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1995-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1685
【原文出处】红楼梦学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272-291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作 者】冯其庸
【复印期号】199702

【 正 文】

　　李煦是曹寅的妻兄，是内亲，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在扬州病故后，其后事都由李煦料理，包括曹寅名下所有盐务上的亏空，亦由李煦奏请补赔。康熙五十四年正月曹颙在京病故，其后事及家庭事务，也都是李煦一手料理的，李煦在给康熙的奏折里说：

　　奴才与曹寅父子谊属至亲，而又同事多年，敢不仰体圣主安怀之心，使其老幼区画得所。奴才谨拟曹俯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①］所以要研究曹雪芹家世是离不开李煦的。


一、李煦的家世 　　　　

（1）李士桢

　　李煦的父亲李士桢，是山东都昌（今昌邑）人，本姓姜。1991年，我曾去昌邑调查，在李煦的祖居还看到有关的碑刻。另外，当地人均称昌邑的丝织业就是由李煦的苏州织造来传授技术的，至今昌邑仍是一个丝绸之乡。特别是当地人还传说，昌邑是曹雪芹的祖姥姥家。这是因为李煦之妹（按：应是堂妹）嫁曹寅之故。

　　李士桢如何从姓“姜”变为姓“李”的，这其间还有一段辛酸的历史。据杜臻撰《广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桢墓志铭》说：“公本姓姜，世居东莱之都昌。……壬午，从龙辽左，继正白旗佐领西泉李公，即以李为氏。”这里写得官冕堂皇，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并非如此。据徐恭时先生查出，就是这个“崇祯十五年壬午十二月，大清兵围昌邑，十六日城破。”［②］李士桢就是在这次城破被俘，归李西泉的。其身世略如曹雪芹的上祖曹锡远和曹振彦，所不同者，曹是明朝驻防辽东的军官，李是昌邑的民人而已。二年后，甲申，明亡，李士桢就真正从龙入关了。后来在三藩之乱时，李士桢建立了大功，当时陆元辅称颂他说：“国家建官树屏，外设大方伯以理财赋，其重与内之大司农等。故总天下之食货，为之权其出入，时其赢缩，以裕经费，而不使有仰屋之嗟者，大司农也；总一方之食货，为之慎其管钥，清其征解，以广积储，而不使有中饱之蠹者，大方伯也。然为方伯于他省易，为方伯于两浙多事之日尤难也。昌邑毅翁李公，以三韩斗山之望，膺两浙蕃宣之寄，官居都会，时值兵荒，内外交讧、满、汉援剿之师，云屯星聚，凡糗粮茭刍之需，弓矢甲胄之器，帷＠②＠③履之物，铍铎炮＠④之资，一切取给于藩司，军檄如雨，刻期责办，即素号才能者，莫不敛手太息。公干略夙优，如干将莫邪，应机立断，以惠感民，而输将者不敢后；以正率寮，而催科者不敢私；以严驳吏，而守藏者不敢盗；故军需常足，而士饱于伍，马腾于槽，旌旗蔽空，甲兵耀日，藩王诸将遂得有所倚赖，而敌忾受降，奏肤功于阃外矣。使非公之足食以足兵，虽良将劲卒，方且脱巾之不暇，亦安能奋扬武威哉？昔萧何镇关中，馈饷不绝，以给军粮，淮阴、绛、灌辈因得展其才勇，而项籍以衰；王尧臣为转运，充蓄积以佐军兴，韩、范、种师道辈因得抒其谋略，而元昊自服。今公佐于倥偬之际，能易人之所难者如此，视肖、王二臣，殆有过之，无不及焉。”［③］这篇文章，把李士桢在平耿、尚之乱时的作用写得极为充分，把他比之于汉代的萧何和宋代的王尧臣，可见其作用之大。关于李士桢的政绩，当时人是一致称颂的，张志栋在《李大中丞实政录序》中写道：“中丞李公，为都昌望族，世有隐德。我朝定鼎燕都，公为从龙硕彦，历陟显仕，宦绩不可枚举，＠⑥晋使相，开府豫章，旋抚南越，治行卓卓，拟之李西平之六迁大镇，柳仲郢之屡易外藩，何多让焉。”［④］魏象枢在《保举疏》中说：“其人操守清介，才品优良，有守有为，在任之时，与升任之后，父老子弟颂清兼爱民者，如出一口。”［⑤］直到他晚年在广东“致政归”的时候，当地老百姓还“辍耕罢市，无不奔走哀号而不能舍。”李士桢“致政”后退居通县，康熙北巡归来，还去看望他，“慰劳再三”，“出尚方之膳以赐”。封建时代的大臣中能如此善始善终，清声被遐迩，的确是很难得，所以尤侗称赞他说：“膺高爵，享令闻，而又能洁身告老，优游戚里之中”。“岂不善始善终哉！”［⑥］李士桢一生，虽然以被俘掠开始，但却遇上了康熙明君盛世，能尽其所长而有所建树，且又得善始善终，不能不说是他个人的特殊际遇。到了他的儿子李煦，其始虽然很“善”，其“终”却就很惨了。

（2）李煦　

　　李煦生于顺治12年乙未（1655），长曹寅三岁。康熙十七年（1678）他初任韶州府知府，这时他二十四岁。后来又调浙江宁波府知府，以后又任畅春苑总管。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任苏州织造，后来又任两淮巡盐御史，与曹寅轮番更替，计李煦任职的年份有康熙四十四、四十六、四十八、五十、五十一（当年属曹寅任，曹寅于七月二十三日去世，由李煦代管）、五十二、五十五、五十六年，先后共任八任。

　　李煦与康熙是有特殊关系的。一、李煦的生母文氏，是康熙的保母，所以李煦是康熙的奶兄弟，这一点与曹寅的身份一样，但曹寅不是生母而是嫡母孙氏当康熙的保母，康熙对文氏和孙氏都很亲切，曾称孙氏为“此吾家老人也”，［⑦］李煦在《谢召见李鼎折》里说“蒙温旨下询及奴才，兼及奴才之母，天颜开霁，宛若家人父子”，在《李鼎蒙允追随哨鹿谢恩折》里说：“奴才九十二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慈讯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在《生母病逝遵遗命代具谢恩折》里说：“窃奴才生母文氏，于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内伤外感之病，虽病势甚重，心神甚清，吩咐奴才云：“我蒙万岁隆恩，赏给诰封。就是历年以来，汝面圣时节，必蒙问及，即今秋孙儿热河见驾，又蒙万岁温颜垂问。我是至微至贱的人，竟受万岁天高地厚恩典。”［⑧］以上可见李煦与康熙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二、李士桢的内侄女，李煦的舅表妹王氏，是康熙的“密嫔”，后来改封为“顺懿密妃”，所以从亲属关系来说，康熙是李煦的舅表妹夫。另外，据考李家还有一位秀女被选入宫中。［⑨］从以上这些情节来看，李煦与康熙的关系，自然非比一般。事实上，康熙对他以及曹寅，也是特殊关切，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康熙曾命孙文成口传谕旨给曹寅说：“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⑩］康熙给李煦的朱批也说：“曹寅于尔同事一体”，［①①］，实际上康熙对曹、李两家也是“视同一体”的，所以曹、李两家终康熙之世，一直是地位稳固的；反过来说，曹寅和李煦两人也是政绩斐然的，张志栋《实政录》序以为李煦的“器识文艺”与其父李士桢“后先，他亦世济其美”。李煦调离韶州时，韶州人为立《去思碑》，建“遗爱祠”。郑际泰的“去思碑文”还说：“全无白璧之瑕，久有青天之誉”。李煦与曹寅曾四次接办康熙南巡，道光四年的《苏州府志》：《杂记》四说：“南巡四次，克己办公，工匠经纪，均沾其惠，称为李佛子。”诗人赵秋谷在悼念李煦的诗里说：“三十年中万宾客”，李煦实任苏州织造三十年，可见他结纳了多少天下名士，由于他和曹寅两个人在东南一方数十年的工作，对东南的安定、社会的安定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他们结客江乡，文酒高会，诗歌词曲，书画琴棋的活动，也为康熙盛世增加了不少色彩。所以康熙对李煦和曹寅也是特别信任的，不仅是他们盐课亏欠的事，康熙说“朕知其中情由”，就连李煦的家人将李煦进折在途中遗失，康熙也竟“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①②］可见康熙对李煦信任和照顾到何等的程度。再从曹寅、李煦所进的密折以及康熙对密折的批语来看，也可看出康熙是极其信任他们的。密折的内容，从秘密派莫尔森去东洋（日本）（为了了解日本的动向准备开海禁），到江南科场案，南巡的事先准备，十八阿哥薨逝及异常之变、访查巡检张伯行事、密访李陈常巧饰清官大改操守等，都是十分机密的事，康熙朱批也说，“此折断不可叫人知道”。这种密折奏报，首先是要奏报的人十分可靠，不存个人恩怨私见，完全是忠实于客观事实。对于当权者来说，必须是兼听则明，不能偏信。从曹寅、李煦的大量密折来看，他们确实是不存私见，完全忠实于客观事实，忠实于康熙皇帝的，而康熙也能兼听则明，所以从未发生过因密折而处置大臣的事。

　　所以李煦和曹寅的一生政绩是斐然可道的，其个人的品节，也是“曹以明察，李以宽和，无烦扰以树威，风清吏肃。”［①③］所以后来雍正上台后一个月，就将李煦抄家，这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不是真正亏欠国币的罪名所至。曹寅也是一样，这在下面还要详谈。


二、李煦与曹寅的关系

　　李煦与曹寅的关系，这是众所皆知的，他们是内亲关系，曹寅的继妻李氏，是李煦的妹妹。李煦在《宣示曹俯承继宗祧袭职织造折》里说：“路上闻臣妹曹寅之妻李氏，感激万岁命曹俯承继袭职隆恩”，“臣妹已至滁州仍回江宁矣”，“臣熙于三月初二日到江宁织造署内，即向臣妹宣示恩旨”，“臣妹李氏跪听之下，感激涕泣”。以上这些话，把李煦与曹寅的内亲关系说得十分明确。而这位李氏与康熙的关系来说，也有双重关系：从曹寅这边来说，曹寅是康熙的奶兄弟，李氏是康熙奶兄弟的妻子；从李家来说，李煦也是康熙的奶兄弟，李氏是奶兄弟的妹妹。再加上曹寅、李煦都是康熙的亲信，康熙把他们完全看作是心腹重臣的，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日，曹俯有《代母陈情折》：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俯谨奏：为皇仁浩荡，代母陈情，恭谢天恩事。

　　窃奴才母在江宁，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将奴才承嗣袭职，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闻命之下，感激痛哭，率领阖家老幼，望阙叩头。随于二月十六日赴京恭谢天恩，行至滁州地方，伏闻万岁谕旨，不必来京，奴才母谨遵旨仍回江宁。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本月初二日，奴才母舅李煦前来传宣圣旨，奴才母跪聆之下，不胜感泣，博颡流血，谨设香案，望北叩头谢恩。窃念奴才祖孙父子，世沐圣主豢养洪恩，涓埃未报。不幸父兄相继去世，又蒙万岁旷典奇恩，亘古未有。奴才母子虽粉身碎骨，莫能仰报高厚于万一也。

　　谨县折代母奏闻，恭谢天恩，伏乞圣鉴。奴才母子不胜激切感戴之至。

　　朱批：知道了。康熙五十四年曹颙去世后，康熙特谕旨：“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他们弟兄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反而不好。汝等对此，应详细考查选择。”［①④］康熙在谕旨中所说的“曹颙之母”，也即是上面这位向康熙陈情的曹寅之妻李氏。这位李氏，是曹、李两家亲戚的纽带，同时她又是康熙“密嫔”王嫔的姑妈，因此她也连系着与康熙的姻亲关系，所以这个李氏的身份，在曹、李两家以及康熙帝的姻亲关系中，是具有特殊地位的，所以她可以直接向康熙陈情，康熙在选择曹家的后嗣时，会首先提出要“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

　　由于以上几重姻亲关系，加之曹寅、李煦本人的气质修养和操守，都不是一般的封建官僚，他们两人能分别结纳东南一带这么多具有很高声望的大思想家、大学者、大艺术家、大诗人，说明他们自己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曹、李两家的亲戚关系始终是很融洽和亲密的，这种关系远远胜过曹寅、曹颙两代人之间的兄弟关系。所以在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去世，曹家遭受第一次严重的打击的时候，除了上面有康熙的最有力的维持外，底下就是全仗李煦为之周全。特别是盐课上的亏空，在康熙的谕旨下，李煦确实作了极大的努力。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李煦奏蒙准代管盐差一年偿还曹寅欠项折”说：

　　臣因曹寅任内钱粮未楚（清？），冒死具折，求代管盐差一年，令曹寅之子清还各欠。乃蒙我万岁殊恩，特赐俞允，天高地厚，亘古未有。臣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容臣于十月十三日接任后，将曹寅应得余银着伊子连生收领，务必清还各欠，不敢辜负天恩。而臣煦亦断不敢有一毫欺隐，以仰体我万岁期望之天心也。

　　惟是曹寅悬欠钱粮，其妻、子粉骨碎身不能赔补，幸蒙我万岁许臣代管，因得清楚欠项，而曹寅妻、子仰赖圣恩曲赐矜全。不但曹寅感泣泉下，凡属臣子无不讴歌圣德，尽为鼓舞，而臣与曹寅亲身共事，犬马下忱，尤深感激。谨具折奏谢。

　　再，曹寅妻、子闻命自天，感深涕泣。

　　……隔了一年以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曹颙奏报“今钱粮俱已清补全完”，尚“余剩银三万六千两”请求上交时，康熙朱批说：“当日曹寅在日，惟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①⑤］这说明在这一年内，李煦确是努力为曹寅补还盐课亏空的。

　　在康熙五十四年正月曹颙突然在京病故，曹家遭到第二次严重打击时，关于曹颙后事的安排以及康熙指定要选“能奉养曹颙之母如同生母之人”的继承人时，仍是李煦在下边主持安排的。现存《苏州织造李煦奏安排曹颙后事折》《苏州织造李煦奏宣示曹俯承继宗祧袭职织造折》《江宁织造曹俯代母陈情折》等文献资料，都能证明这一事实。

　　实际上，曹家自从曹寅去世后，李煦就成为曹家的保护人，上面是靠康熙，下面是靠李煦，所以曹家虽然经历了两次巨大打击，仍勉强能维持下来。到康熙一死，只隔一个月，李煦也就被抄家，从此曹家就一无倚靠了。所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康熙六十一年这十年间，李煦是为曹家尽了最大的力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雪芹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这时曹寅已去世三年，曹颙亦于当年正月去世。这时能见到雪芹的只有雪芹的祖母李氏、还有曹俯、曹颙之妻马氏（主遗腹子说的认为就是雪芹的母亲），亲属中的长辈就只有李煦。

　　解放前我在苏州时，还听传说说雪芹是生在苏州织造府的，还曾到过拙政园，因为拙政园有一部分房子是曹寅任苏州织造时买的，后来归了李煦。还传说，李煦很喜欢雪芹，因为雪芹聪明，雪芹则因为李煦喜欢他，所以常到李煦家来玩。

　　总之，在曹家的亲戚中，李煦最为年长而是能够见到雪芹的，李煦在竭力维护曹家时，当然也就保护了雪芹。在曹家的家属中，雪芹的祖母李氏是经历了多次风浪，直到最后还经历了抄家，彻底败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在曹家抄家的时候，她大约是70岁左右。抄家以后，她是回到了北京，雍正七年的《刑部移会》说：“查曹俯因骚拢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俯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随赫德。后因随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①⑥］可见她回家后是住到蒜市口了。这就是说，在雍正元年李煦抄家时，她因为是嫁出到曹家的，所以当时没有波及，直到雍正五年底自己的家被抄后，才迁回北京。以后的下落就一无消息了。雍正七年曹俯仍被枷号时，曹俯约34岁左右。雍正十三年，“恩诏”宽免欠项，在被宽免的名单中，有“雍正六年六月内，江宁织造·员外郎曹俯等骚扰驿站案内，原任员外郎曹俯名下分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交过银一百四十一两，尚未完银三百二两二钱。”这年曹俯40岁，而李煦已于六年前在流放地黑龙江最北处打牲乌拉冻饿而死。这时的李氏是否还在已不得而知，假如还在的话，应是78岁左右，那她就是李家仅存的一人了。


三、李煦抄家透视

　　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李煦因奏请欲替王修德等挖参，而废其官、革其织造之职，请咨行该地巡抚等严查其所欠钱粮，将李煦之子并办理家务产业之所有在案家人，以及李煦衙门之亲信人等俱行逮捕，查明其家产、店铺、放债银两等，由该巡抚及地方官汇总另奏”。这时，距离雍正上台只有一个多月，雍正上台伊始，就抄李煦的家，这本身就显得这件事非比寻常。从李煦被废官、革职、抄家的原由来看，是因为李煦“奏请欲替王修德挖参”，既是“奏请”，当然还未成事实，那末大可不准就了结此事，例如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一李煦“奏请再派盐差以补亏空”，康熙朱批就说：“此件事甚有关系，轻易许不得。”这样，此事也就作罢。又如康熙四十五年正月“曹寅呈请借银给韩楚安经营贸易”，康熙同样以不准了结。现在李煦“奏请欲替王修德挖参”，一纸“奏请”，竞然弄到革职抄家，究竟是什么缘故，因为缺乏史料，还难以论断。

　　但李煦此案，后来再也未提“挖参”之事，唯一的问题就是“所欠钱粮”。到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抄查的结果是“李煦亏空银三十八万两，查过其家产，估银十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两余，京城家产估银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余。”到同年七月二十二日，隆科多转陈查弼纳奏折，“查出李煦亏空银内，商人少给担赔银额及短秤银共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应由商人头目等追赔。”依上面清查的数字，除去商人应赔之数，李煦实际上“亏欠”只有一千一百六十两。其两处家产的估银是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五两。实际上应余十二万七千余两。至于所谓“亏欠”的一千一百六十两，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又待另说。光凭上面这个“亏欠”情况，其罪名就颇值得怀疑。

　　那末，究竟为什么应由商人赔款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呢？细读《两江总督查弼纳为审讯李煦家人及查其家产事奏折》，其中李鼎等人的供词，颇值得我们玩味深思。因全部供词太长，现摘录数段于下，以供探讨。

　　1、 李鼎供词一

　　又，李鼎、钱仲璇自苏州解来后，本官详审李鼎，尔父李煦亏空银米，已由织造衙门查明，历年共亏欠织造应余银三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二两九钱余。又以备用银二千两买米，未入仓廒。又亏欠历年备用银五千一百二十四两余，又欠局米一万四百七十一石余。尔父原系如何侵渔侈费如实供出。据供：我父亏空织造衙门应余银，我先前已有明确供词。实因以前亏空太多，以管理盐课任内所得余额银两赔偿。最后一年所余四千余万两银，经奏准捐纳兵饷。从此，生计窘困，但每年又有应办官事，无奈方挪用应余银两，何敢侵用。动用备用银二千两，买米四千一百二十三石七斗一升，此系康熙三十三年之事。今年我刚三十岁，那时还是吃奶小孩，不知实情。可问书办或清查档册即可得知。至备用银一案，实因我父每年所办官差无银可用，而无奈挪用，皆为公事不敢私吞。织匠口米，因系计口按量发给，不可少有不足。各州县所送局米皆不足数，历年皆未交齐。细册已送布政司转行户部，此情可查文案。各州县每年所送米数不足，又不能让工匠等忍饥劳作，故挪新补旧，每年皆照数给足。六十一年，各州县送米一万一千零五石三斗，除用于被发先前亏欠工匠之米外，又赈济用米五百三十三石七斗，实无一点私用之处。若照前年所送米数。尚缺一万四百七十一石六斗，而各州县历年所交之米，亏欠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五石二斗一升二合较此数尚多一千余石。此系李鼎我问过书办时，如此告知于我的。李鼎催征而未完各项档册现也俱在，可以查之，并无亏空之处。

　　2、 李鼎供词二

　　审问李鼎：尔父李煦系行止不端之人，任织造多年，又管两淮盐务五年。亏空皇上钱粮三十八万两、又备用银五千一百二十余两，又动用备用银二千两买米四千一百二十余石，及六十一年苏州、松江二府属地送来局米一万余石亦全部亏空。现查出任所和京城家产仅折银十二万余两，尚欠二、三十万两。今遵旨严查赔偿，你将你在家人和商人处所藏家产、财物全部供出，若仍隐瞒不供，必用夹刑。供称：我父亏欠银两理应赔补，以前再三夹审，我皆已明白供出，京城、任所房产亦全部供出。此外，无一点隐瞒。在商人处，亦无一点家产买卖，我不敢陷害无辜者。今既严查，则我父管理盐务时之情由不可不予以陈明。我父管理盐务时，因商人有亏欠未完钱粮，我父每年以盈余银替其补偿，先后共赔补百万余两。因此我父反而亏欠。代商人赔补亏欠钱粮之处，我父已明确具奏。盐运司、户部山东司皆有档可查。管盐差任内盈余银两皆不足额。康熙四十五年初次盐差，盈余银四十余万两，其后四次每年盈余银五十余万两。管理盐课事务官于十月到任，该项银两则于来年六月捞盐过秤时才给。因我父接任，急用银两，预领该银时皆减额与之，其中以七十两为百两，八、九十两为百两者不等。汇总核算，每百两只得九十两。又因秤小，百两仅有九十四两，又少得六两。五年里盈余银内，减损数目加之少秤数目，共计少给银三十七万八千八两有余，只我家人钱仲璇收领。此项银两既在盈余银内，各商理应出银赔补。我父若无亏项，亦无需向伊等计较。今既严查亏空，我李鼎岂能知而不言耶？况我父有代商人赔补亏欠钱粮之事。今商人若拿出此项减损少秤银两，即可赔补我父亏项。五十六、五十七两年，我父又管盐课事务，盈余银两未有减损之处，唯有秤数仍缺。我父欲捐纳盈余之银，商人为此事曾许诺出银五万余两赔补。今可查部催文。如能转告令查，我李鼎父子即可得生。至我父管理盐课事务之时，为钦遵上谕事，其众商人所欠银一百一十六万两余，谕令以曹寅，李煦二人所得多余银内赔补。我父于康熙四十七年盐差时，捐助银二十三万余两代赔。康熙四十九年盐差时，又捐助二十三万余两代赔。两年共赔补银四十六万余两。再至圣上十分仁爱商人一事，康熙五十年，江宁、苏州二织造会同具奏商人尚亏欠钱粮一百三十余万两等情，奉旨，著盐差三年内代赔银七十万两，商人赔补六十余万两。钦此。我父于康熙五十一年任盐差时，捐助盈余银二十三万余两代赔。五十二年任盐差时，又捐助二十三万余两代赔。五十三年任盐差时，又捐助银二十三万余两代赔。总共代赔银七十万两，皆于限内赔完。计先前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两年代赔银四十六万余两在内，共代商人赔偿银一百一十六万余两，此皆以盈余银内赔补。商人支给盈余银时，只以七八十两作为百两。我父替商人代赔之银，皆以好银送部，又用库秤，其亏损数额皆我父一人承担，故代商人赔还钱粮时，又亏损许多银两。遇有别项急需应办要事，无银支用，不可不予先支领。无奈只好认领伊等折损额银。

　　3、 李鼎供词三

　　又问李鼎，尔父在织造任事多年，又管理两淮盐务五年，亏空圣上钱粮三十八万余两，必将尔家人、商人之中所隐家产、买卖全数查出，以补所欠钱粮。尔现将商人之中窝藏尔家产、买卖者姓名、财产、户数，有何买卖，一一供出。供称，我父在织造任内，无有进项，仍拆东补西，以致亏空。故圣祖仁皇帝特施鸿恩，著将管理两淮盐务，以盐差内所得余额银赔补以前亏空，并代商人赔补所欠钱粮。今年又以四十余万两银捐助西路军饷，仍欠织造钱粮三四十万两，又焉能将家产、买卖隐匿于商人住所。况时以亏欠圣上钱粮，如何得以尽快补完为念，诚有家产、买卖于商人住所，则早已供出，索还赔补，则我父一案亦可略有宽解，又何苦隐瞒呢？

　　4、 钱仲璇供词

　　又问钱仲璇，据尔小主李鼎所供，尔主管理盐课事务之际，有代商人赔补亏欠钱粮之事，盈余银两又皆以折损数额支给，而秤又小，此等事宜皆经尔之手等语，尔要明白供出。供称，康熙四十五年，我家主开始管理盐课事务，盈余银两除应送织造衙门者外，头一年盈余银四十六万两，以后四年每年皆得银五十余万两，共得银二百四十六万两。五年间，我家主替诸商人赔补亏欠钱粮银百万余两。而盈余银皆数额不足。十月十三日到任前，若支领此银，则仅以七十两作为一百两支给。十月十三日以后支领则以七十五两作为一百两支给。第二年正月以后支领，则以八十两作为一百两。四月以后支领，则以九十两作为一百两。六月间，正是晒盐过秤季节，方不减其数。今且不论以七八十两作为百两，而一律以九十两作为百两计算，则少给银共二十四万六千两。过秤时，名为百两，而只得九十四两，又共少给银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两。我家主人五年盐差，名上盈余银为二百四十六万两，而实际少得银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此皆由小人经手。五十六、五十七两年，我家主又管盐课事务，虽未减其盈余银额，但秤数不足。因此，我主捐纳盈余银时，商人许诺以银五万余两赔补，可查档册。我家主先前曾代诸商人赔被亏空钱粮银百万余两，而今却无人代我主赔补所亏钱粮，其诸商人所减银、短秤银皆为我主应得者，若将此项银两追回赔补，则我主即可得生路等语。

　　5、 华武、单元等人的供词

　　审问华武，尔主亏欠钱粮甚多，于尔主家人、商人中必有窝藏家产。买卖财物者，尔应据实招供。供称，我家主亏欠钱粮，理应赔补，但在家人、商人处并无窝藏其产业、财物，若有窝藏，而今正值严审之际，岂敢不供？实无隐瞒情形。又夹审华武，除尔以前所供之外，应供出所藏家产、财物，若不据实招供，必用夹刑。供称，小的我所有宅地，先前审问时皆已供出。此外，再无隐瞒之处。即使将小的夹死，亦无应供之情等语。又审问华武，府县初审时尔供称，沈毅士向尔主借银三、四万两，在绍兴府城开设当铺。而前次由司审时，又称系道听途说，并无实据。沈毅士诚若无借银，尔为何供出？显系妄供。今已将沈毅士押解前来，尔若仍隐瞒，而不如实招供，即行鞭笞。供称：我家主并未借银于沈毅士开设当铺，我家主待沈毅士甚好，据闻他家有产业，还开当铺。因我家主亏欠钱粮甚多，想让他代我家主少作赔补，故将他供出，确实未借银开设当铺，乞请松刑等语。

　　审问单元、邱子，尔等皆系李鼎信用之人，今将尔等隐藏未供之家产、财物据实供出。一同供称，小的只受小主人差遣，并未管事，实无家产、财物，以前审讯皆已明白供出。又问，尔等若不据实招供，则夹刑审问。一同供称：小的等实无隐瞒财产，将我等夹死，亦无应供之情等语。又问单元、邱子，尔主于家人、商人住处所藏财产亦须供出，倘不供出，即行鞭笞。供称：我等只受小主差使，家人内有家产者，先前追查时皆已供出，并无隐瞒之情。近几年我主家计甚为困难，皆以典卖为主，如何还有银两购置产业存留于商人住所？请宽恕之等语。

　　6、 沈毅士供词

　　又问沈毅士，据李鼎所呈康熙五十年曹寅、李煦奏稿内称，三年内代商人赔银七十万两等语。此系如何赔偿？李煦应赔多少？再者，奏稿末尾书称以后依限赔完，仅入档奏销等语。此奏销原档，如今是否存于管理盐课事务衙门？应照实回答。供称：该项银两乃因圣上十分仁爱商人，康熙五十年，曹寅、李煦会奏商人欠银一百三十余万两时，奉旨：著盐差三年内代赔银七十万两，商人本身应赔银六十余万两。钦此。李煦于五十一年盐差任内，拿出盈余银二十三万余两代赔；五十二年任内，又出银二十三万余两代赔；五十三年任内，又代赔二十三万两。皆依限赔完，载入奏销档册，行文户部。该档皆存于管理盐课事务衙门，可为凭证。又问沈毅士，今将尔处所有宅地、财物、当铺，如实供来。供称：近五六年来，李煦家计日渐困难，应给我之礼银分文未得，故卖田养家，仅有田六十亩。再祖、父遗留房屋一座，加之当铺房共四十余间，当铺本银只有三千两。又有一块园子，内有书房四间、小湖二个。除此，并无其它产业。

　　7、 李鼎、钱仲璇供词

　　按察使葛继孔查得，原苏州织造李煦因历年亏空织造之银三十八万六千余两，前遵旨拿审连同家产等项一并稽查，共折银十万九千二百余两，造册呈详具奏。奉旨：著再行严加核查。钦此钦遵。故将李鼎等及京城解来之沈毅士、拿到之汤踩柱之弟汤八十及郭茂之妾舒氏等人，逐一严加夹讯。经审李鼎、钱仲璇等供称，所有家产等项先前皆已查出，实无半点隐瞒。但又供出李煦盐差任内，于康熙四十七、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年，以其盈余银一百一十六万余两代商人赔偿所欠钱粮。自四十五年起，众商人支给李煦之盈余银，皆因急用而预先支领。故以七十两为一百两、八九十两为百两者不等，而秤又小，百两只得九十四两。而李煦替商人赔偿所欠钱粮皆为好银。以此核算，折损银额及秤上短少之银共三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两，追征此项银两可补亏空等语。以此审问沈毅士，所供亦同。所供沈毅士用李煦银两开设当铺一事，经与华武对质，实无此事。所供高万顺用借李煦之银开设当铺一事，经与华武对质，亦实无此事。高万顺将所借李煦之银陆续还清。其取银文契和借银文契内所书记号，经送总管内务府，著李煦亲自辨认，确系其亲手所写。今询问保人沈毅士所供皆同。由此观之，并无可疑。

　　8、 沈毅士所供李煦多领一纲钱粮不实事

　　又沈毅士供出李煦于康熙五十五年多领一纲钱粮一事，由两淮盐运使何顺派员前来告称：查得两淮每年解送苏州织造衙门银十万七千五百两。按例由管理盐课事务衙门发行牌文，依照此文，由运司转解织造衙门，每年皆照数起运，领取回批在案。凡新旧运司交接之时，皆有钤印档册，断不致于错。本年五月间，臣衙门两次派员命将江宁、苏州两处织造管理盐课事务任内盈余额银及预领库银数目，自初年至六十一年皆造册送来。对此，司员我即将两处织造任内历年预领库银细数详造清册咨送在案。今又称，五十五年李煦多领一纲钱粮银十万七千五百余两，并未载入所报档册内一事，臣已遣员令查。各运司任内历年解送织造衙门钱粮档册、回批，经臣再三查核，每年皆照数起运，并无多领钱粮、遗漏呈报档册之情。康熙五十五年，应解送苏州织造衙门丙申纲钱粮银十万七千五百两，亦系前任运司遵照咨文。照数解送，并领取钤印回批，并无多领之处。诚若有之，则钱粮之事关系重大，分文不可遗漏，岂敢不小心稽察。差遣之处，皆已查明具详等情到臣。臣即派员前往江苏按察司，著将沈毅士再行详审。继而按察使葛继孔来告：行前沈毅士所供，李煦于五十五年多领辛丑纲钱粮银十万七千五百两一案，报臣衙门后，即遣官命赴两淮盐运司查核。回文告称，应送织造钱粮皆照数解送，领取回批，并无多领等情咨行到司，经司员我查得，应送织造衙门钱粮诚若有多领之处，织造衙门档册必有所载。将此咨行织造胡凤翠，令其查核。回文内称，我去年接任后，已将织造处钱粮查明缮折奏闻。沈毅士所供李煦多领辛丑纲钱粮，本属已查出亏欠三十八万八千两银以外之事。经问本衙门物林达（司库）及办事书办等，皆称不知。先前沈毅士所供多领钱粮一事，既由尔衙门审出，是否多领？尚应询问沈毅士，著管理盐课事务衙门查核。多领及如何花用之处，因皆系前任之事，本衙亦无领银档册及销算织造事项档册等语。再行提问沈毅士，供称，我在织造衙门只办理书信、晴雨录档，并不管钱粮事务。闻得李煦多领一纲钱粮，是先前查问亏空一案时，即如此而乱供。总之，皆因我年老糊涂误听所致。织造衙门既无领取钱粮档册，运司衙门又无解送钱粮文书，而多领钱粮则为无影之事等语。司员我查得，沈毅士所供李煦多领一纲钱粮一案，经派官赴盐运司查核，则无解送该项钱粮之文书：咨行织造衙门令查亦无销算预领钱粮档册，问沈毅士，又称因年老糊涂误听所致。由此观之，妄供无疑，理应陈述缘由等情。

　　9、 李鼎、钱仲璇供词及此案的审结

　　至于隐匿李煦家产，买卖一案，经严审李鼎，钱仲璇和自京城解来之沈毅士等，则坚供不讳，声言实无半点隐匿，商人住处亦无买卖等语。唯李鼎所供，其父在盐差任内，商人所给盈余银两则以九十两作为一百两，故少给银二十四万六千两。又因短秤少给银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两，共少给银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等情，经由臣衙门命司员我会同盐运司查办。即召众商询问，众商请以十二年为限，情愿照数赔偿等情在案。经查，李煦一共所欠款项有：历年亏欠织造处银三十八万六千八百四十一两有奇；又预支壬寅纲银五万两；又查出动用备用银二千两买米，因米无下落，应仍亏银二千两；又历年亏欠备用银五千一百二十四两有奇；又历年亏空局米一万四百七十一石，现扣除各州县已完纳银二千一百九十二两，折米二千一百九十二石及所欠未完米石八千八十二石外，实际亏欠一百九十六石，司官我酌将每石米折银一两，共折银一百九十六两。以上共亏空银四十四万四千一百六十二两余。先前查出李煦家产及借出等项，共折银十万九千二百三十三两，制钱一千四百〔文〕。今各商人担赔银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郑之舍之房宅及典押他人之房宅变折价银一万八百八十五两。又沈毅士家产及其承交银共一万四千两。又汤踩柱卖田变折价银二百两。除京城所查出李煦家产外，其苏州先后查出之家产等项银两，赔补其亏欠后，尚余银六万六千八百零五两，制钱一千四百〔文〕，前已造册呈报。细读上面这些供词，可知李煦所亏欠的三十八万两，其中商人所亏欠的就有三十七万八千八百四十两。李鼎等人的供词，说出了官场中许多隐秘，也说出了李煦穷于应付，左支右绌的困难。正如李鼎所说的：“实因我父每年所办官差无银可用，而无奈挪用，皆为公事不敢私吞。”据以上这份审讯材料，到结案时，全部亏空补清外，还“余银六万六千八百零五两，制钱一千四百文”。应该说这个亏空案至此算是了结了，其结果是革职抄家，家人交崇文门变卖，真正倾家荡产，家败人亡。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到雍正五年二月，又发生了“为胤祀买女子”的罪名。买女子的原由，李煦说得很清楚，是胤祀让太监来要他买的，李煦如何能不买？于是李煦因此立刻从经济罪犯变成了政治罪犯，罪名是“奸党”。审理结果是“议以斩监候，秋后斩决。”不知什么缘故，雍正又改变主意，批了个：“李煦着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钦此。”虽然死罪改成了活罪，但七十三岁的老翁，发往北国苦寒之地，那里还有生路，到了雍正七年（1729）的二月，终于冻饿而死，终年75岁。

　　通过李煦这个案件， 特别是1985年第4期《历史档案》发表的《查弼纳奏报查抄李煦家产及审讯其家人史料》，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案件的实质，有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份史料，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李煦织造亏空的真相，也进一步了解了李煦“奸党”罪名的真相。一句话：李煦的亏空，“皆为公事不敢私吞”，李煦的“奸党”，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归根结蒂，李煦的垮台，不管他表面上是什么原因，其实质是政治原因。

　　李煦案件所给我们的宝贵启示，是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曹家败落的原因，其经济亏空的实质，我认为与李煦是一样的性质。


注释：
①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12件，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乾隆七年周耒邰纂修《昌邑县志》卷七“兵燹”。
③　《菊隐文集》卷十：《寿两浙方伯毅翁李公六十序》。
④　《李大中丞政略》。
⑤　《寒松堂全集》卷三：《奏议》。
⑥　尤侗《艮斋倦稿》卷十一：《东莱政纪序》。以上均参见王利器先生《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8月版。
⑦　《解春集文钞》卷四《御书萱瑞堂记》。
⑧　以上三折，见《李煦奏折》380、384、388号，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⑨　见徐恭时先生《那无一个解思君》，《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⑩　①①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36件、150件，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①②　《李煦奏折》第48件。
①③　李果：《仪征江亭记》，《在亭丛稿》卷八。
①④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11件。
①⑤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08件。
①⑥　《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②原字巾加莫 　　
＠③原字尸内加非 　　
＠④原字石加马加交 　　
＠⑥原字氵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