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经程伟元和高鹗订补刊行之后，象插上了翅膀一样，很快“遍于海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众所周知，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研究《红楼梦》就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从《红楼梦》问世到“五四”运动这一个半世纪中，各个阶级和阶层人对《红楼梦》从不同角度作出种种评论。人们把“五四”前的这一个半世纪中的《红楼梦》研究统称为“旧红学”。旧红学家，有案可稽者不下二百。他们或谓《红楼梦》为“经书”、“情书”，或谓《红楼梦》是“传己”、“传人”，各执一词，聚讼纷纭，从而形成种种派别。先是评点派苦心孤诣，要抉剔出作品的“微言大义”和“千里伏线”；而后，索隐派广征博引，想从作品中求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旧红学”的“抉微”和“索隐”是否正确呢？只有靠社会实践来检验。作品被社会实践所证明的结果与他们爬罗剔抉的结果相一致，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不少人以旧红学家多是“封建文人”，有“阶级偏见”，受“时代局限”，就把他们的评论抽象地全盘否定，甚至破口大骂一通，这也实在是一种“偏见”和“局限”。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批评家都有和他们的立场、观点、思想倾向以及审美观念密切相关的各自不同的批评标准，即都有“一定的圈子”。请问：“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因此，“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鲁迅：《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评点派起于明代中叶。明中叶，在新的时代气氛的激荡下，出现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繁荣局面。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队伍的扩大，印刷业的发达，为通俗文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异常发达的印刷业，促进了书籍的广泛刊行，印刷作坊大量增加。当时，不仅刊行经史子集，而且也大量刊行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由此可见当时小说刊印传播的盛况。小说空前地赢得了群众的喜爱，成为人们主要的精神食粮，刻印小说成了一种很能赚钱的生意。嘉靖、万历以后，以刊印通俗小说著名的福建余氏三台馆、金陵唐氏世德堂和周氏大业堂等书坊所刊印的小说，刻工精细，附有绣像插图，很受读者欢迎。书贾为了招徕顾客，又往往在刻印小说时聘请当代名流加以评点。这种做法，在出版界渐成风气，并代代相因，沿袭下来。明末清初，金人瑞(圣叹)批《水浒传》、毛宗冈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金瓶梅》、陈世斌批《西游记》等，都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尤其是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备受称誉，闻名全国。影响所及，凡有一部小说问世，便有人学步金圣叹，增批加评，圈圈点点。后来竟形成一套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总评和眉批、夹评、批注等，正文中评者认为是佳句妙笔则加圈加点乃至密圈密点、重圈重点。

　　从整个评点派看来，其中当然不无优秀的文艺批评家，提出过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多数是陈词滥调，把原著搞得支离破碎。鲁迅评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说：“经他一批，原著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最早学着金圣叹评点《红楼梦》的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从清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评点派大为活跃，书商大量出版了经过“批评”、“批点”、“新评”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的“批评”，太平闲人的“读法”，读花人的“论赞”和“问答”等。

　　护花主人即王希廉，字雪芗、雪香，江苏震川人，道光间举人，著有《孪史》。明斋主人即诸联（1765--？），字星如，号畮香，清浦人，著有《红楼评梦》四卷及《畮香诗抄》、《明斋小识》等。大某山民即姚燮（1805--1864），字梅伯，一字复庄，号野桥、二石、大梅、上湖生、古梅山民、疏影词史，浙江镇海人，道光十四年举人，著有《大梅山馆集》、《今乐考证》等。太平闲人即张新之，号妙复轩，似为汉军人。读花人即涂沄，字铁纶、号香雨，桂林人。评点派的观点零散、驳杂，构不成完整的体系，疏理起来，主要是把《红楼梦》看成“情书”或“经书”。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是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学派。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等曾经提倡经学、史学研究，主张“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二），反对明末王学的空叹心性，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这就大大扭转了明末空疏的学风。但由于清王朝严酷的思想统治，乾隆以后，士大夫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考据之风兴盛，经学家们民族意识早已淡薄，背弃了顾炎武等人的进步传统，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清王朝对此大加提倡，以之作为闭塞思想的工具。一时，许多知识分子陷入故纸堆中不能自拔。他们通过考据、训诂、注疏、辩伪、校勘、辑佚等，为儒家经典吹喇叭，替封建王朝抬轿子。他们的大作，文字琐碎，朴讷不讲艺术，却自以为学识渊博，高深莫测。在这股风的影响下，评诗论文无不以考据为武器，甚至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对《红楼梦》搞“索隐”也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此后，索隐者便绵绵不绝。清末，世界资本主义上升，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和争霸，把闭关自守的中国卷进了它的漩涡；封建社会固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还在频繁表演；新兴市民阶级跟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又拉开了新的帷幕……在这种时代气氛下，不少人抓住影响巨大的《红楼梦》大作考证，借以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宣传民主思想，激励民族意识。于是索隐之学大为活跃，竟成为囊括“红学”阵地的巨大风潮。索隐派的主要手法是大作烦琐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代表性的著作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主要论点有“明珠家事”说、“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

　　对于评点派和索隐派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给科学的总结，而不能不加疏理，不辨良莠，就以决绝的感情“拉杂摧烧之”。评点和索隐作为文学批评的两种特殊手段，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自有其不可取代的效用。但是，超越它们的职能，以之代替整个文学批评，势必会演成“乱点鸳鸯谱”的恶作剧。

　　不可否认，评点派的有些“评点”是不失为“点睛”之笔的。例如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

　　“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黜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

　　这对《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应该说是一个简洁的概括。再如涂沄在《红楼梦问答》中说，宝玉“似武陵百姓”，黛玉“似贾长沙”，晴雯“似杨德祖”，王熙凤“似曹瞒”，宝钗“似汉高祖”，袭人“似吕雉”……宝钗与黛玉相比，“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袭人与晴雯相比，“袭人善柔，晴雯善刚；袭人用屈，晴雯用直；袭人徇情，晴雯任性；袭人做面子，晴雯绝尘埃；袭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袭人，宝钗之影子也，写袭人所以写宝钗也”，“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写晴雯所以写黛玉也”……这种类比和对比，对于我们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大有启示的。又如“蝶芗仙史评定”的《全国增评金玉缘》对全书思想内容的总纲第四回和全书艺术结构的提纲第五回中的一些评语：第四回开头评曰：“宝玉、黛玉、宝钗是一部之主，宝黛已经会合，第四回必当叙及宝钗”，“因借人命一案牵合相聚，即将英莲带出以为引线，后来许多事件具于此回埋根，且将贾王史薛四家亲戚均即带叙，省却后文许多补笔，真是匠心能苦，亦是天衣无缝”；门子向贾雨村解释何谓“护官符”后，评曰：“‘护官符’三字最妙”，“‘护官’有‘符’，普天下做知县者皆以奉为圭臬矣”；贾雨村恐门子揭出老底，后来寻了个不是，远远地充发了，批曰：“如此奸险，将来必然显达。”第五回开头评曰：“一回至四回已将贾王史薛亲戚家史大略叙明，黛玉、宝钗已与宝玉合得一处，入后应细叙居恒情事。然十二钗尚未点明，若逐人另叙，文章便平芜琐碎，故以画册、歌曲将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点出，后来便都有根蒂……”这些评点，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情节结构。评点，作为我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独创，其优越之处就是能直接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感情。好的评点总是能抓住作品的关键与难点，阐发作品的主旨和作者的意图，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共鸣。

　　评点派主要着眼于文章作法，索隐派主要着眼于探索作品的政治内容和社会意义，都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索隐派都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王朝贵族社会的兴衰际遇，应该说还是看对了的。由于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可靠的史料，不能充分认识文学艺术概括生活要用形象思维、要用典型化手法这些特殊规律，因而不能从美学的意义上去认识《红楼梦》的社会价值。相反地，他们根据传统的功利观念和主观的烦琐考证，强拼硬凑地把小说人物和情节跟历史人物和事件相比附，这就把文学和历史以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庸俗化了。


二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不少人认为是一部“言情”之作，是“情书”。从现存史料看，除“脂本”评者外，最早认定《红楼梦》为“言情”小说的是一位号琅環山樵的人，他在“嘉庆甲戌之秋”为《补红楼梦》写的序言中说，“雪芹先生之书，情也”，“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者也”。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情书”的，是一位号花月痴人者，他在“道光癸卯秋”为《红楼幻梦》写的自序中说：“本乎心者之谓性，发乎心者之谓情。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囿于情；癖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乎情，终不能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

　　在我国文学史上，这个“情”字向来就是一个最易滋生误解的字眼，向来就有“色情”、“人情”的不同理解。例如陆机的《文赋》最早提出“缘情”“体物”，有人以为“诗缘情而绮靡”是说“诗是抒情的，因情而生，特色是侈丽”；有人说是作诗要用“艳辞”而去写“恋情”。对《红楼梦》虽然都极赏其“情”，究其内涵，有的理解为“人情”、“世情”的“情”，有的理解为“爱情悲剧”的“情”。《红楼梦》刊行之后涌现的一大批续作者攘臂为原书翻案，替黛玉、晴雯鸣不平，令其起死回生，夙愿以偿，就是把《红楼梦》当作“爱情悲剧”来看的。有位名周绮的女诗人说：“（《红楼梦》）盖将人情世态，尽寓于粉迹脂痕，较诸《水浒》、《西厢》尤为痛快。”（《红楼梦题词》序）周绮“字绿君，小字琴娘”，“工韵语，解音律，能篆刻，兼习山水花鸟，尤精小芦雁”，“年二十许，适吴县王雪芗希廉，工书法，亦能诗”（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六）。作为清道光年间的一位妇女对《红楼梦》竟有如此精深的见解，何其难得！的确，《红楼簿》就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中心故事和中心线索真实地反映了清王朝“康乾盛世”的“人情世态”。鲁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把《红楼梦》列入“人情小说”。潘得舆的《读红楼梦题后》、乐钧的《痴女子》、杨懋建的《梦华琐簿》、许叶芬的《红楼梦辩》等也都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写“爱情”或“人情”的“情书”。

　　评点派和索隐派中的一部分人同样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情书”。诸联说，《红楼梦》是一部“言情”之作，“万种柔肠，千端苦绪，一一剖心呕血以出之”（《红楼评梦》）。王梦阮、沈瓶庵也说，“作者虽意在书事，而笔下则重在言情”，“其事皆由情字发生，故阅读又当以情为经，以事为纬”（《红楼梦索隐提要》）。

　　在“情书”说者当中，当推诸联为代表。他对《红楼梦》的“言情”，作了全面的论述，而且很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说，《红楼梦》的“言情”虽“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非特青出于兰，直是蝉脱于秽”。这种看法，颇中肯綮。但他说《金瓶梅》是“导淫之书”，而《红楼梦》“为戒淫之书”，既是对《金瓶梅》的贬斥，也是对《红楼梦》的曲解。鲁迅说，在明代“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红楼梦》写“世情”则更胜一筹，但它起不到道学家所奢望的“戒淫”作用。诸联说读《红楼梦》可以“戒淫”，“盖食色天性，谁则无情。见夫钗黛诸人，西眉南脸，连袂花前月底，始是莺俦燕侣。彼村妇巷女之憨情妖态，直可粪土视之。庶几忏悔了窃玉偷香胆”。这实在是异想天开，自欺欺人。不过，在这陈腐的货色上也有点新奇的光泽，他肯定“食色天性，谁则无情”，是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相对立的，在当时反宋儒、批理学的声浪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把《红楼梦》跟元初杰出的戏曲家王实甫的《西厢记》相比，认为“自古言情者，无过《西厢》，然《西厢》只两人事，组织欢愁，摛词易工。若《石头记》则人甚多，事甚杂，乃以家常之说话，抒各种之性情，俾雅俗共赏，较《西厢》为更胜”；他还认为，多数小说“大抵由悲而欢，由离而合”，《红楼梦》“则由欢而悲，由合而离，遂觉壁垒一新”。在当时来说，这种看法洵为巨眼。

　　诸联也是把《红楼梦》视为写“人情”的杰作的。他说，“宝玉之情，人情也”，即“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宝黛之间“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红楼梦论赞·贾宝玉赞》）。今天看来，虽然还远悖科学，但是在那个等极森严而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封建专制时代，宣扬这种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情”，着眼于人的共同性，而不是着眼于人的社会差异性，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思潮。戴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望一下历史的进程，不难发现：它的后面隐藏着作奴隶的人们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做人权利的血与泪、火与剑的历史；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伴随着它产生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正在黑暗如磐的封建势力的威压下，以顽强的生命力曲折生长的现实。

　　如果不是“以今律古”，而是历史地看问题，“情书”说者认为“情”是全书的要害，应该说还是认准了。尤其跟主张《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色空”的人相比，就更见其见解高明。无须否认，一部《红楼梦》借“空”为名，遣“情”是实；虽有“色空”，并非“主要”。《红楼梦》开卷就写道，“石头”自己之所“记”系“空空道人”抄录下来才得问世传奇，“空空道人”从此就“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名《石头记》为《情僧录》”。又说：“但书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第五回《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作者还公开声明：一部书“大旨谈情”。对作者的这些“自白”，历来意见分歧，或悟出了“色空观念”，或归结出“自传性小说”，或引申出借“言情”以“掩盖”其“谈政”……但“细考较去”，他所表明的是眷恋人生、不忘世情，心情悲伤、胸怀难遣，寄情闺阁、托情言政，并非心托空门、情归悟境。如果作者在风尘潦倒、贫困凄凉之中，“十年辛苦”，饱蘸血泪来写作竟是为了宣扬一个阴冷灰暗的“色空观念”，哪里还有心计去精心制作一面他生活的时代的“镜子”，让“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玩”呢？为什么还深深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戚序本”在第一回回末有一段总评：“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势跳跃，情里生情。借幻说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笔，而情里偏成痴幻。----试问君家识得否？色空空色两无干。”这是何等的眼力！鞭辟入里，真解其味。

　　总之，“情书”说是有其合理成分的。认为是写“爱情”的，虽言之有据，但缩小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认为是写“人情”的，虽接近实际，但颇多“人性论”的意味。也就是说，“合理”中含有“荒诞”的渣滓，“荒谬”中含有“合理”的成分。那种不加辨别，把“言情”、“情书”之类的论调一概斥之为“荒谬结论”，岂不也是“荒谬”的吗？

　　十九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一部分学者文人虽然仍将《红楼梦》赞为“情书”，但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有了新的眼光，从而能够窥见《红楼梦》反封建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如有人说：“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浴血生：《小说丛话》）有人说，“婚姻之不自由，亦人所同恶者也”，“《红楼梦》者出，助一般痴男怨女以张目，而排斥阻碍其爱情者之非，则其为社会所欢迎，又无待言矣”（管达如：《说小说》）。然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四人帮”卵翼下的梁效、江天之流，不仅比不上“资产阶级学者”，甚至连“封建文人”还不如。他们为了拔“高”《红楼梦》，从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出发，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分析，甚至根本闭眼不看事实。为了论证《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编造出《红楼梦》里有“几十条人命”，《红楼梦》简直成了“人命小说”；《红楼梦》分明是以宝黛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和中心故事，却拐弯摸角地说《红楼梦》描写的爱情全是“打掩护”的“狡猾之笔”，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硬说主线就等于作品的主题。谁要违背这条钦定的逻辑定律，谁就会遭到帽子和棍子的连扣带打，人们只好噤若寒蝉，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往《红楼梦》上抹黑。


三

　　评点派的大多数，如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出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演性理”、“明易象”的“经书”，人们谓之“经书”说。

　　王希廉基于“福善祸恶，神之司也；劝善惩恶，圣人之教也”这种封建迷信，在《红楼梦批序》中说：“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而尤小者”，“《红楼梦》虽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张新之在《石头记读法》中更加明确地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对张新之的这种信口雌黄、故弄玄虚，一个号鸳湖月痴子的吹捧说，比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更高一筹：“圣叹之评，仅评其文字之绝妙而已；闲人之评，并能括出命意所在”，“使天下后世直视《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有裨学问之书，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不敢以无稽小说薄之”（《妙复轩评石头记序》）。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把书中人物的生辰、病情、死因和贾府的收支、赏罚、礼节等分类列出，同王希廉、张新之的意图一样，说明《红楼梦》是一部“劝善惩恶”的道德经，是一部“演消长”、“抗贞淫”、“示予夺”的劝戒录。他还说，在《红楼梦》中，“世态之幻，无幻不收，文章之法，无法不尽，但赏其昵昵儿女之情，非善读此书者”。其后鼓吹“经书”说的还有海圃主人《读红楼梦楔子》、讷山人《增补红楼梦序》、洪秋蕃《红楼梦抉隐》、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叙》等。

　　“经书”说者把《红楼梦》同儒家的经典“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相提并论，评价不谓不高，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歪曲。譬如张新之认为《红楼梦》旨在“讥失教”，他看到宝玉的不忠不孝是日渐形成的，便引“经”据“典”地说，“《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断言“一部《石头》记一‘渐’字”（《红楼梦读法》）。似乎作者写《红楼梦》有如作时文八股，刻意在“代圣贤立言”，阐明“经典”奥义。

　　“经书”说的产生，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康熙五十一年虽然把“有功圣道”的朱熹尊为“十哲”之列，配享孔庙，但乾隆以后宋学渐废，汉学兴起，一般学者文人株守考订，以訾议宋儒为能事。然而，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宝座一直坐得很牢。不同的是，汉学中的孔子是个形体怪异、未卜先知的半神半人式的教主；宋学中的孔子是个修心养性、道貌岸然的纲常礼教的化身。相传是经孔子一手删定的“五经”虽有“今文”、“古文”的不同，但一直不失为儒家的“经典”。所以作为封建文人的评点派必然要以“经学家”的眼光品评文艺作品。再者，评点小说着眼于阐发儒家思想，显然受了悟一子、悟元子评点《西游记》的影响。悟一子、悟元子认为，《西游记》的主旨在于宣传佛家思想；王希廉、张新之等从中受到启示，认为《红楼梦》的主旨是阐发儒家道德。一个号梦痴学人的人就说：“盖古书多是以理阐道，未有以事言者。《西游》以事演道，为三教一家之学，《红楼》拟之，不用神奇，直指眼前，更似易知易觉，本是对症用药。”(《梦痴学梦》)就《红楼梦》本身而言，有没有儒家思想呢？不能否认。显而易见，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对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虽有所批判，但也有所保留。贾宝玉给芳官取名耶律雄奴的时候，讲了这样一段话：“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缘远为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庚辰本”第六十三回）孟子说过舜是东夷之人，所以作者借宝玉之口称倔起于东北的爱新觉罗氏是大舜之正裔。这是地道的忠君观念，是对满清王朝歌功颂德。秦可卿死时托梦王熙凤说，“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祭祀可以永祭”。祭祖就是尽孝，这岂不是宣扬封建孝道？尤二姐自杀之前，梦见尤三姐对她说：“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尤三姐劝她用鸳鸯剑去斩病中的王熙凤，她不肯，还希望她早日痊愈。这里就浸淫着“忠恕”、“节义”的说教。儒家“经典”所提倡的正是这些封建道德，所以对“四书”、“五经”也并不彻底否定。贾宝玉“梦书”，并不梦“经书”，他说：“除‘明明德’外无书”，就是对“四书”“五经”的肯定。《大学》开端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当然，这些东西在全书中所占比重微小，扭转不了全书批判封建主义的总的趋势和倾向。“经书”说者正是抓住这些封建毒素，大肆推销封建伦理观念，企图扭转《红楼梦》批判封建主义的大方向。

　　《红楼梦》并不是对“经书”的图解，而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对于“经书”说，蔡元培曾批评道，他们“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附会”（《石头记索隐》）。如果说“经书”说是“可笑之附会”，那么作为“经书”说的孪生弟兄“藏谶纬”说其“附会之可笑”就“更上一层楼”了。汪在其《寄蜗残赘》中记下这样一条奇闻：“曾闻一旗下友人云：‘《红楼梦》为谶纬之书。’相传有此说，言之凿凿，具有征引。”“谶”，是宗教的荒唐预言和隐语，有图有字，亦称“图谶”；“纬”对“经”而言，纬书用宗教迷信比附儒家经典，把儒家经典神学化。这岂不是把《红楼梦》看成一部伪托经书、编造隐语、予言吉凶的书了吗？这样的书倒有，如《推背图》就是一本预言历代兴亡变乱之事的迷信图谶，每图附有七言诗一首，诗句都在可解可不解之间。相传是唐人李淳风和袁天纲合作的，他俩画图赋诗，至六十图，袁推了一下李的背，就不再继续下去，所以叫做《推背图》。解说：“小说附图善矣。然《红楼梦》之太虚幻境、金陵十二册，若《推背图》然。”（《小说丛话》）看，真有人把《红楼梦》看成了《推背图》。这些说法，荒唐太甚，当然信者寥寥。我们还没有听说真有人捧着《红楼梦》当算命先生。不过，把话说回来，“藏谶纬”说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细心的读者都可以从《红楼梦》看出，贾家的结局，人物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少人物所写的诗词，所编的谜语，以至所点的戏曲，甚至有的一个小动作，一句对话，等等，都时而藏着一些微旨，伏着一些预谶。这种“伏笔”在《红楼梦》里俯拾可得，有的固然是艺术上的要求，但大部分则由于作者的宿命论的思想所致。例如：第五回里，荣宁二公之灵对警幻说，贾家富贵流传，已历百载，运终数尽，不可挽回。全书结构正是如此。《〈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黛死钗嫁，宝玉出家已经在这里注定。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当芳官唱了一只《赏花时》，宝玉口内颠来倒去念其中的一句“闲踏天门扫落花”，眼看着芳官不语。宝玉是个有仙缘的灵机人，他这一“念”一“看”，就连接着芳官一生的命运----出家为尼。

　　由此可见，历来对《红楼梦》毁誉不一，聚讼纷纭，除了评论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政治需要有别，以及评论者所处的阶级斗争形势各异外，归根结蒂，是由《红楼梦》本身思想内容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俗话说，“没缝的鸡蛋下不了蛆”，就是这个道理。


四

　　上述主要是评点派的高见，下面介绍索隐派的妙论。“索隐派红学”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周春（1729--1815），字松霭，号芚兮，晚号黍谷居士，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岑溪知县。乾隆五十九年（1794）撰就至今见诸笔墨的第一部“红学”专著《阅红楼梦笔记》（抄本作《阅红楼梦随笔》）。周春认为，《红楼梦》“叙金陵张侯家事也”，“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阃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在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赀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曹则何以廋词曰“盖‘曹’本作‘@⑦’， 与林并为双木”。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有个署名草衣的人在北京《中国晚报》上发表了《〈红楼梦〉与南京》一文，向读者推销周春的“张侯家事”说，除了把周春的话译为白话外，还煞有介事地说：“张氏与曹氏有通家之好，雪芹时常过从，目击其家庭一切，涉笔成此杰作。”

　　《红楼梦》果真写的是清康熙间靖逆侯张勇的家事吗？周汝昌驳斥道：“张云翰是宁国公，因为他作过宁国知府；可是《宁国府志》里的《职官志》所记的知府，不胜其多，宁国公也就不胜其多了，何以单是张云翰呢？宁国知府是宁国公，尚可说，但恪定侯为什么变成了荣国公呢？他却没有告诉我们理由。宁国在小说里居长，而张云翰却是‘幼子’。贾代善既是恪定侯之子宗仁，即张勇的孙子，则贾政为代善之子，当是张勇的重孙，宝玉则为张勇的玄孙，时代尚合，乾隆三十二年，其玄孙承勋复职为散秩大臣。但曹寅又是林如海，却与张勇的重孙同辈！可是事实上张勇卒于康熙二十三年，曹寅正同时，这怎么讲呢？因为曹古写作@⑦，所以隐两个‘木’字，但为什么不隐两个‘东’呢？ ‘如海’和‘栋亭’又有什么谜底谜面的关系呢？史太君而能诗，且有‘集’焉！《红楼梦》的读者可有谁觉得书里的贾母象个‘闺秀诗人’么？”（《红楼梦新证·引论》）至于“张氏与曹氏有通家之好”云云，纯属捏造，连一点儿历史事实的影子也没有。

　　周春的“张侯家事”说，破绽太多，且不能自园其说，后世知道这种说法的寥寥无几，影响不大。但是他的这种抓住书中的片言只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同历史人物和事件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的考证方法，可以说开了“索隐”的先河。从清末到“五四”在“红学”阵地上，索隐派红学家们著书立说，众说不一，但所用方法同周春毫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讲，周春可推为索隐派的开山鼻祖。


五

　　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之一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成德家事”说。此说据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载，出自乾隆皇帝，他曾于咸丰年间谒见宋翔凤时被告知：“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高庙即乾隆，来头可谓大矣，但不见正史，别无旁证，不足为信。此说见于著录的尚有：英浩《长白艺文志》、叶德辉《书林清话》、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孙桐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眉批、陈康祺《燕下乡脞录》、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杨恩寿《坦园诗录》、俞樾《小浮梅闲话》、许叶芬《红楼梦辩》、钱静方《红楼梦考》、舒敦《批本随园诗话》、李宝嘉《南亭笔记》、姚鹏图《饮水诗词集跋》、阙名《海沤闲话》等。

　　纳兰成德（1655--1685），后改名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的长子，清初著名词人。一六七六年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侍卫，曾出使塞外。其词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颇近李煜，著有《饮水词》。“纳兰成德家事”说的主要根据：一是纳兰成德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其诗善言情，又好言愁”，颇似《红楼梦》里的宝玉和宝玉诗词的风格；一是“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然则其中举人正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俞樾：《小浮梅闲话》）；一是“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黛玉未出阁而曰“潇湘妃子”，即指纳兰与“有婚姻之约”的女子，宝玉出家做和尚，“即指披袈裟冒充喇嘛事也”。宝玉是纳兰成德，贾政就是明珠了。“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如“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陈康祺：《燕下乡唑录》等）。宝玉痛悼黛玉，纳兰痛悼其妻，所以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钱静方：《红楼梦考》）。

　　索隐派红学家们为“纳兰成德家事”说所列举的“证据”，乍看眼花缭乱，颇为迷人，其实是虚幻缥缈的海市蜃楼。清初词人中“其诗善言情，又好言愁”者，大有人在，如佟世南（有《东白堂词》）、顾贞观（有《弹指词》）就与纳兰成德词风格相近，何以独许纳兰成德？纳兰成德其人，据徐乾学的《墓志铭》及韩菼的《神道碑》载，生于顺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中举人时年十八，中进士时年十九，与宝玉十五中举并不相合，况且宝玉十五中举又是出自续书。成德冒充喇嘛入宫见其所眷之女，既不见史传，又与宝玉出家为僧毫无相似之处。至于“金钗十二，皆影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就更加不着边际。譬如宝钗影高淡人，只要把宝钗跟历史上的高淡人一对照，就立刻露出了马脚。高淡人即清初江南名士高士奇，字淡人，此人一生网罗羽翼，巧取豪夺。忘乎其为撞骗，亦居之不疑”（《耆献类征》六十），这不更象王熙凤或贾雨村吗？与心有城府、“装愚守拙”的薛宝钗有何相似之处？西溟先生即姜宸英，字西溟，也是清初江南名士，他在祭纳兰成德文中自供：“我常箕踞，对客欠伸，兄不余傲，知余任真。我时嫚骂，无问高爵，兄不余傲，知余疾恶。激昂论事，眼睁居挢，兄为抵掌，助之叫号。有时对酒，雪涕悲歌，谓余失志，孤愤则那？”俨然一个狂傲不羁的人，妙玉焉有此等举止？说黛玉为纳兰之“德配”，就更站不住脚了。成德原配为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婚后早死，所以《饮水词》集中有几首悼亡之作。依此推论，凡丈夫对妻子有悼亡之作的都该为宝黛所影了。再者，黛玉为未婚而死，何以同成德“德配”相比？

　　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另一个观点是“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或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此说出自王梦阮和沈瓶庵。王、沈二氏在其《红楼梦索隐》中提出，《红楼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清世祖，即满清贵族举兵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相传为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这个“故事”听来十分离奇：董小宛嫁与如皋人冒辟疆（名襄），“雅相爱重”，清兵入关南下，被掠北去，“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要立她为后，但“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小宛“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悲痛不已，遂“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这段“千古未有之奇事”，乃“《红楼梦》之所由作也”。

　　董小宛被掠北去，后入清宫，称董鄂妃，传说已久。主此说者，多引吴梅村诗集中有关小宛诸诗为证。清世祖因董鄂妃死而出家为僧，也是清初上疑案。主此说者，每举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为证。王、沈二氏把有关福临与小宛的这些传闻同《红楼梦》的主人公宝玉、黛玉相比附，认为黛玉死而宝玉出家为僧就是影射福临与小宛故事的明证。

　　孟莼孙的《董小宛考》有力地驳斥了“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据考，董小宛确为明末秦淮名妓，后嫁冒辟疆。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小宛死于顺治八年二月，年二十九岁，清世祖还是个十四岁的儿童。可见，董小宛断无入宫邀宠之理。既然她没有入宫邀宠的可能，那么清世祖欲以“立后”不可得，后“封贵妃”，不得志而“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落发为僧”云云，就不攻自破了。王、沈二氏的“索隐”虽有影响，但并不高明。论据不足，论证方法凌乱，常常自相矛盾，难以令人信服。最不能自园其说的，是数人兼影一人或一人兼影数人。如说“书中代情僧（指顺治）者不止宝玉一人，而宝玉实为大主脑”，北静王、秦钟、柳湘莲也都是顺治的化身；“书中代小宛者不止黛玉一人，而黛玉实为大主脑”，秦可卿、薛宝钗、薛宝琴、晴雯、袭人、妙玉也都是小宛的化身。再如，谓宝钗影小宛，有时也影陈园园、刘三秀；史湘云则同时影五人----顾眉楼（横波，名妓，嫁龚芝麓）、孔四贞（孔有德之女）、卞玉和卞嫩姊妹（明末秦淮名妓）、长平公主（明崇祯帝之女）。其后，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袭用王、沈二氏的故技，广征博引，穿凿附会，更达到了泛滥无边的地步。如曹雪芹“增删五次”一语，即影明崇祯和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的历史变迁；元春影崇祯，元春早死，喻崇祯死而明亡，其后乃有南明三王----迎春影福王、探春影唐王（兼影郑成功）、惜春影桂王；又说迎春影吴三桂、吴应熊，探春影耿精忠，惜春影尚可喜。“索隐”之道至此，也可以叹为“观止”了。随心所欲，断章取义，几乎世上在一切人和事都“隐”在其中且可以“索”之了。


六

　　十九世纪初，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酝酿时期，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学者文人从反清斗争着眼，企图借《红楼梦》来宣传反满思想，提出了《红楼梦》是描写康熙时代政治状态的这样一个新论点，世称“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也称“排满”说。一九○三年，南社作家苏曼殊（1884--1918）在《新小说》上撰文说，《红楼梦》是“种族小说”，“系愤满人之作”，不能“专以情书目之”。一九一七年九月，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明确提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一九○二年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九○四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同盟会。“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著作编有《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他在论证了这个根本主张之后，就进一步“阐证本事”。用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先列他的事迹，然后引《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对每一个人又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推求的结果是：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康熙帝太子，后被废）”，“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也”，“薛宝钗，高江村（高士奇）也”，“探春影徐健庵也”，“王熙凤影余国柱也”，“史湘云，陈其年也”，“宝琴，冒辟疆也”，“刘老老，汤潜庵(汤斌)也”……蔡元培的索隐，虽然穿凿附会，顾此失彼，然而他用的三个方法及其以康熙朝诸名士影《红楼梦》主要人物，尚能自园其说。在蔡元培之前，还没有人这样细密地对《红楼梦》作过如此全面、系统的索隐。因此，蔡元培可以称为索隐派的杰出代表。

　　对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之为了建立他的“新红学”，曾用其“自叙传”说进行过“回击”。他在《红楼梦考证》中嘲讽蔡元培等人是“大笨伯”猜“笨谜”，在研究方向上“走错了路”，研究方法是“很牵强的附会”。尽管胡适的批判措词尖刻，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击中索隐派的要害，所以蔡元培很不服气，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的《自序》中专门与之“商榷”，抓住“自叙传”说的漏洞反驳道，“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我实不敢承认”；“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既已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俯相应；谓贾政即影曹俯’，“亦非‘笨谜’乎？”“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何以“使宝玉为作者自身之影子”，又“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俯固未闻尝放学差也”，安得“谓政即影曹俯”乎？这是有力的反驳，胡适难以辩驳。其实胡适也是个索隐派，他的思想境界还远不能跟蔡元培相比。

　　在索隐派红学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寿鹏飞、景梅九等。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真谛》，基本上同意蔡元培的“索隐”，对王、沈二氏的“索隐”部分同意，对“自传”说大加抨击。他在承认《红楼梦》影射清初重大政治事件的基础上，进而断言：“然与其谓政治小说，毋宁谓历史小说，与其谓历史小说，不如径认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他的证据多为辛亥革命后坊间出版的所谓清秘史、清野史之类扑风捉影的材料。景梅九是索隐派的集大成者，他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红楼梦真谛》中，以蔡元培的“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的论点为“真谛”，但不取蔡氏十二钗影康熙时诸名士的说法，而以《红楼梦》的“真事”附会为明亡佚事及清宫秘史。对书中人物姓名、别号断章取义，引用典故加以证明；对书中故事则杂引清史及所谓清秘史之类加以证明。例如他解释“林薛取姓”，说《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二句，乃从“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化出，而此两句点明“雪（薛）满”、“明林”，即薛宝钗代表满，林黛玉代表汉（明），“空对”着“满”而“终不忘”“汉”，当然也就意味着“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直到一九五九年，新加坡青年书店出版的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仍然说《红楼梦》是“反满”、“吊明”的书。

　　蔡元培的错误，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对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庸俗化的理解且不论，在客观上盖由对曹雪芹的身世一无所知所致。曹氏世居辽阳，很早就归隶于金（后来的清）满洲正白旗包衣旗籍，以至由“包衣老奴”晋升为“从龙勋旧”，怎么会“排满”呢？胡适考证出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的概貌，的确是对“排满”说的一个“回击”。胡适考证出曹雪芹的生平传略这本来是件好事，但由此推导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然主义”的“平淡无奇”的“自叙传”便大谬不然。然而，此后不少人却把他的“自叙传”说视为科学结论，给它添枝加叶，大肆向读者兜售。因此，胡适的“自叙传”说就成了继“排满”说之后最时髦的论点。


七

　　“旧红学”的观点当然不止上述种种，比较流行的还有“宫闱秘事”说、“随园”说、“自传”说、“色空”“梦幻”说、“刺和珅(11)”说等等。

　　一位号梁溪坐观老人者听“能饮健谈，尤熟悉国朝掌故”的觉罗炳成说：“《红楼梦》一书，实隐国初宫闱事，非明珠、纳兰成德之事也。”（《清代野史》卷下“满洲老名士条”）孙静庵也认为，《红楼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何以见得？“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林、薛二人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禩(12)诸人夺嫡事”。这当然也是猜“笨谜”。

　　“随园”说见于袁枚的《随园诗话》，他说：“（《红楼梦》）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义《绿烟顼窗集》、裕瑞《枣窗闲笔》等随声附和，为此说张目。据周汝昌考证：袁枚自叙“随园地旷，多树木，夜中鸟啼甚异，家人甚怖之”。“四面无墙”，“全无遮阑”与“大观园”绝无相合之点；麟庆《鸿雪因缘图记·随园访胜》云：“……小仓山，其麓有园，本隋尚衣创建，因姓命名”。舒坤说：“随园之先，故属吴姓。”可见接替曹俯江宁织造的隋赫德之前，本属吴姓，与曹家并无关系。（见《红楼梦新证·地点问题》）乾隆当时的人，如周春就声言：“袁简斋云‘大观园即余之随园’，此老善于欺人，愚未深信。”（《阅红楼梦随笔》）此后持非议者在在有人。诸联《红楼评梦》说：“袁子才《诗话》，谓（《红楼梦》）纪随园事。言难征信，无毫厘似处，不过珍爱倍至，而硬拉之。弗顾旁人齿冷矣！”《古今小说评林》中太冷生说：“《随园诗话》中，老人自云‘《红楼梦》中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此老可谓脸厚！”甚至连他的后代也反对此说。据弁山樵子《红楼梦发微》卷上“随园诗话之改窜”条末之按语谓：袁枚所云“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句，翻刻本及石印本均无，乃袁枚后人袁翔甫删去，理由是“吾祖谰言，故删之”。

　　最早提出“自传”说的也是袁枚，他在《随园诗话》卷二中说，曹雪芹撰《红楼梦》，是“备记”其家“为江宁织造”时的“风月繁华之盛”的。其后，江顺怡在其《读红楼梦杂记》中更明确地说：“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梅》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谓宝玉音，即顽石耳。”由此可见，胡适的“自叙传”说并非其独创。

　　“色空”、“梦幻”是宗教迷信，是《红楼梦》思想性消极的一面，但并非其“主要观念”。佛家鼓吹，客观世界（即“色”）是幻相，是“假号”，“假号不真”，一切皆“空”；人生亦然，“生命无常”《“人生如梦”，只有以“涅槃(13)”为乐，出家修行，才能达于“天堂”，过上“常、乐、我、净”的好日子。《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宝玉追求真理的苦闷过程，正笼罩着这样一层“色空”、“梦幻”的色彩：他皇皇然参禅悟道以求“解脱”，既无力创造环境，又无力对环境反抗到底，终于以空门为逋逃薮。求精神寄托于禅门，是当时不满于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般大夫乃至贵公子们的方便之门。“色空”、“梦幻”说见于光绪二年（1876）刊行的晶三芦月草舍（名旭舻）的《红楼梦偶说》。他说，“浮生若梦，《红楼梦》一书之所以作名也”，《红楼梦》的主旨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鼓吹此说者尚有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张其信《红楼梦偶评》、朱作林《红楼文库》等。他们抓住《红楼梦》的这种消极因素，大肆鼓吹，也无非是处于“末世”看不见出路的封建文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王希廉就说：“《石头记》一书全是梦境，余又从而批之，真是梦中说梦，更属荒唐。然三千大世界，古往今来人物，何处非梦？何人非梦？以余梦梦之人，梦中说梦，亦无不可。”（《增评补图石头记·总评》）王梦阮、沈瓶庵借《红楼梦》大谈“世祖出家”的奇闻轶事，也是借以抒发“来时鹘突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我本西方一佛子，缘何流落帝王家”（相传为福临的诗句）这类“色空”、“梦幻”观念的。

　　“刺和珅(11)”说见于阙名的《谭瀛室笔记》引护梅氏《有清逸史》，说“和珅(11)秉政时，内宠甚多。自妻以下，内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是也”。和珅(11)（1750--1799），乾隆时大学士，著名贪官，在其当权的二十年中，招权纳贿，结党营私，吞噬了大量民脂民膏。嘉庆四年被弹劾褫职下狱，赐以自尽，并查抄了他的家产，抄物折合白银八亿两以上，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十年的国库收入，故人称“和珅(11)跌倒，嘉庆吃饱”。持“刺和珅(11)”说者以“正副十二钗”影和珅(11)“内宠甚多”，牵强附会悠谬不足辩。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答曰：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巨著。曹雪芹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精湛的文学语言和惊人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展现出封建末世的社会面貌，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宣判了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封建卫道者本能地嗅出了这种味道，就公然诽谤它是一部“启人淫窦，导人邪机”（梁恭辰：《北东园笔目》）的“诲淫”之作。有人耸人听闻地说，这部书“描摹痴男女性情，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人煞有介事地说，《红楼梦》作者“病《金瓶》之秽亵，力矫其弊，而撰此书”，所以摹仿它的办法而改变其意义，贾宝玉就是西门庆，林黛玉就是潘金莲，却不料落入了比《金瓶梅》更坏的地步，因为“《金瓶梅》者真小人”，而《红楼梦》是“伪君子”，“而天下之最可畏者莫若伪君子，彼真小人者人人避之若浼，诚不如伪君子日日周旋于缙绅之间，反得肆其蛊惑之毒”（见阚铎《红楼梦抉微》）。他们把《红楼梦》简直看成了洪水猛兽，其危害“甚于刀兵水火盗贼”（齐学裘：《见闻随笔》）。因此，封建统治者三番五次加以禁毁。早在嘉庆十年，即《红楼梦》刊行后的第十四年，安徽学政玉麟就出告示严禁《红楼梦》流行，并传抄出一部“已付书坊剞劂”的《红楼梦节要》，“焚其版”，借以杀一儆百。但出乎统治者意料的是，越是查禁越加流行。到道光年间，竟进入了说唱文学领域，达到了“家弦户诵，妇竖皆知”（缪艮：《文章游戏》）的地步。他们深感“力量不能远及”，只好“徒唤奈何”。在太平天国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在垂死挣扎中以百倍的疯狂妄图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在各地设立专门机构，如“销毁淫词小说局”之类，销毁民间小说戏曲。在当时明令收毁的一百十六种书目中，《红楼梦》是其中之一。江苏巡抚丁日昌奏请查禁的一百九十种书目中也有《红楼梦》。统治者甚至明文规定“将以办理此事（指销毁《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红楼梦》等）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江苏省例·查禁淫词小说》）。他们声言这是“挽回恶俗”的“第一要务”（转引自余治《得一录》）。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封建卫道者“禁”的叫喊中和“毁”的烟雾里，它竟披上“金玉缘”之类的漂亮外衣，重新站出来跟广大读者见面。

　　据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载，光绪十八年（1892）秋，在清王朝奄奄一息之际，上海书业董事还向县署提出讼呈，要求“究办”将《红楼梦》改名《金玉缘》石印出版的人。然而，禁毁的毒焰更反照出《红楼梦》反封建的战斗光辉，要求“究办”刊行《红楼梦》的人却恰恰受到了历史的究办。封建卫道者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越来越少了，《红楼梦》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变迁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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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原字上（左东右东）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