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索隐》及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在清末民初盛行的红学索隐派里占据显要位置。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它是第一次对索隐中的一说加以系统论述，不仅指明什么是《红楼梦》所依据的本事，而且列举了支持自己论点的尽可能详尽的理由，并逐回进行索隐，使书中许多人物和情节都有着落，形成一部自成体系的红学专著。这在红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据寿鹏飞在《红楼梦本事辨证》的序言里说， （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第1至第2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文艺丛刻乙集本。） 初稿当写于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但正式出版是1917年，按时间顺序，已是王、沈的《红楼梦索隐》公开发表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首先在1914年的《中华小说界》发表其提要，随后于191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印行。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玉溪药转之什，旷世未得解人；渔洋《秋柳》之词，当代已多聚讼。大抵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是以子长良史，寄情于《货殖》《游侠》之中；庄生寓言，见义于《秋水》《南华》。”（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中华书局1916年版，铅印十册，前有序、例言及“红楼梦索隐提要”，其他索隐分布在各有关回次。下面引王、沈均见该书，为避免注文冗繁，不一一注出。）意在说明，从古至今，历来的作家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多有婉曲，因而解释起来，易生歧义，真谛很难把握。《红楼梦》到底写的是什么？《索隐》的作者认为：“大抵此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淹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之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这就是王梦阮、沈瓶庵两位批评家所理解的《红楼梦》，以及他们所摹拟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矛盾心境。不能说这些看法毫无道理，主要在于如何具体看待《红楼梦》里的人和事。

　　《红楼梦》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自然要有相应的人物和情节，也就是王梦阮和沈瓶庵所说的“其人”和“其事”。他们在《红楼梦索隐》的“例言”中写道：“是书流行几二百年，而评本无一佳构。下走不敏，却于是书融会有年，因敢逐节加评，以见书中无一妄发之语，无一架空之事，即偶尔闲情点缀，亦自关合映带，点睛伏脉，与寻常小说演义者不同。以注经之法注红楼，敢云后来居上。”这说得够大胆也够自信的了。下面，不妨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王、沈所说的《红楼梦》里的人和事。

　　然则书中果记何人何事乎？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奇女子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世传世祖临终罪己诏书，实即驾临五台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语语罪己，其忏悔之意深矣。五台有清凉寺，帝即卓锡其间，吴梅村祭酒所为清凉山赞佛诗四章，即专为世祖而发。廉亲王允世子著《日下旧见》，载世祖七绝一首，末句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黄袍换却紫装裟。”近人《清宫词》，内有“清凉山下六龙来”之句，皆咏此事。

　　又一说世祖出家在天泰山，为京西三山之一，都人有“山前鬼王，山后魔王”之谚，魔王谓即世祖，众口一词，流传不禁。剃度时做诗数章，传本不同，有“来时鹘突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又“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等句；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缘何流落帝王家”，与《日下旧见》中所载小异，均为世祖出家之证。康熙之世，圣祖屡幸五台，并奉太皇太后而行，皆有所为。且至今京师谚语，谓人虚诞曰孝陵，孝陵者，世祖之空陵也。渔洋咏鼎湖原云：“多事桥陵一杯土，伴他鸿冢在人间”，即指此乎？又茂陵怀古一首，亦对世祖而发，故有“缑氏仙何往，瑶池信不回”之句。父老相传，言之凿凿，虽不见于诸家载记，而传者孔多，决非虚妄。情僧之说，有由来矣。

　　至于董妃，突以汉人冒满姓（清时汉人冒满姓，多于本姓下加一格字，或一佳字，似此者甚多，不胜枚举）。因汉人无入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泱泱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一册，第6至第7页，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

　　总而言之，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与董小宛恋爱的故事，这是《红楼梦索隐》一书立论的全部基础。可惜，关于清世祖到五台山出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传闻和间接推测，从来没有直接证据。史家所谓的清初三大疑案：太后下嫁、世祖出家、雍正夺嫡，尤以世祖出家的材料依据最薄弱。把没有直接证据的传闻作为立论基础，不管故事编织得如何周详，也缺乏可靠性。至于被顺治皇帝封为贵妃的董鄂氏，为什么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更是无任何真实依据的历史传闻。孟森在《董小宛考》一文里（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68至第194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以确切的史料考定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死于清顺治八年，活了二十八岁。而世祖生于明崇祯十一年，比小宛小十四岁。当小宛“长逝”时，世祖不过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两个人“年长以倍”，不可能发生如传说中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何况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记小宛与巢民的情事甚详，明载小宛于顺治辛卯年正月初二日“长逝”，哪里还会有被豫王掠入宫中的事情？小宛死后即葬在影梅庵中，所以冒巢民才作《影梅庵忆语》，同巢民相契的文友的诗作中也多有佐证（详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186至第188页所引陈其年、吴园次、龚芝麓诸人诗文。）。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三派之一的王、沈发动攻击，使用的就是孟森的考证材料。后来，孟森先生还著有《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两万余言，广引博征，丝丝入扣，彻底揭穿了顺治去五台山出家的妄说。其中有几处关键性的致疑点，孟森一一加以考辨，使之无以立足。

　　第一，史载清世祖崩殂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而《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据传说，认为“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到底何者为是？对此，孟森引《玉林国师年谱》的明文：“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选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李近侍言：‘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则世祖崩殂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历历可考，毋庸置疑。王文靖是代世祖起草遗诏的汉大臣，他在自撰年谱中详细记述了此事的经过，不仅载明世祖死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而且说明系出天花死的。此外，孟森又引录张宸写的记载世祖崩殂情形的一篇杂记，其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辛丑正月，世祖皇帝殡天。”当时曾“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证明世祖患的是痘疾。

　　第二，所谓世祖的遗诏是驾临五台山后，诸臣劝归不返时所作，因而“语语罪己，其忏悔之意深矣”。对这种说法，孟森让起草遗诏的汉大臣王文靖站出来讲话，证明遗诏是世祖崩殂的前一天，即正月初六日所写，“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遗诏是奏知皇太后以后宣示的，因此不排除有皇太后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辅臣的意思掺入。诚如孟森所剖解：“以太后为枢纽，而四辅臣之将顺寄亲，敷衍满族，与宗亲满族之自争利益，皆在此遗诏中决之。故知王熙之撰诏，大半为太后辅臣之指，不言温树，情势宜然。”这应该是遗诏胪列罪己各款的真正原因。

　　第三，关于吴梅村所作《清凉山赞佛诗》四首，历来被视作世祖出家的重要旁证，孟森先生一一重新加以笺释，说明此四首诗写的是董鄂氏死后，准备在五台山建道场的事，与世祖出家无涉。特别第三首，其中的四句写道：“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明白暗示世祖未及动身，即已崩殂。吴诗约写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在世祖遗诏颁布之后，铺陈瑰丽，情致绵绵，但纪事不应有二解。

　　第四，孟森先生考定，世祖之皇贵妃董鄂氏死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氏系内大臣鄂硕女，十八岁入宫，顺治十三年八月册封为贤妃，同年十二月晋为皇贵妃，深受世祖宠爱。董鄂妃死后，世祖悲痛至极，也是事实。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中“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所切之董，即此董鄂妃，绝非江南名妓董小宛。而且，世祖崩殂后，另有一位董鄂氏“克尽哀痛，遂尔薨逝”（见孟森著《心史丛刊》（外一种）第247至第278页。），孟森先生考出，这是董鄂贞妃。还有一位宁懿妃，也出自董鄂氏。由此可见，将世祖之妃董鄂氏附会为董小宛，纯属无稽之谈。

　　历史上既然并没有清世祖与董小宛恋爱并出家的事实，那么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基础便崩塌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略加考察，看王、沈是怎样具体进行索隐的，以便从观点和方法上总结是非得失，给该派红学以客观的历史的评价。

　　《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的写作，是敷演情僧即清世祖的故事，书中以宝玉况情僧，以黛玉况董妃，因而不得不费尽心思地去搜寻两者的“关合之处”：

　　如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也。

　　这说的是数字方面的“关合之处”。此外还有性情的“关合”，如：

　　宝玉不读书而文采甚茂，是圣人天禀聪明处；世祖优于文学，与宝玉正同。宝玉一生，儿女情深，不喜谈家国正事，大有不重江山重美人之意。处处为情僧张本。

　　如果这些地方就算“关合之处”，《红楼梦索隐》所举例证未免太少了，我们还可以替他们多补充一些。但例证再多，能说明什么呢？不是同样可以举出比这更多的不相“关合”的例证吗？比如宝玉喜欢吃胭脂，世祖未必喜欢；宝玉骂“读书上进的人”为“禄蠢”，世祖并没有这样骂过；宝玉平时“毁僧谤道”，世祖延高僧入禁中，极为好佛；宝玉崇尚一种平等的思想，待人接物很随便，世祖则不能不摆出皇帝的架子；宝玉给芳官起名为“耶律雄奴”，并说这是“犬戎名姓”，世祖无论如何不会这样糟蹋自己的祖宗，如此等等。借用王、沈的话说，《红楼梦》里这类世祖与宝玉不相“关合”的例证甚多，“分见各卷，不复详举”。我们采用这种反证法，足可以证明《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和具体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尤其荒唐的是，因为宝玉的伯父是贾赦，贾赦的夫人是邢夫人，宝玉的父亲是贾政，贾政的夫人为王夫人，于是《红楼梦索隐》的作者便由此四人的名姓中抽出赦、邢、政、王四字，说这是“直言摄行政王”的事。清初，多尔衮被封为“皇叔父摄政王”，不久又称“皇父摄政王”（参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册，第353至第354页。）。 叔也好，父也好，这和宝玉与贾赦、贾政的关系，实在无任何“关合之处”。况且贾赦是宝玉的伯父，尤不相关。这些地方，完全暴露出王、沈索隐的牵强附会的实质。

　　关于黛玉与董小宛的所谓“关合处”，《红楼梦索隐》胪列的例证更多，然而仍不堪一驳。如说：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且小宛苏人，黛玉亦苏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巡盐御史即为盐官，二字谜语趣甚（书中用谜语者甚多）。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谑矣。不特此也，小宛爱梅，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种，故黛玉爱葬花；小宛能烹调，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饮不饮，故黛玉最不能饮；小宛爱闻异香，故黛玉雅爱焚香；小宛熟读楚词，故黛玉好拟乐府；小宛爱义山集，故黛玉熟玉溪诗；小宛有奁艳集之编，故黛玉有五美吟之作；小宛行动不离书史，故黛玉卧室有若书房。且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潇湘妃子之义，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不然闺人断无以妃自名名人者，盖有本也。况小宛实为贵妃，故黛玉不但有妃子之称，且现妃子之服。又小宛著西洋褪红衫，人惊绝艳，故潇湘窗帧，独言茜纱，有意关合处也。

　　如果说前面所举清世祖和贾宝玉的一些例证，还勉强可以从数字和性情上找到某种“关合”的话，那末黛玉和董小宛的这些倒证，许多恰好是不相“关合”的。一个名白，一个名黛，就可以附会为“粉白黛绿之意”；依此，《红楼梦》中的小红，不是也可以与小宛“关合”，构成红白相间吗？琬，去掉了玉旁，写作宛，便是与林黛玉“平分各半之意”，那么《红楼梦》中具备“平分”条件的何止一个黛玉？小红即红玉，不是同样可以“平分”吗？小宛二十七岁入宫，黛玉进贾府时十三岁。错了----黛玉进贾府时年仅七岁（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六章“红楼纪历”亦有考，可参看。，差不多是小宛入宫年龄的四分之一，不是“恰得小宛之半”。

　　退一步说，即便黛玉送贾府时年龄是小宛的一半，何以两者就有“关合”呢？两个人都“善病”，也许可以勉强算作“关合”，那末，一个爱梅，一个爱竹；一个善栽种，一个爱葬花；一个烹调，一个裁剪；一个熟读楚辞，一个好拟乐府；一个穿褪红衫，一个有茜纱窗，又“关合”在何处呢？毋宁说这恰好是不“关合”之处。至于说黛玉又名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更是不折不扣的杜撰。《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写得明白：

　　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

　　这才是黛玉称潇湘妃子的真正来历、直接内证，可以使《红楼梦索隐》的作者无丝毫辩解的余地。

　　王、沈的《红楼梦索隐》的不科学，还表现在认为一人可以影射多人或多人皆可影射一人。如影射董小宛的不只黛玉一人，袭人、晴雯、妙玉、宝钗、宝琴、秦可卿，都影射董小宛；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家四姊妹，以及宝钗、妙玉、香菱，都被看做影射陈圆圆。这样一来，宝钗就可以同时影射董小宛和陈圆圆两个人。影射清世祖的也不仅有贾宝玉，还有柳湘莲和王熙凤。而宝玉同时还影射侯朝宗，王熙凤又影射杨龙友。香菱、夏金桂、薛蟠、包勇则都影射吴三桂。史湘云影射的更多，顾眉楼、孔四贞、卞玉京、卞嫩、长平公主，都在影射之列。一身多任，性别不分，随意牵引，实在无科学性可言。如同茅盾所说：“王、沈二氏之索隐除卷首有提要外，每回有总评，行间有夹注，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然而最不能自圆其说者，为一人兼影二人乃至三人。”（茅盾：《关于曹雪芹》，见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卷第55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除了寻找人物的“关合”之外，还有事件和情节的“关合”，也是王、沈竭力搜索的对象。如第一回有三月十五日葫芦庙炸供失火的描写，王、沈便在三月十五日这个时间上做了一番索隐：“甲申之变，三月十九日，自成破京师，明社遂屋。此言三月十五，隐隐指此，亦借用三月十五陪衬八月十五，为三桂卒于中秋作张本也。处处均有关合。”由三月十五想到三月十九，然后又想到八月中秋，这样随意联系历史事件，即便是运用现代意识流的手法，恐怕也无从联想起。又如第十二回王熙凤设相思局，对贾瑞说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

　　王、沈认为这里的贾瑞是影射洪承畴，理由是明崇祯十四年松山之战被俘的将领除洪承畴外，还有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燮蛟、祖大乐，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祯，副将江翥、饶勋、朱文德等十人，但送往盛京、受到隆遇的只有一个洪承畴，所以王熙风才说“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王、沈在做了上述索隐之后称颂说：“此等笔墨，若嘲若誉，余意无穷。”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这种索隐方法可以成立，岂独明清的史实，秦、汉、唐、宋的一些历史事件，同样可以找到“关合之处”。更妙的是第十九回，宝玉的小厮茗烟与一个叫万儿的小女孩“干那警幻所训之事”，于是王、沈对此做了一大篇索隐：

　　情僧随从，大抵皆刑余之阉宦，断无此事。若文学侍从，虽在内廷，而规制极严，似又不能与宫人幽会。作者写此一段，当非无谓，既特意标写其名，蓄意当即在此。按此上回，董妃丧父南行，意或挈其妹董年同返。先寓于外，情僧入彀后，乃纳之宫中。此事即书于宝玉往袭人家之前。大约是以僮婢偷情代喻情僧外幸之事。其梦如锦，其名为万，因明明隐藏一年字，锦固有万年锦也。

　　真是不可多得的一段妙文。很难说清楚索隐者具体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索隐方法。开始提出“随从”不能，而“侍从”又不敢，这用的大约是排除法。可是，既非“侍从”，又非“随从”，就一定是情僧即顺治皇帝自己吗？为什么不可以是其他人呢？不是说宝玉是情僧吗？现在宝玉的小厮茗烟也成了情僧，两个情僧同时上场，一问一答，戏剧性倒是有了，可是赖以索隐的真实依据何在？因为万儿的母亲梦见一匹锦，于是就联想到万年锦，因而里面便隐藏一个年字，所以万儿就是董小宛的妹妹董年。这种曲径通幽般的推求，为任何保持正常思考力的人所不能理解。

　　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也不是毫无是处。随意比附史实虽然占去了该书的绝大多数篇幅，基本观点和具体方法不能成立，但以史证文，好学深思之处不在少数，且间或有一些艺术分析，仍不乏独到见解。特别是每一回的行间批注，并不都是史实索隐，很有一些剖解书中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揭示写作手法的地方，有时能发人所未发。如《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宝钗、黛玉相继探视，两人的言语和情态适成对照。王、沈于此批道：“宝钗设词以安宝玉之心，宝玉又设词以安黛玉之心，可见宝玉意中原只有黛玉，而宝钗苦心孤诣，偏欲以小善小信擅移其爱。岂知天下事，凡出于勉强者，均不能持久，卒归于败。古今攘攘者，何钗之多也。”又说：“是情之真挚处，自又比宝钗之情加密一层。此段全写钗、黛诚伪之分，及宝玉与钗、黛用情深浅之别。妙在不加褒贬，实处处右黛而左钗。一写径情而出之情形，而并不伤雅；一写多端掩饰之举动，而不免露痕。此中消息，解人自解。”

　　应承认，这些分析与作者的用意是相吻合的。又比如第四十一回，宝玉、黛玉、宝钗一起在栊翠庵品茶，黛玉用的杯子叫点犀，宝钗用的是，独将妙玉自己“常日吃茶的”一只绿玉斗杯拿给宝玉，这一特定细节，反映出妙玉的极其微妙的心理。王、沈于此处写道：“志此一笔，尤诋妙玉之深。寻常一未经用之盏，经老老一啜，便弃而不复顾；宝玉男子，反以己所常用者共之，独不虑口泽及人乎？写妙玉处处是假惺惺，见所欲则忘其洁矣。”而当书中写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王、沈对此更大加发挥说：

　　此一层常屡思不得其解。以意淫之人，遇绝美之色，承相爱之雅，叼共卺之荣，自当怡然受之，惕然惟恐失之。宝哥方留神察看时，安能不觉？然忽尔舍用情之深，求用物之贵，此在常人所不肯出，况属情种，当必无之事也。而作者特书此举何意？盖尝思之重思之。宝哥盖正以用情之深，留心之细，见妙玉之忘情造次，故诘一语，词若有憾，以代妙玉在钗黛前掩盖也。宝哥常日来此，用此杯者，必不止一次，当已早领其意，故妙玉一切性气，均能体之细而知之深。今当钗黛之前，二人之心细，遇妙之矫矫不群，必先宝玉而留神察看。若见其率与宝玉共卺，设若含酸微笑，则妙公无地自容矣。宝玉处处留心，知妙玉之独厚于己，欲为掩盖，故反以尊客之礼自居，若以不得平等为憾者。当时四人之意均微会矣。一则平两美之酸，一则掩妙人之率；既掩妙人之率，可见两美之尊。面面俱到，百节全灵，宝哥真天下第一有情人，亦第一有心人，更是第一慧捷机变人，吾真自笑莽汉矣。观后文之舍盏不收，更可见此时之孟光，若遽接梁鸿之案。钗黛尖刻，断无不退有后言者。宝玉爱玉，为之弥缝者甚微，且措词雅善，中其窍要，妙亦解人，故不以为忤，而应声立撤，平时不言之亲爱，一扫而空。读《红楼》至此，真胸中三日作辘轳转。不知世间善男信女，能识此者有几？用情能至此而又仅止于此者又有几？吾不禁谓宝妙皆天人也。

　　这段议论对宝玉和妙玉的微妙关系，以及与钗、黛共同品茶时四人的心理活动，缕析得非常细密，揭示得甚为深刻，不失为深得《红楼》作意的赏析之文，而与随意比附的索隐文字迥不相侔。《红楼梦索隐》中，类似的艺术分析不少，而且文字通脱流贯，读来不觉吃力，这是王、沈这部著作的未可全然抹煞处，同时也是此书问世后一再重版的原因。（王、沈的《红楼梦索隐》于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很快便重版13次，当时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