辍”。最后引《红楼梦》为例论道：

　　《红楼梦》例作“登时”，如第三十回：“宝钗听说，登时红了脸”，又同回：“登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

　　“红了脸”一例中可作“顿时”，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七回：“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爆、七窍生烟”，谓立刻也；“众丫头”一例不可作“顿时”，而只可作“当时”，犹《水浒》第四十回：“当时晁盖并众人听了，请问军师”，谓此际也。

　　钱氏的分析可谓精细，使源流俱显，题无剩义了。无论怎样熟悉《红楼梦》的读者，怕也臆想不到“登时”一词竟有如此繁多的名堂。语言学家和《红楼梦》版本专家对此当会有所会心罢，尽管钱氏无意谈论版本问题。又如《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慨叹东西方文化的相对性，说：“哈吧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吧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联想到哈巴狗。”还是这只“西洋花点子哈巴儿”，在《谈中国诗》一文中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并且钱氏的心得益见其深刻精湛了，如说：

　　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

　　这段评论充分发挥了类比的神奇功效。钱钟书因一只小小的“西洋花点子哈巴儿”，而旁通到比较文化研究上的诸端要旨：既有东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共通性，也有文化交流中习见的误读现象和变异规律，以及跨文化传播接触中的认知心理。我们大可不必惋惜这些全都不是纯粹的红学之果，却应当庆幸这束红楼梦幻的灵感之光，终于因缘凑巧而照彻了一位智者的锦心，诱启了一位辩士的绣口。或许，若不是这只“西洋花点子哈巴儿”，钱钟书便不会有这一连串的联想及由此而来的借势生发，或纵使有思路也不会如此便捷顺畅，行文也不会如此形象生动，似有神助。红学与有荣焉。


五

　　更典型的情形是，钱钟书十分关注那些似曾相识的情景或意象。如《红楼梦》第八十九回称引冯小青诗以伤黛玉之“瘦影”，钱钟书评道：“明季艳说小青，作传者重叠，乃至演为话本，谱入院本，几成‘佳人薄命’之样本，李雯《蓼斋集》卷一八《仿佛行？序》论其事所谓：‘昔之所哭，今已为歌。’及夫《红楼梦》大行，黛玉不啻代兴，青让于黛，双木起而二马废矣。”（《管锥编》753页）既拈出黛玉前代同调以资比照，又说明了黛玉形象艺术魅力之强，而诱因仅“瘦影”而已。再如《管锥编》第1103页以左九嫔《离思赋》抒发的“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的情感，与元春省亲时垂泪呜咽之言相比照，指出：“词章中宣达此段情境，莫早于左《赋》者。”《红楼梦》与前代文学的承传关系，于此可见一斑。又如，伶玄《飞燕外传》之《序》记樊通德语：“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钱钟书评道：

　　（此语）已开《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论宝玉：“天地间残忍乖僻之气与聪俊灵秀之气相值，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又第五回警幻仙子语宝玉：“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我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旧日小说、院本佥写“才子佳人”，而罕及“英雄美人”。《红楼梦》第五四回史太君曰：“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

　　“才子”者，“满腹文章”之“风流人物”，一身兼备“乖僻之气”与“灵秀之气”，即通德所谓“淫于色”之“慧男子”尔。明义开宗，其通德欤。

　　钱谦益《有学集》卷二十《李缁仲诗序》亦极称通德语，以为深契佛说，且申之曰：“‘流’而后返，入道也不远矣”；盖即《华严经》“先以欲钩牵，后令成佛智”之旨（参观《宗镜录》卷一一、二一、二四），更类《红楼梦》第一回所谓“自色悟空”矣。

　　贾雨村和警幻仙姑论宝玉的话，以及首回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都是关乎《红楼梦》题旨的重要观念。钱氏的类比阐释，无疑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了解了贾雨村所言的渊源所自及相应的色空观的众多传统依据，对我们来说是知识上的很大满足。钱氏为学，凡遇一义，皆善触类博通，探微知著，这种特点在此节中也表现得相当充分。

　　钱钟书嗜谈修辞等艺术表现手法，其间往往涉及《红楼梦》。如论水中映月之喻，认为：“喻至道于水月，乃叹其玄妙，喻浮世于水月，则斥其虚妄，誉与毁区以别焉”。其中征引了《红楼梦》第五回《枉凝眉》曲“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称其“点化禅藻，发抒绮思”（《管锥编》38页），这可以说是作品思想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再如讨论“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的叙述手法，征引了小说第九十八回黛玉气绝之时即宝玉娶宝钗之际的例子，指出运用此法“莫古于吾三百篇《卷耳》者”（《管锥编》69页）。又分析自《史记》以降展示“忖度”即内心独白的用语特征，指出：“一忖度，一惊思，径以‘吾’、‘我’字述意中事？？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之隐衷，即传角色之心声，习用此法，蔚为巨观。”并征引《红楼梦》第三回黛玉一忖度语为例（《管锥编》338页）。这是极有见地的。我国小说最擅长间接的心理描写，至于直接的心理描写，至《红楼梦》才趋于完备。书中不仅有精细的心理分析，还出现了许多大段的内心独白，皆是“径以‘吾’、‘我’字述意中事”。这是内心独白的一个重要特征。确如钱氏所言，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后世小说，在这方面，“以视《史记》诸例，似江海之于潢　”，已经有很大发展了。凡此诸例，主旨均非针对《红楼梦》，却无一不可以加深或丰富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而钱钟书文心之细，实不禁令人发观止之叹了。

　　钱氏《午睡》诗曰：“一声燕语人无语，万点花飞梦逐飞。”在他的沉酣香梦中，不仅有逸兴遄飞的“上帝的梦”，也有如花飞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