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791年有后四十回续书的一百廿回《红楼梦》问世以来，就产生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优劣比较问题，以及后四十回究竟出于何人手笔的问题。早在清朝乾隆年间，裕瑞就在《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一文中说过：“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而伟元臆见，谓世间当必有全本者在，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矣。不然即是明明伪续本而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委，故意捏造以欺人者。斯二端无处可考，但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着无疑。……此四十回，全以前八十回中人名事务苟且敷衍，若草草看去，颇似一色笔墨。细考其用意不佳，多杀风景之处，故知雪芹万不出此下下也。”（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一卷第112页，
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出版。）后来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俞平伯作《〈红楼梦〉辨》，在发现考证脂批本的基础上，把裕瑞的意见深细化和实证化，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
更是坚决贬斥后四十回。但对后四十回《红楼梦》表示肯定的意见也时有发表。
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本与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优劣真伪之争从此不断发生，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是红学中争论程度最激烈、争论时间持续最长、辩驳文章发表最多的一个问题。以这个问题为核心，涉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思想倾向、情节结构、悲剧性质、具体人物分析的比较等范围广泛的问题。
李希凡和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中有一篇《俞平伯先生怎样评价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续本》，其中说：
“首先我们是承认高鹗后四十回续书对于某些人物性格，较之前八十回是有些歪曲的。如俞平伯先生所指出的‘宝玉修举业，中第七名举人’，这是不很符合于宝玉前期反科举的叛逆性格的。也承认‘贾政袭荣府世职，后来孙辈兰桂齐芳，贾珍仍袭宁府三等世职。所抄的家产全发还。贾赦亦遇赦而归’，这个‘贾家延世泽’的结局，自然也消弱了《红楼梦》反封建的主题。这些都反映了续作者高鹗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同时甚至于在某些小的情节和艺术成就上，续作较之前八十回，也是有些减色的。但绝不能就因此而否定高鹗续作的杰出成就，也绝不等于俞平伯先生的批评就是正确的。……高鹗续作虽然给贾宝玉这个形象蒙上了封建功利主义色彩，但他还没有完全歪曲了这个性格，在某些方面也还发展了他的反封建性格。后四十回的贾宝玉在爱情上作的不妥协的斗争，在洞房花烛夜，向封建家庭统治者宣布与黛玉誓同生死的强烈的反抗行为，和最后的终于出走，都使得这个悲剧性格，达到了美学的极致。……同样的，宝、黛爱情在后期也必然会有炽热的发展，因此，黛玉占有宝玉的心情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合理的。但俞平伯先生却以为‘黛玉以豱痕鬙优侧’这样的幸灾乐祸，毫不替宝玉着急，真是毫无心肝，又岂成为黛玉？‘黛玉底心事，写得太显露过火了，一点不含蓄深厚，使人只觉得肉麻讨厌，没有悲恻怜悯的情怀。’这种批评也完全是‘怨而不怒’唯心主义美学观点的重复，既否认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也否认黛钗爱情冲突的社会内容。……何其芳同志在《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中说：‘俞平伯先生，……（此省略号原文所有----引者）列举更多的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续书确系续书，说明高鹗的“利禄熏心”的思想和曹雪芹不同，指出在艺术性方面续书远不如原著，但仍肯定其保存悲剧的结局，这是《〈红楼梦〉辨》的可取部分。’也是简单化了的评价，和我们过去陷入了同样的错误，在客观上，起着一样俞平伯先生贬低后四十回续本的作用。”（《〈红楼梦〉评论集》第53、54、55、58页）
这种对后四十回“功过”的分剖成为此后争论的基调，许多文章只是在肯定或否定的程度、论证的粗细上有所不同。在八十年代“探佚学”兴起以及国外新的学术思潮大规模输入之后，建立在对八十回后原著佚稿“探佚”，以及运用新的文艺理论、文化理论作分析的基础上，对后四十回否定性的评价始变得更为强烈、彻底。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1992年版）最具有代表性，其中的“考论编”从文本考证入手，“思理编”从理论思辩入手，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文本差异和意义两歧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论证。其核心观点是：
“曹雪芹与高鹗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世界观和人生观制约着一切，决定了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精神境界、心理模式，因而无论是气质、激情、政见、哲思、审美观等等都标示出不同的方向，总之是对世界和人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高鹗从根本上无法理解曹雪芹，对他的思考、感受和追求可以说隔着天然的鸿沟，即使模糊地感觉到了，也立刻本能地产生心理抗拒，所以他续写《红楼梦》而进行篡改是不由自主、情不自禁的，仿佛受制约于一只冥冥中的手----那是传统的国民性。”（《〈石头记〉探佚》第415页）
“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主要写了一个‘钗黛争婚’的善恶故事，充满道德说教和宗教迷信，根本没有任何形而上泛宇宙意识的命运感，崇高感也大为降低。故事情势的发展从顺境转入逆境，又回到了顺境，贾家被抄没的家产又赏还，兰桂齐芳，贾氏复振，贾宝玉高魁贵子，然后与林黛玉对成了天上的神仙。全部故事都充满了道德伦理和善善恶恶的说教，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对人生作了道德的解释而非审美的解释，因而徒具悲剧的形式，并不是真正的悲剧。”（第429页）
“我们认为，对后四十回续书的历史功过，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从尊重曹雪芹原著基本格局基本精神说，续书应该否定﹔从实际产生的社会效果而言，续书对反对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这一长期的反封建任务起过进步作用。但仅仅停留在这种水平上显然已经落后于历史发展，现在需要进入更深的层次，需要借鉴文化大讨论的成果，彻底研究续书取代佚稿并一度被历史接受的历史文化心理背景，才能真正弄清‘两种《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深刻意义。”（第555--556页）
六十年代，在台湾、香港地区展开了一场围绕着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优劣真假的学术论争。最有代表性的肯定后四十回的是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其中心论点是：
“高本文学手眼甚高，有体贴入微，刻骨描绘的文字，更有细写闺阁闲情的佳文，似与前八十回同出于一人手笔。……我相信高本四十回系据曹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而非高鹗所能作。综括一句话，雪芹既有十年时间可以补完此本小说之重要下部，岂有不补完之理？黛玉一生何事？乃绛珠仙草为还泪而来也。泪未还，小说尚未入主题，岂容停笔？……故折衷公评，当以高鹗所补系雪芹旧稿，较近情理。”（《〈红楼梦〉研究专辑》之《红学论战----以林语堂为中心卷》，台湾天一出版社1970年版。）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论者是苏雪林，她写了四篇论文，其主要论点是：
“全书的精彩倒在高鹗续的后四十回。我觉得高鹗不愧姓高，他的才华，真正高而又高，《红楼梦》的荣誉应该完全归给他才是。近代许多红学家狂捧曹雪芹，而乱骂高鹗，实令我痛感不平！”
“原本《红楼梦》文笔之恶劣，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
“不过天下事无奇不有，竟有一个不学无术的没落纨絝写了一部散漫松懈，毫无结构，并且尚未完稿的小说，居然脍炙人口，传诵一时，让他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盛名。……这位作家是谁，便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上引三段俱见《〈红楼梦〉研究专辑》之《红学论战----以李辰冬、苏雪林为中心卷》，台湾天一出版社1970年版。）
李辰冬等海外学者从版本、语言等各方面作了细致辨析，反驳林语堂、苏雪林的论点，形成了一次台湾地区的红学论争热潮。
周汝昌1980年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提交第一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后来在《〈红楼梦〉学刊》发表并收入《献芹集》。此文引用了许多僻书的资料作考证，得出的结论是：
“曹雪芹的《石头记》一变而成为程高的《红楼梦》，正是‘删改抽彻’政策的实施，其真正的主持者有一位大人先生，或者叫名公巨卿----此人正是善于改动原本、假手他人、别着一书、用以进呈讨好的和珅。考察一下，处处合符，般般对榫。”
（《献芹集》第5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周汝昌的这个观点许多人都表示不能同意，但由于周汝昌引用的资料其出处十分偏僻，而其思路也十分曲折，所以反驳的文章大多只是批评周汝昌的论点是想入非非，甚至说是受了“文革”中抓“黑后台”思潮的影响，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学术论战。比较有代表性的反驳论文是王昌定的《读〈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收入王昌定《〈红楼梦〉艺术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全面肯定后四十回续书的论文论著中，以张国光的长篇论文《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收入张国光《古典文学论争集》，武汉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和宋浩庆着《〈红楼梦〉探----对后四十回的研究与赏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较有代表性。
宋浩庆的著作既有“研究”又有“赏析”，显得更全面。张国光的论文则理论色彩更强一点，从多个方面论述后四十回问题，计有“应承认曹雪芹对前八十回和高鹗对后四十回续书的著作权”、“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说符合曹雪芹原意”、“‘左钗右黛’观念形成于百二十回《红楼梦》流行以后”、“以黛玉为悲剧主人公是高续本一大特色”、“高鹗笔下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高鹗写黛玉之死的美学意义”、“高本《红楼梦》堪与《罗米欧与朱丽叶》媲美”、“黛玉绝粒、焚稿、惊梦等回为悲剧《红楼梦》之顶峰”、“掉包计为悲剧《红楼梦》之高潮，宝玉因此出家表现了他的强烈反抗”等。
针对张国光的论文，梁归智写了《〈红楼梦〉现象的文化剖析》，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反驳。其主要论点是：
“曹雪芹原著与高鹗续书的冲突绝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的小说评价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文化心理问题，是国民性问题，是被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传统审美心理根本无法理解曹雪芹的《红楼梦》的问题，是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中国人审美素质的堕落问题。”（《〈石头记〉探佚》第482页）
“传统文化孕育产生了曹雪芹和《红楼梦》，又腰斩扼杀了这部旷古奇书，‘选择’了高鹗续书来歪曲、抹杀它的叛逆斗争精神，这就形成了文学史上最复杂难解的《红楼梦》情结，出现了中国人读不懂《红楼梦》的《红楼梦》现象。不了解传统文化的精粹，固然难以欣赏《红楼梦》，而不彻除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就从根本上读不懂《红楼梦》，不理解曹雪芹。”（《〈石头记〉探佚》第492页）
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两种《红楼梦》”的“优劣”论争，后来又转化为脂批本与程高本的“真伪”论争。欧阳健先后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结集为《红学新辨》
（1994年5月花城出版社）和《红学辨伪论》（199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 又与曲沐、吴国柱合着《红学百年风云录》（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类似观点的著作还有宛情《脂砚斋言行质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
克非《红楼雾瘴》（四川文艺出版社《峨嵋》1994年连载）以及朱眉叔、董文成的文章。欧阳健等人的中心观点是：脂批本乃后人伪造、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都是曹雪芹所创作。这个结论首先是由对甲戌本的“避讳字”问题引出的：
“产生动摇的原因之一，是甲戌本不避康熙皇帝的名讳：此本卷一第四叶‘神仙玄幻之事’，第十叶‘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玄机不可预泄’，卷二第九叶‘悟道参玄之力’等处的‘玄’字，统统没有避讳。……我只不过遵循讳字辨别版本的真伪与时代的古老方法行事而已，要推翻这个判断，除非从根本上推翻以史讳鉴定版本的准则。”（《红学辨伪论》第85、93页）
从这个“版本考证”的基点出发，欧阳健等引申开去，从“脂本辨证”到“脂批辨析”，从“脂斋辨考”到“‘探佚’辨误”，从“史料辨疑”到“红学的出路”，最后得出总体性结论是认为存在“百年红学史上最重大的三次论争”，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红学模式的确立”，五十年代“胡适红学模式经受冲击却得到意外确认”，九十年代“胡适红学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而挑战的核心问题就是脂批本乃后人伪造，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都是曹雪芹原作。
“一句话，当代红学的‘悲剧性’的总根源，仍然要追溯到胡适那里，追溯到胡适的‘体系’。胡适的红学‘体系’本来就是根基不牢的，当代红学却看不到这一点，要死守阵地，‘誓死捍卫’，这才是当代红学‘悲剧性’的根本所在。”（《红学百年风云录》第613页）
“朱眉叔在论述后四十回的系列文章中，对续书说论者的主要观点，从方方面面作了鞭辟入里、仔细周密的评析，指出这些论据全是主观武断的曲解，有力地捍卫了曹雪芹对于《红楼梦》整体的著作权。朱眉叔指出，开展真假《红楼梦》的大论战，必须认真读懂百二十回全书。只有全面地彻底地读懂读通百二十回全书，才能深入地理解《红楼梦》的伟大之所在，……。他说，‘应该通过充分论争《红楼梦》的真伪，深入而正确掌握《红楼梦》的内容和形式’，更好地维护百廿回全璧本的地位，使之发出更加耀眼的伟大光芒。”（《红学百年风云录》第475页）
欧阳健等人的观点引起许多不同意见者的反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反驳文章是蔡义江的《〈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和《答欧阳健----评他对脂本作伪说的申辩》（原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4辑及1994年第3辑，
收入《蔡义江论〈红楼梦〉》，宁波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蔡义江的主要论点是：
“欧阳健在甲戌本中找出一个‘玄’字，没有减笔省去末了一点或写作‘元’字，即没有避康熙的讳，就以为抓到了抄本出自民国的证据。这是靠不住的。小说是通俗读物，抄本是私藏的，抄手又非饱学之士，当然不会像官场行文或公开刊本那样恭肃谨慎，留心避讳（底本上如何还不得而知）。道光年间被俄国人从我国携走的列藏本，据文章介绍，原收藏者还在修补装订时，将乾隆《御制诗》拆开反折起来，作了这部‘淫书’的页间衬纸，这岂非比未避‘玄’字更大逆不道？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蔡义江论〈红楼梦〉》第156页）
此外蔡义江还从“文字问题”、“脂评问题”、胡适是否作伪问题、裕瑞《枣窗闲笔》是否伪造问题、刘铨福的“跋语”是否伪托问题等几个方面作了反驳。而欧阳健又写文章作了答辩。
到了二十世纪末，杜春耕、张庆善、胡文彬等人发现了道光十一年凝翠草堂刻本和同治年间聚和堂刻本等好几个《红楼梦》版本，其中几百个“宁”字都没有避道光皇帝“旻宁”之讳，认为这是对欧阳健以“避讳”问题为根据建立的“脂批本伪造”论的反证。而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思想内涵、文字水平之高低优劣的认同，那更是一个思想和审美的价值取向问题，周汝昌在《献芹集》的自序中说：“在精神境界、文笔水平问题上，如果对高下优劣的感受上差异太大的话，那是连‘讨论’‘商榷’也无从说起的。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新鲜，古人在这方面的话头是够多的了。”（《献芹集》第16页）石昌渝八十年代初写有《论程高本前八十回对贾宝玉形象的涂改》、《论〈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变异》、《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情节的逻辑背离》、《〈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细节描写之辨析》（发表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五、九、十辑）等论文，是对这一问题比较深入的论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有关后四十回的作者究竟是谁的争论。高鹗和程伟元都没有说自己是后四十回的作者，说后四十回是从“鼓担”上得到的，而自己仅做了“今广集校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引言》）和“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程伟元《〈红楼梦〉序》）的工作。
后四十回乃高鹗所补的学术观点，是从胡适、俞平伯开始的。胡适根据俞樾的《小浮梅闲话》等资料考证，得出结论说：“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红楼梦〉考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0月出版。）俞平伯根据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文本比较，赞成胡适的意见，他说：“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
（《〈红楼梦〉辨》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出版。） 但俞平伯到了六十年代，已经不再坚持高鹗续后四十回的意见，他于1962年10月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三辑上的《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一文的“说明二”中表示：“程氏刊书以前，社会上已纷传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于高鹗的创作。高鹗在程甲本序里，不过说‘遂襄其役’，并未明言写作。张问陶赠诗，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高鹗续书之说，今已证明其实根据不太可靠。程乙本对程甲本，以七十天工夫，却修改得如此之多而且快﹔或者是高兰墅的成绩罢。”（《俞平伯全集》第陆卷第277--278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此后红学界对这个问题时有不同意见发表，有的仍然坚持高鹗续书的观点；有的说后四十回既非高鹗作也非曹雪芹作，而是另有作者；有的说后四十回是曹雪芹未改定的残稿。如王佩璋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1957年2月3日《光明日报》）中说：“后四十回的绝大部分可能不是高鹗所作，可能真是程伟元买来的别人的续作。”周绍良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1953年10月写成，发表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中说：“其实，后四十回是曹雪芹未改定的残稿，……”张国光则在《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中主张：“应承认曹雪芹对八十回和高鹗对后四十回续书的著作权。”欧阳健、曲沐、朱眉叔等则坚持后四十回乃曹雪芹原作。此外还不时有人对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提出质疑，如戴不凡提出“石兄”着、曹雪芹修订说（此一公案另作述评），赵国栋提出曹俯着《红楼梦》（《〈红楼梦〉作者新考》，《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刘润为提出曹颜是《红楼梦》原始作者（1994年1月8日《文艺报》），张放提出墨香是《红楼梦》的作者（1998年8月7日《羊城晚报》）等说法，都引起一时轰动而很快过去。就大多数的意见来说，都承认曹雪芹对前八十回的著作权，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的老说法有许多疑点，因而倾向于后四十回续书另有作者，另一方面坚决主张后四十回续书绝对不是曹雪芹所作。
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认同立场差异，导致了对电视剧《红楼梦》改编路线的争论。从电视剧《红楼梦》开始筹划拍摄，直到电视剧上演后的评价，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认同程高本的人对电视剧八十回后《红楼梦》故事以探佚思路改编深表不满，”电视连续剧的改编“‘起码有三大失误’：一是‘掉包计’骗局婚姻，改变为黛死钗娶的‘自然婚姻’，这种对‘全《红楼》艺术画面的核心’的‘任意胡乱删削’消除了作品的‘矛盾尖锐性’，也消除了宝、黛悲剧所形成的‘艺术敏感的刺激性’；二是‘以抄家以后衰败----包括凤姐死后包以芦蒲，以牛倒拖去寻墓地，这些背景上宝玉出家，使读者怀疑，宝玉完全是为衣食无着，讨乞无门而出家的’；三是整个删掉‘中乡魁宝玉却尘缘’的重要情节。”（《红学百年风云录》第488--489页）赞同探佚改编思路的人则认为：“我们应该大力肯定编剧的魄力、才情和成绩。我们要了解，编剧是在程高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还顽强地统治着大多数人头脑的情况下编写剧本的，是在‘探佚学’正式问世还不久，基础尚不雄厚，研究成果尚有许多争议的前提下着手工作的。……它对于破除后四十回续书的恶劣影响，显示原著《红楼梦》的基本精神，改变传统的、落后的审美观念，直至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影响改造民族的心理、气质、思维方式等，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它的作用和影响是任何一位红学家的专门性研究著作所不能取代的。”（梁归智《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第201--20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省略号为引者所加。）“当剧本搬上银幕，推展为三十六集，八十回后故事仍然只占六集，这就造成了全剧格局的比例失调，后六集的新编故事显得过于急促，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而更为严重的是，对宝黛爱情悲剧的主体故事，银幕对剧本作了扬弃。……搬上银幕的宝黛爱情悲剧却与家族派系斗争脱离了，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到程高版‘包办婚姻’的简单构架。这就使这一爱情悲剧产生了失重现象。……即使从电视剧剧本来说，从更高的要求看，就表现出编剧没有彻底解放思想，没有更坚决地坚持探佚的思路，没有更大胆地采用探佚研究成果，而是缩手缩脚，前瞻后顾。……为什么探春远嫁一集博得了普遍好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艺术地再现了探佚的成果。”（《〈石头记〉探佚》第487--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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