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1900--1949期间学者们就“《红楼梦》的比较研究”这一话题提出了各种论说。本文梳理了这一时段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并非只有“索隐”、“考证”以及两者之间的论争，红学的天地非常广阔。一些论者尤其是一些学贯中西、学养深厚的论者所提出的新颖独到的观点以及入情入理、文采斐然的论述，对当下喧嚣的红学研究来说，不啻是“他山石”，更应该是“清凉剂”。

关键词：

红楼梦、比较研究、红学


　　
　　本文以吕启祥、林东海两位先生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1）为主要材料依据，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人物形象、“综合”等几个方面系统梳理1900--1949期间学者们就“《红楼梦》的比较研究”这一话题所提出的各种论说，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论说进行简单的概括性评价，以期为该课题的继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比较研究”，不局限于《红楼梦》与其他文学作品的比较，而且包括历史、哲学等范围内的比较；从地域来说，也不止限于中外比较，也包括了《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的人、事以及文学作品的比较。再者，为了线索尽可能清晰，每一小标题之下都分别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进行分述；在具体介绍各家论点时，尽可能以文章发表的时间为序。全文分上、下两部分，均独立成篇，此为上篇。


思想内容 　　

　　与国内作品比较。

　　在思想内容比较方面，引人注目的是论者对女性问题的关注。王小隐将《红楼梦》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涉及女性问题的作品进行比较，指出：“自来小说一类书，总都是描写妇女的淫乱，所谓深高劝惩，却不曾把男子纵欲程度的不堪给描写出来，这都是‘歧视妇女’的现象。《红楼梦》把女子的价值差不多都抬得狠高----纵然有几个不堪的，也是来陪趁龃龉男子----却拿男子的兽行，都下了攻击，形容得丑态活现，无所逃遁，教人一看，欲呕不迭，便不是佳人才子旧套。”（2）茅盾更是从性别立场出发，在比较中指出《红楼梦》空前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绝后的女性主义意识：“《红楼梦》是写‘男女私情’的。《红楼梦》以前，描写男女私情的小说已经很多了，可是大都把男人作为主体，女子作为附属；写女子的窈窕温柔无非衬托出男子的‘艳福不浅’罢了。把女子作为独立的个人来描写，也是《红楼梦》创始的。贾宝玉和许多‘才子佳人小说’里的主人公不同的地方，就在贾宝玉不是什么‘风流教主’、‘护花使者’，而是同受旧礼教压迫的可怜人儿。《红楼梦》中那些女子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作者观察得的客观的人物，而不是其他‘才子佳人’小说里那些作者想象中的‘美人儿’这一点，也是曹雪芹所开始的‘新阶段’，但后来人并没能够继续发展。”（3）

　　也有论者将《红楼梦》与《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具体作品进行比较，强调《红楼梦》的特点及进步意义。署名“读云”的论者以肯定的态度介绍了清代学者阙铎《红楼梦抉微》中的观点，认为《红楼梦》与《金瓶梅》都是写家庭的衰亡，主旨相同，结构造境也颇有相似处。不过，一写富贵豪华之大家庭，一写市井无赖之家庭；一写少女之妒情，一写妇人之争宠。（4）冯钟芸将《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这两部优秀作品进行比较，指出《红楼梦》在思想上更具进步意义：“在十八世纪上期----雍正末年间，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只能暴露着旧社会的丑恶，尚未能憧憬到未来。由十八世纪中期到末期----乾隆三十年到五十年间，曹氏高氏所著的《红楼梦》，隐约地看到了新的理想。”（5）

　　与国外作品比较。

　　以开阔的视野将《红楼梦》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性评价和定位，是二十世纪初红学研究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可惜既有的红学史著作中对此关注不够。

　　学贯中西的吴宓是较早将《红楼梦》置于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位。吴宓曾于1919年春天在美国哈佛大学以《红楼梦》为题做演说，演讲稿后来以《红楼梦新谈》刊于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十七、十八期；1939年在昆明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时，又以英文撰写了论文《石头记评赞》（A Praise of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该文后来择要翻译发表于1942年桂林的《旅行杂志》上。（6）综合来看，前者以作者当时在哈佛所修习的小说理论评论《红楼梦》，并不时以西方的人、事以及小说作品作为参照、加以指导；后者着重以中西比较文学的观点，“评定《红楼梦》一书之文学价值并阐述该书之优点”，正如该文篇首的“编者识”所云：“篇中小说与艺术理论的指示，抵得一部文艺论，其功更不限于文艺批评而已。”（7）这两篇文章无论在红学史上还是比较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一席之地。

　　在思想内容方面，吴宓在《红楼梦新谈》中主要关注的是包括曹雪芹在内的古今中外“高明上智之人”的归真返朴的梦想。他首先指出，中国历史上“所谓巢许怀葛，又所谓羲皇上人，三代与尧舜之治”以及“老庄无为之说”，西方卢梭的著作以及Matthew Arnold的诗，都表现了文明社会中的无穷痛苦以及归真返朴的“黄金世界之理想”，“而《石头记》特写之，故谓为目光及于千古，殆非虚誉也”。然后就《红楼梦》与西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进行比较：“西国凡寓淳朴思想之诗，多托于牧童牧女，故名曰Pastoral。与卢梭同时，英国有 Oliver Goldsmith 作《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一诗，亦主返本崇朴。设言某村人之和乐丰厚，高尚有德之情形”；而“《石头记》写淳朴思想，以刘老老代表之”，再则，“第五回，《红楼梦》歌曲之[虚花悟]一曲，虽言惜春，而实著明淳朴思想之大旨。三春桃柳似指物质文明，“清淡天和”，乃古时淳朴之盛境，亦犹Wordsworth 之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 are no more 诗意也”。此外，吴宓还指出，在描写人物、表达主旨方面，曹雪芹“识解之高” 超过了“西国”近世诸多小说名家：“作小说者，……最难能可贵者，为其人识解之高，能通观天人之变，洞明物理之原。夫然后以中正平和之心，观察世事，无所蔽而不陷一偏，使轻重小大，各如其分，权衡至当，褒贬咸宜。《石头记》之特长，正即在此。故虽写宝黛等多人之爱情，而读者解得爱情仅为人生之一事，非世界中男女，皆昼夜浮沉情海者也。虽写王熙凤等之机谋，而见得世中仍有方正之贾政，忠厚之李纨，坦率之湘云，……西国近世小说，其中价值堕落，为人诟病，而有恶影响者，即缘作者仅着眼于一点，所叙无非此事，或专写婚姻之不美满，或专写男女情欲之不可遏抑，或专述工人之生活，或专记流氓之得志。如George Moorge，Theodore Dreiser，Zola，Balzac以及托尔斯泰，皆犯此病。”（8）

　　此外，吴宓指出，《红楼梦》书中情事，可与西洋文学名著比较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如“大观园姊妹之开诗社，猜灯谜”可与“法国十七世纪之客厅士女（Preciosite）”相比，“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可与“法国十四世纪之蔷薇艳史（Roman de la Rose）”相比，“贾宝玉只对于女子及爱情，极见疯傻；外此之议论，则极通达，而入情合理”可与“吉可德先生只渴慕游侠，追踪骑士，行实疯狂；外此之议论思想，皆极纯正，而入情合理”相比。（9）

　　王小隐指出，《红楼梦》的主脑是“人生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色彩的，就是‘中乡魁宝玉却尘缘’。这一回是全书的归始。”同时，他认为，这种“离散”、“失踪”的处理方式，不仅打破了中国小说团圆的俗套，而且，“比较起易卜生的Dou’s home 同多司苛奴夫人的Mein Lebeusuey 底确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在具体表现方式上，《红楼梦》比Dou’s home、Mein Lebeusuey更胜一筹：“易卜生描写的那位娜拉，多司苛奴夫人自己的叙述，都是写的‘人生问题’重要事件，却赶不上用一百二十回，写到‘一走’为了的宝玉那样的精采”。（10）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在红学史乃至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开创之功已毋须多言。将近三十年之后，陈铨在王国维的直接影响之下，相继撰写了《叔本华与红楼梦》和《尼采与红楼梦》两篇文章，前者在完全肯定《红楼梦评论》的基础之上指出，“叔本华和曹雪芹的悲观主义和解脱思想，在事实上有很多困难”，因此，要了解悲观主义对人生有什么价值、解脱理想对人生是否可能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尼采的思想。（11）后者则认为，研究叔本华，只能解释《红楼梦》，研究尼采，则可以进一步批评《红楼梦》，“尼采和曹雪芹代表对人生的态度，极端的相反的两个方向”，“《红楼梦》和《萨亚涂斯贾》始终对天才说法”。具体来说，陈铨认为，曹雪芹“对人生的态度是否定的，佛家出世的思想是全书主要的题材”；而“尼采对人生的态度，始终是肯定的，他要的是人生”，叔本华的哲学是摆脱意志，“《红楼梦》的中心问题，和叔本华一样，就是怎样摆脱意志”，而尼采的哲学则是鼓励意志。在此基础上，陈铨还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否定《红楼梦》的悲观厌世思想，并以中国传统文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声疾呼：“在太平盛世，一个国家多几位悲观遁世的贾宝玉，本来也无足轻重。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候，大多数的贤人哲士，一个个抛弃人生，逃卸责任。奴隶牛马的生活，转瞬就要降临，假如全民族不即刻消亡，生命沉重的担子行将如何担负？”他立场鲜明地号召，不要学“贾宝玉出家”，而应该学“萨亚涂斯贾下山”。（12）

　　在与哈佛演讲隔了二十年后，吴宓再次撰写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时，在内容主旨方面，除了继续肯定“《虚花悟》曲，即西洋文学中之归真返朴主义”之外，还与陈铨一样，在中西比较中关注宗教层面的人生观问题，不过比较的对象不同以及对宗教解脱的评价不同：“《石头记》具有亚里斯多德所云之庄严性（High-seriousness），可与其人生观见之。《石头记》之主角贾宝玉，在人生社会中，涉历爱情之海，积得种种经验，由是遂获宗教之善果，……《石头记》乃叙述某一灵魂向上进步之历史，经过生活及爱情之海，率达灵魂完成自己之目的（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新生》及《神曲》，歌德《威廉麦斯特传》比较。又可与《忏悔录》及《富兰克林自传》反比）。此《石头记》之人生观也。世界文学名著，莫不指示人生全部真理，教人于现实中求解脱，《石头记》亦然。谓《石头记》为佛教之人生观，犹嫌未尽也”；“《石头记》既教人舍幻以求真，与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甚至与‘新约’及佛经，同其宗旨。”（13）吴宓认为，《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宗教解脱，与西方许多优秀的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一样，揭示了人生的真理，是人类灵魂升华的标志。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吴宓此文在分析曹雪芹的“观点”时，还提出了“两个世界”观点：以太虚幻境为理想（价值）之世界；人世（贾府、大观园）为物质（感官经验）之世界；在论及《红楼梦》的艺术观时，又借鉴西洋文论，提出了“三世界”说：经验的观察----曹雪芹之一生；哲理的了解----太虚幻境；艺术的创造----贾府大观园。这些说法尤其是两个世界之说对1970年代余英时提出了、广为人知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说（14）大有导夫先路的可能。

　　吴宓正是从两个世界的不同意义出发对《红楼梦》所描写的爱情与中外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进行了比较和评价：“细察《石头记》中所着重描写之爱情，乃富于理想之爱，乃浪漫或骑士式之爱，（即斯当达尔《爱情论》中所主张，又即费尔丁及沙克雷等人小说中所表现之爱），而非肉欲之爱（登徒子与《金瓶梅》即是：西书若Frank Harri之自传亦是）。贾宝玉之于爱情，纯是佛心：无我，为人，忘私，共乐；处处为女子打算，毫无自私之意存。故自《石头记》出，而中国人对爱情之见解始达其最高点。于此，《石头记》可与西万提斯所作之《吉可德先生传》Don Quixote（林纾译此书曰《魔侠传》，名甚佳）比较如下：《吉可德先生传》乃最佳之骑士游侠小说，但至真至美，与前此千百此类之书不同，卓然自立。《吉可德先生传》出，而西班牙盛行已久之千百种骑士游侠小说，竟无人读，一扫而空。”（15）

　　也有个别论者从阶级理论出发将《红楼梦》与《死魂灵》的社会进步思想相提并论：“据说《死魂灵》的作者是深切地感到自己阶层的命运已经要被时代揉碎了，他写《死魂灵》便想教育他的阶层，唤醒他的阶层争气些和要挣扎些，他要挽救他的阶层之将要崩溃的命运。……《红楼梦》的作者能够是这样么？我想，也是的！他也是看到他的时代要毁灭的呀，无论他是不是如果戈理那样更深切地透悟着。”（16）


艺术手法比较

　　与国内作品比较。

　　对话及语言问题。

　　中国素来有以小说比附经史的传统，对于《红楼梦》也不例外。

　　署名“境地佛声”的论者继承清代一些评点家的衣钵，以《红楼梦》与历史上优秀的经、史以及说部相提并论：“统观全书，由近及远，即小赅大，直将真事隐去，托为假语村言，以曲尽乎妙喻，盖默操《春秋》之笔，寓讽刺于皮里者也”；“作者其美刺乃学乎《诗》，其书法乃学乎《春秋》，其参互错综乃学乎《周易》，其淋漓痛快乃学乎《孟子》，而兼用《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书之法，遂淹有众长，横绝古今。”（17）

　　柳簃以《红楼梦》比《史记》：“《红楼梦》一书，《史记》也。开首曰：‘此开卷第一回也。’结尾曰：‘此袭人所以在又副册也。’此字也字，首尾相应，奇文奇笔，惟龙门史堪以比拟。……司马迁而后，曹雪芹一人而已。”（18）

　　在《红楼梦》与其他小说比较中，语言问题受到格外的关注。

　　署名“境地佛声”的论者强调《红楼梦》语言繁简得当，其“简处”可与《聊斋志异》媲美：“近今说部，汗牛充栋，译者固多，杜撰者亦不少。吾平心论之，多有不及《红楼》者。《红楼》有逃禅之讥，无绮语之纤。……全书笔力心思，可谓一时无两，人多谓繁处不可及，而不知其简处尤不可及也，正可与《聊斋》之文异曲同工耳。”（19）

　　李辰冬在论及《红楼梦》的风格时指出，曹雪芹“异常地注意言谈”，与中国其他几部著名小说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红楼梦》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以语言写长篇小说的，并不始于《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半文半言的文字已开其端，不过不能以白话论。到施耐庵的《水浒传》，才正式全体用语体文。然不免参加了几个文言字在内，并且处处觉到文字的造作，生涩。到了《金瓶梅》语体文的确进步多了，处处要照着自然的语言来写；可惜未把语言美术化。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不论在修辞，或言谈的情调，都较前二部为精彩，然语体文还没运用到活泼的地步。一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国文字的这条路，才算告成”；“《红楼梦》的风格，没一点润饰，没一点纤巧，并且也不用比拟，也不加辞藻，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用最直接的文字，表现实物最主要的性质。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西游记》，以及一切用语体文的小说，就知道他们的语体文，是作者的语体，而非我们人类的言语。”（20）计开认为《红楼梦》的精华是对话，《儒林外史》的精华是人物动作描写。（21）

　　署名“木村”的论者则认为《红楼梦》最精采的地方是“彼此拌嘴斗口，用很尖刻的语调，很紧促的意思，一句一句的逼出来，……真是一针一点血，一鞭一条痕，文章的绝妙处就在这里”，同时将这种对话的特点与其他作品进行了对比：“孙行者、猪八戒的对话，十分有趣，但是我们看了《水浒传》，又觉得孙猪的对话变化太少，过于单调了一点，远不及豹子头的话，是那么忠诚负责，黑旋风的话，是那么天真可爱，武行者的话，是那么敢作敢为，花和尚的话，是那么粗中有细。及我们看了《红楼梦》，又觉得这《水浒传》中的对话，还是单调，因为他们争吵的结果，还是要诉之武力，远不若《红楼梦》之以争吵起，仍要以争吵结来引人入胜，因此《红楼梦》又胜过了《水浒》。”（22）

　　人物描写问题。

　　署名“佩之”的论者认为，“中国小说里，善于描写人物的，莫过于《水浒传》。而《红楼梦》一书，描写人物之能力，实在不在《水浒传》之下。”（23）

　　茅盾比较了《红楼梦》与《水浒传》描写人物“技巧”的同与异：《红楼梦》描写人物，“力避介绍式的叙述而从琐细的动作中表现出来。林黛玉在书中出场以后，作者并没有写一段‘介绍词’来‘说明’林黛玉的品貌性格；他只是从各种琐细的动作中表现出一个活的林黛玉来。读者对于黛玉的品貌性格是跟着书中故事的发展一点一点凝集起来直到一个完全的黛玉生根在脑子里，就像向来认识似的。《红楼梦》中几个重要人物都是用的这个写法。《水浒》的人物描写也是好极的，也是用了这个写法的；但是《水浒》中人物的个性在接连几‘回’的描写中就已经发展完毕，以后这人物再出现时就是‘固定’的了，不能再有增添；……所以《水浒》写一百八人的个性是写完了一个再写一个，故到后来这些已经写过的人物再出现时，就呆板板地没有精采。《红楼梦》则不然。《红楼梦》里许多人物都是跟着故事的发展而发展的。”（24）

　　纪果厂从创作动机出发，对《红楼梦》与《金瓶梅》的人物描写方法进行对比：“《红楼梦》中人物有可爱可厌两种，而《金瓶梅》中则只有可厌与可怜之两种，若觅可爱之人物，竟一时想他不起。……《红楼》之目的，是作自传，不是讽刺谴责，故为主观的，而《金瓶》之目的，则在骂尽世人，说是讽刺固可，说是愤慨也无不可，但硬说是教训，则未必然，故是客观的。主观的还可以描出几个理想的对象，客观的则只有毫不留情的揭露。……在描写的技巧方法，《红楼》的确比《金瓶梅》高明，最关紧要的全书组织，《金瓶梅》便显得头重脚轻，西门庆未死以前，是那样铺张的写法，西门庆死后，是那样草草的忽剧的变化着，不免使读者感到不调和，甚至不能应付其突变的局面。”（25）

　　“木村”还别具只眼注意到了《红楼梦》以及其他作品中的“兴趣化”人物，并进行了比较：“文章不够兴趣化，不够使人百读不厌，故晋文公出亡，有魏犨的粗索武勇，才显得流亡的日子，过得不寂寞。《三国演义》，写出张飞的鲁莽，以是使其尽量戏剧化的意思。后来人写《水浒》，必举出李逵、鲁智深一流人物，写《西厢》必举出慧明，《说岳》写牛皋，《说唐》写程咬金，这些虽然笔墨有深浅不同，因之文章也有高下之分，但是使其兴趣化，是一般的作者一贯的手风，也可以说是大多数读者普遍的要求。……《红楼梦》写兴趣化的人物，比旁的章回小说多的多，因之《红楼梦》耐人寻味的地方也多。”（26）

　　结构问题。

　　李辰冬认为，《董魁绍》、《西游记》、《水浒传》、《镜花缘》等小说，故事都“系平铺直叙，无甚曲折”，让读者觉得“意味单调，不甚紧张”，《红楼梦》则不同，其结构有如海潮，“前后左右，波浪澎湃；而且前起后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于何地，止于何时，使我们兴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相比之下，《水浒传》“描写人物的方法是渐次的，叙了这个，再叙那个，……我们总觉得结构松散。《金瓶梅》差不多与《红楼梦》有同样的本数，而且叙述的也系家庭的琐事，并涉及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然他总以西门庆或潘金莲为叙事的纲领，所以结构简单。……以结构而论，没有与《红楼梦》可比的。”（27）

　　关懿娴完全肯定、赞成李辰冬的观点，进一步将《红楼梦》与《水浒》、《儒林外史》比较：“《水浒》的人物是逐个登场，最多也不过三个五个一起。他们出来经历过一番苦境，或干过一番英雄事业之后，最后便上梁山，落草为寇。正本小说，固然有它一贯的主题；和一个共同的最终鹄的，以及其中连络这主题，和共同走向这鹄的人物相互间的关系。……至于《儒林外史》，我觉得，与其说它是小说，无宁说它是随笔小品。……----所以《水浒》的写法最明显，像画几何图画，作者自圆周许多半径到圆心去，只因他用笔的轻重或重复添笔，而分别了每一线条现出深浅粗细的痕迹，可以一目了然。《儒林外史》则随手拈来了材料，便可参加进去，比较更简单，而更近于随笔化。不若整个是有机体的《红楼梦》，结构严紧，曲折回旋，承上开下，整整的用了百多回文章，同时把这几百个人的大事小事，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平行叙述。----即使我们把回目删去，把‘却说’‘且待下回分解’这一类‘章回体’的口头禅涂掉，《红楼梦》还是能独立存在，无损于它的形式和内容，当得起有首有尾，完完整整的一本杰作。”（28）

　　纪果厂认为在结构上，“《红楼》的确比《金瓶梅》高明，最关紧要的全书组织，《金瓶梅》便显得头重脚轻，西门庆未死以前，是那样铺张的写法，西门庆死后，是那样草草的忽剧的变化着，不免使读者感到不调和，甚至不能应付其突变的局面”。（29）

　　小说性质问题。

　　茅盾指出，在《红楼梦》以前，中国没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水浒》虽然“也是一部伟大的杰作，----在社会意义上，比《红楼梦》还要伟大些；但是《水浒》这书，是同一题材下的许多民间故事，经过了一二百年的长时间的发展，然后‘形成’了的。《水浒》，严格说来，不是‘个人的著作’。《红楼梦》是不同的。它是‘个人著作’是作者的生活经验，是一位作家有意地应用了写实主义的作品。所以从中国小说发达的过程看来，《红楼梦》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30）

　　高语罕将《红楼梦》的“写实主义”与清末一批小说进行比较，认为《红楼梦》“不是《上海黑幕大观》、《礼拜六》那样丑恶的、低级趣味的作品，也不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华春梦记》一流的暴露文学。它不惟暴露某一社会、某一阶层底黑暗面，并且是用悲天悯人底心情或坦率自白的态度表而出之的；同时，又透露出这种社会现象，这种人群底心理、行为和习惯之所以形成客观的、历史的动因，……《红楼梦》乃是‘按着自己的事体情理’写的，并且‘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又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淫秽之病。’”（31）

　　也有论者从强调“写实”的角度对《红楼梦》开篇不如《水浒传》和《儒林外史》：“曹雪芹看不起‘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式的佳人才子小说，但他自己也免不了‘俗套’，《红楼梦》开篇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葫芦庙，以及太虚幻境、离恨天与灌愁海，开场人物的甄士隐、贾雨村，中间过多地影响故事发展的诗词，此作法在今日看起来是非常陈腐的，而且在描写上也不如《水浒》开篇的‘洪太尉误走妖魔’或《儒林外史》的楔子‘王冕传’为好。倘要在懂得‘写实主义’的今人，自然认为以‘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为第一回，较能予人以‘真实感了。”（32）

　　与司马　的批评意见相反，张天翼从“视点”的角度阐述了《红楼梦》的开头和结尾的特殊意义，并将其与《枕中记》相类比：“我们是被作者领到了一个更高的处所，是从尘世以外出发，而归结于尘世以外的。立脚点不同，看出去也就可以两样。这也像读《枕中记》一样，我们是站在醒位去看人家的梦，知道他所历一切皆非真实。”同时指出，从“戏份”来说，《红楼梦》与《枕中记》的处理方式又不同：《红楼梦》与《邯郸梦》一样，“像一个橄榄：两头轻，中间重。而这重的，偏偏又是作者自己所要否定的东西。……他把它表现得非常生动，而且还是那么亲切，温暖，----就把个尘外的一头一尾弄得失了色，甚至于一点力量都显不出了”。（33）

　　此外，李长之别具心裁地将《红楼梦》与李后主的词进行了对比。他指出，曹雪芹的文学技巧是，“由着清晰的深刻的具体的印象，处之以从容的经济的音乐的节奏，表现出美丽的苦痛的心。换句话讲，便是，根据着真切的感印，施用着方便的手段，传达了高洁的悲剧情操”。而完成这一技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艺术家的看见”，因为用艺术家的眼光去看，所以能看得“真切”，能写出“清晰的深刻的具体的印象”。李长之还比较了曹雪芹的小说与李后主的词作的不同，曹雪芹的小说，“能把自己感染的情绪，具体地给读者一种清清楚楚的刺戟”，“像秋水似的，一点尘土也没有，一点泥沙也没有，它照见一切像映在玻璃镜子上似的影”；李后主的词，则是“在情绪的不可开交的纷扰之中，他真是像‘一江春水向东流’，浑浑的浓绿一片。”（34）关懿娴则形象地指出了《红楼梦》与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中诗词歌赋的不同意义：“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词歌赋，只像西洋画嵌在镜框子里，今儿要这幅，明儿要那张，都没有多大关系；《红楼梦》的诗章之于原书，则是一幅天然织就的锦绣，若是去掉上面的花鸟虫鱼，不但对这幅锦绣减色，甚或会毁损了它的本质。”（35）

　　与国外作品比较。

　　吴宓在“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的前提下，认为“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佳胜”的表现之一就是：“作小说有三大病。其一，文中插入作书人之议论，连篇累牍，空言呶呶，在每回之开端处尚可，乃若杂置文中，或自诩卓识，或显示博学。《儿女英雄传》之论吃醋，嚣俄（Victor Hugo）之Notre Dame书中，述 Gypsy族语言文字之源流，则尤足令读者厌倦也。其二，将书中人物之心理，考究过详，分析过细，叙说过多，而其行事之见于外者，反因之减少，几成心理学教科书，而不类叙事之小说。大家如George Eliot间不免此。其三，风景服饰器皿等，描画精详，而与书中之人事，无切要之关系。如Bernardin de Saint Pierre之Paul and Virginie，专写岛中气候物产是也。《石头记》均无以上之病。”（36）也就是说，一般小说容易出现三种毛病：一是过多的议论，二是过多的心理描写，三是无关紧要的描写，而《红楼梦》没有这些毛病。

　　吴宓还认为，《红楼梦》是史诗式而非抒情式小说，它“描写人生全部，包罗万象。但其主题为爱情，故《石头记》又可称为‘爱情大全’，盖其描写高下优劣各类各级之爱情，无不具备，而能以哲学理想与艺术之写实熔于一炉（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加斯蒂里辽《廷臣论》、斯当达尔《爱情论》等书比较）。其全体之结构，甚似欧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丽、整严、细密、精巧，无一小处非匠心布置，而全体则能引读者之精神上至于崇高之域，窥见人生之真象与其中无穷之奇美”；《红楼梦》回目也表现出了“文章之美，艺术之精”，相比之下，“西洋小说，如《名利场》Vanity Fair（伍光建译名《浮华世界》）等之回目亦工，然无此整丽也”；至于“太虚幻境”中以正册副册来区分等第、评衡诸女品格、论断其一生行事的做法，则“正如（1）孔子作《春秋》之书法，及谥号褒贬。尤似（2）但丁《神曲》中，天堂、净罪界、地狱三界各有九层，每层又分数小层，厘定上下优劣品级，以定善恶功罪之大小”。

　　署名“佩之”的论者强调《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技巧可与西洋小说相媲美：“西洋小说里面，描写人物极工，若把《红楼梦》里人物，两相比较，《红楼梦》也不在他们之下。”（37）

　　陈独秀更是从中国小说发展史以及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强调曹雪芹具有“善述故事”和“善写小说”的双重本领：“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的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拿这个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38）

　　许啸天在肯定《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悲剧结局、强调悲剧更有文学感染力的同时，将它与中外著名悲剧作品相提并论：“欧美名著如《迦因小传》、《埃司兰情侠传》，又如日文之《不如归》，中文之《长生殿》、《西厢》等（《西厢》原本至《惊梦》止），只因悲观的结局能在社会上发生伟大的感动力，有有余不尽的回味。”（39）

　　李长之的长文《红楼梦批判》在世界范围内对《红楼梦》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他指出，曹雪芹通过林黛玉之口提出的诗论，让人联想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王国维的《人家词话》，相同的对诗的态度，“曹雪芹却在百八十年前也有同样的意见了”；前后四十回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夫斯基”，即“一个注意外部的描写，一个注意内部的描写”；歌德是从德国海特儿（Herder）提倡的歌谣那里得到灵感，发挥了他的诗才；曹雪芹则是从民间的活的散文----对话那里得到帮助完成了他的巨制《红楼梦》；从细节来说，“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是决不让于莫伯桑的创作的。”这些地方说明，“《红楼梦》的确有自然主义派的成分”，而“作者那种观察的深刻透到，便自然而然的，与西洋大自然主义派的文艺暗合。”不仅如此，“假若曹雪芹生在法国，一定比左拉、莫伯桑还出色”；《红楼梦》与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一样，具有诗画的意境：“作者是会绘画的，这将影响他的文艺。犹之乎中国的王维，和西洋的洛赛蒂（Rossetti 1828--1832），因为会诗，那画的制作中便免不了诗的气息。……曹雪芹在用颜料画笔之余，又用活的语言，表现出那秩然画景了。”（40）

　　李辰冬的长文《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也将《红楼梦》与众多外国作品进行了对比。他同许多论文一样，将《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相比，认为这两部小说相同之点很多，不过，“以结构而论，前者远过于后者”；《红楼梦》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描写了整个的宇宙”，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创造了符合法国十九世纪复杂社会的“混杂”语言一样，曹雪芹创造了符合中国大家庭生活实际的“中国家庭通用的言语”，并且，曹雪芹与赛尔望蒂一样，让他笔下的人物引证了许许多多的、各尽其妙的“俗话的成语”；在文字上，《红楼梦》“是中国将来文字的模范，和但丁的《神曲》，在现代意大利的文学史上，有同样的价值”；在情感表现的方式上，《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等名著相比，以“意象”取胜：“我们读《战争与和平》的人，总觉末一卷不如前三卷者，就由于他所引起我们的意念，而非意象与情感。后部《浮士德》之所以时起争论的，也由于此。一部《红楼梦》从头至尾，每句言辞引起我们的都系一种意象或情感，绝无意念，即令是作者思想的表现，然也使我们不觉其为意念，而系一种意象”；在诗歌主张方面，可以“拿谭纳讲莎士比亚的来解释曹雪芹”，即：“每句言辞，所指示的不是意念，而引起我们的是意象；每句言辞，都是极确切，极到家的种种动作的模拟；每句言辞，都不是琐碎的和片段的思想的定义和表现”。（41）

　　李辰冬另一篇文章《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就创作人物的方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每位伟大的作家，都有他创造人物的特别方法。例如巴尔扎克，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内心是藏在自己的外表里，外表是表现内心的，所以他先从人物所住房舍，所用家具，所穿衣服写起，由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习惯和胃口的情形，风雅或粗俗的程度，奢华或节俭的嗜好，愚鲁或细致的心性。然后再写到人物的灵魂。再如托尔斯泰，他每让一位新人物的出现，必先概括地介绍其面貌，服饰与举动等，以后如有机会，不厌重复地再一提此人物外表的特征，务使读者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至于曹雪芹对于人物外表的描写，好像也很注意，然绝不像现代一般写实作家那样；他的目的还在直接的灵魂的表现。”他还特别指出了曹雪芹所持的客观的、“旁观者‘清’”的态度：“我们要把曹雪芹同巴尔扎克，同托尔思泰，同杜斯退益夫思基等自然主义相比，就知道他是一位怎样极端的自然主义者。在后边几位作家所创造的人物里，每位人物多多少少都带点作者的色彩，然我们在曹雪芹的人物里，除贾宝玉外，找不出作者自我的成分。后边的几位作家都有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主张，想改革社会，想解决问题，自然而然他们的人物都带同样的理想；可是曹雪芹根本就没有想利用他的人物，因为在他的意思，人生不过是梦，何苦要什么理想，要什么改革。区别小说家的伟大与否，当以他创造人物数目的多寡和每位人物是否有自己的面目为定。创造人物的创作家又以他的逃脱自我而变为他身的本能大小为转移，这种本能为愈大，他创造特殊面目的人物愈多。由此点看来，曹雪芹的确是一位圣手。然他之所以能成功的，是他的出世思想使然，他是以旁观者‘清’的态度来看人生，不像其他作家是在人生里看人生。”（42）

　　李辰冬在论及《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胡适所说的“自叙传”的问题时以许多外国名著进行比较，认为《红楼梦》比外国一些著名的自传性小说还要更具“小说性质”：“一切好小说都是作家自传．所以福罗贝尔说波华荔夫人是他；至少一部分是他。……如果这部小说是单纯的自传，那他仅能做到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康司党的《爱多耳夫》，夏多布里央的《亚特拉》和《罗南》。这些著作都是作者公开的自诉，范围绝不能像《红楼梦》这样广泛。”（43）

　　署名“雅兴”的论者高度评价李辰冬《红楼梦研究》，认为李著使人相信，曹雪芹、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是并列的“世界最伟大的四个文豪”，而且引用李辰冬的原文说，他们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个以‘我’为主体，以‘我’为宇宙的象征，想把整个世界容纳于‘我’的人格之中，照‘我’的意象重造宇宙；这一派最大的代表是但丁与歌德。一个是想把他自己的‘我’倾注到宇宙，分散到宇宙，使宇宙里到处充满了‘我’。他不愿照自己的意象来改造宇宙，然宇宙本身就是他的象征。这一派最大的代表是莎士比亚（与曹雪芹）。这两个典型的作家，前者的心理是吸收的，后者的心理是分散的。”“雅兴”说：“换句话说，前者是代表主观的，后者是代表客观的，这样李先生把文学上一切的主义打破而以文艺上的根本原理来规定了曹雪芹在世界文学里的地位。要是研究的目的，在乎发见真理，那末《红楼梦》的确定为世界艺术中的第一流杰作，就是这书研究的结果了。”（44）

　　纪果厂指出，虽然同是写家庭题材，《红楼梦》在描写技巧上既“比《金瓶梅》高明”，又由于中国家族组织不同而与许多西方小说“异趣”：“《红楼》善于用细针密缕，所以虽只是一个家族的事，而令人感到非常多样，西洋小说中很喜欢把一个家族的事作题材，有名的《罗贡·麦加尔丛书》固不必提，即如举世风行的Gone with the Wind也是这个笔调。高尔斯华绥的Forste Saga亦是此路径，惟中外家族组织不同，遂异趣耳。”（45）


结语 　　

　　综上所述，在1900--1949年之间，众多学者将《红楼梦》与其他许多作品进行了比较性研究和评论，比较的对象包括中国的经、史以及小说、戏曲，更包括许多外国作品。综合来看，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主要得出了如一系列结论。

　　一、思想内容方面。

　　1、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第一次将女子作为独立的个人来描写。

　　2、 《红楼梦》比《儒林外史》更具进步意义，因为它不仅暴露了旧社会的丑恶，而且提供了新的理想。

　　3、 《红楼梦》与老庄之说以及卢梭的著作、Matthew Arnold的诗一样，都表现了文明社会中的无穷痛苦以及归真返朴的理想，而且，曹雪芹“识解之高” 超过了“西国”近世诸多小说名家。

　　4、 宝玉以“出走”解脱人生的痛苦，这样的处理方式比易卜生的Dou’s home 和多司苛奴夫人的Mein Lebeusuey有同样的价值，并且相比之下《红楼梦》更胜一筹，更加精采。

　　5、 《红楼梦》与叔本华一样具有悲观主义和解脱思想，与尼采的人生态度截然相反。

　　6、 《红楼梦》具有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庄严性”，贾宝玉的涉历爱情之海以及人生种种劫难之后皈依宗教，代表了“灵魂向上进步的历史”，其意义和价值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新生》及《神曲》、歌德《威廉麦斯特传》相类比，又可与《忏悔录》及《富兰克林自传》相反比，甚至与古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与“新约”及佛经，同其宗旨。总之，《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宗教解脱，与西方许多优秀的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一样，揭示了人生的真理，是人类灵魂升华的标志。

　　7、 曹雪芹构造了两个世界：太虚幻境为理想（价值）之世界；人世（贾府、大观园）为物质（感官经验）之世界。用西方的文论来衡量，则可划分为三个世界：经验的观察----曹雪芹之一生；哲理的了解----太虚幻境；艺术的创造----贾府大观园。

　　8、 以阶级理论来看，《红楼梦》可与《死魂灵》相提并论，作者都深切地感到感到自己阶层的命运已经要被时代揉碎了，因此要用作品来教育他的阶层，唤醒他的阶层争气些和要挣扎些，以挽救他的阶层之将要崩溃的命运。

　　二、艺术技巧方面。

　　1、 《红楼梦》在讽刺手法和叙事技巧方面都继承了《春秋》、《史记》等优秀史传的传统，而且是将《史记》的传统发挥得最好的。

　　2、 《红楼梦》语言繁简得当，其“简处”可与《聊斋志异》相媲美。

　　3、 曹雪芹超越了它之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同时的《儒林外史》等所有用语体文写作的优秀小说，真正完成了活泼泼的语体文写作。

　　4、 《红楼梦》的精华是对话，《儒林外史》的精华是人物动作描写。

　　5、 《红楼梦》最精采的地方是拌嘴斗口，在这方面，《水浒传》比《西游记》好，《红楼梦》又胜过了《水浒传》。

　　6、 《红楼梦》描写人物的能力不在《水浒传》之下，两部小说通过琐细的动作表现人物性格，不过，《水浒传》的人物性格一旦完成就不在发展，《红楼梦》的人物则跟着故事的发展而发展。

　　7、 从创作动机来说，《金瓶梅》的目的在骂尽世人，是客观的，所以毫不留情，只有可厌可怜的人物；《红楼梦》的目的是作自传，是主观的，所以有可爱可厌两种人物；在结构技巧上，《红楼梦》也比《金瓶梅》高明，后者显得头重脚轻。

　　8、 《红楼梦》与其他许多作品一样，也描写了许多兴趣化人物，不过，比较起来，《红楼梦》的兴趣化人物不但数量多，而且写得更加耐人寻味。

　　9、 《西游记》、《水浒传》、《镜花缘》等小说故事都是平铺直叙或者结构松散，《红楼梦》的结构则有如海潮，无与伦比。

　　10、《水浒传》的写法像画几何图画，可以一目了然；《儒林外史》近于随笔化；《红楼梦》则是结构严紧的有机体，是首尾完整的杰作。

　　11、在社会一样上，《水浒传》比《红楼梦》还要伟大；但是，《水浒传》是在民间故事上累积发展而成的，《红楼梦》描写的是作者的生活经验，属于“个人的著作”，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2、同样是“写实主义”作品，《上海黑幕大观》、《礼拜六》是丑恶的、低级趣味的作品，《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华春梦记》等是暴露文学，《红楼梦》则是在暴露黑暗的同时，有着悲天悯人的心情或坦率自白的态度。

　　13、从“写实”的角度来看，《红楼梦》开篇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葫芦庙，以及太虚幻境、离恨天与灌愁海，开场人物的甄士隐、贾雨村，还是落入了“俗套”，不如《水浒》开篇的“洪太尉误走妖魔”或《儒林外史》的楔子“王冕传”为好，如果以“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为第一回，更能给人真实感。

　　14、从叙事视点来说，《红楼梦》的开头和结尾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像《枕中记》一样，提供了一个尘世以外的立脚点或者说观察点，让读者站在醒位去看人家的尘世梦。

　　15、《红楼梦》将作者的情绪像玻璃镜子上的影子一样表现了真切；李后主词中的情绪则是浑浑的一片浓绿。

　　16、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词歌赋，像镜框子里嵌的西洋画，可以随时换用；《红楼梦》中的诗章之于全书，则是一幅天然织就的锦绣上面的花鸟虫鱼，不可或缺。

　　17、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一般小说都容易出现三种毛病：过多的议论，过多的心理描写，无关紧要的描写，而《红楼梦》没有这三种毛病。

　　18、《红楼梦》将哲学理想与写实艺术熔于一炉，可与柏拉图《筵话篇》、加斯蒂里辽《廷臣论》、斯当达尔《爱情论》等书相比较；它的整体结构甚似欧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丽、整严、细密、精巧，没有一处不是匠心布置，能引导读者的精神上升到崇高的境域，窥见人生的真象与其中无穷的奇美；《红楼梦》回目也表现出了“文章之美，艺术之精”，相比之下，比《名利场》更加整丽。

　　19、“太虚幻境”中以正册副册来区分等第、评衡诸女品格、论断其一生行事的做法，正如（1）孔子作《春秋》之书法，及谥号褒贬。尤似（2）但丁《神曲》中，天堂、净罪界、地狱三界各有九层，每层又分数小层，厘定上下优劣品级，以定善恶功罪之大小。

　　20、《红楼梦》描写人物的技巧可与西洋小说相媲美。

　　21、中国传统小说出于稗官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也善述故事，但是，西洋近代小说受实证科学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红楼梦》的作者则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

　　22、《红楼梦》的悲剧价值可与欧美名著如《迦因小传》、《埃司兰情侠传》，日文之《不如归》，中文之《长生殿》、《西厢》等（《西厢》原本至《惊梦》止）相提并论。

　　23、曹雪芹对待诗的态度，与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王国维的《人家词话》相同。

　　24、前后四十回具有不同的艺术特点：曹雪芹像托尔斯泰，注意外部的描写；高鹗像朵斯退益夫斯基，注意内部的描写。

　　25、歌德是从德国海特儿（Herder）提倡的歌谣那里得到灵感，发挥了他的诗才；曹雪芹则是从民间的活的散文----对话那里得到帮助完成了他的巨制《红楼梦》。从细节来说，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决不让于莫伯桑的创作。这些地方说明，《红楼梦》的确有自然主义派的成分，而作者那种观察的深刻透到，与西洋大自然主义派的文艺暗合。

　　26、《红楼梦》中的诗画意境，犹如中国的王维，和西洋的洛赛蒂。

　　27、《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在结构上，前者远过于后者。

　　28、《红楼梦》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描写了整个的宇宙”；而且巴尔扎克创造了符合法国十九世纪复杂社会的“混杂”语言，曹雪芹创造了符合中国大家庭生活实际的中国家庭通用的言语；曹雪芹还与赛尔望蒂一样，让他笔下的人物引证了许许多多各尽其妙的“俗话的成语”。

　　29、在文字上，《红楼梦》的模范价值，和但丁的《神曲》在现代意大利的文学史上的价值一样；在情感表现的方式上，《红楼梦》以“意象”取胜，《战争与和平》和《浮士德》等名著则是通过“意念”表达。

　　30、巴尔扎克重视人物的外表特征；曹雪芹虽然也注意外表描写，但是更重视表现灵魂，曹雪芹所持的是一种旁观者清的态度，而不是从人生中看人生，因此，他与巴尔扎克、托尔思泰、杜斯退益夫思基等自然主义相比，更是一位极端的自然主义者。

　　31、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好小说都是作者的自传。不过，与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康司党的《爱多耳夫》、夏多布里央的《亚特拉》和《罗南》等著名的自传性小说相比，《红楼梦》更具小说性质。

　　32、曹雪芹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是并列为世界最伟大的四个文豪，相比之下，但丁与歌德是以“我”为主体，欲把整个世界纳入“我”的人格之中，代表主观；曹雪芹与莎士比亚是把“我”倾注到宇宙、分散到宇宙。前者的心理是吸收的，代表主观；后者的心理是分散的，代表客观。不仅在描写技巧上比《金瓶梅》高明，又由于中国家族组织不同而与许多西方小说“异趣”。

　　以上是1900--1949期间，众多论者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两个方面将《红楼梦》与众多中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主要结论。这些观点，有的至今仍被沿用，有的对后来影响巨大的一些观点具有先行者的意义，也有的显得幼稚、不够成熟，有的相互之间甚至南辕北辙、截然相反，但是，它们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在这一独具特色的历史时段，红学研究并非只有“索隐”、“考证”以及两者之间的论争，红学的天地实在是非常广阔。一些论者尤其是一些学贯中西、学养深厚的论者所提出的新颖独到的观点以及入情入理、文采斐然的论述，对当下喧嚣的红学研究来说，不啻是“他山石”，更应该是“清凉剂”。


附注：文中涉及的一些外国人名、著作名多与目前学术界通用的译法有异，待下篇完成时统一列表说明。（2007年8月19日定稿）


注释：
1 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稀见资料汇编》。所引论文均在括弧中注明最初发表时间。
2 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1920），《稀见资料汇编》，第42页。
3 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1936），《稀见资料汇编》，第628页。
4 读云《红学杂记》（1940），《稀见资料汇编》，第755-756页。
5 《读红楼梦----第六十三回》（1948），《稀见资料汇编》，第1340页。
6 吴宓《石头记评赞》（1942），《稀见资料汇编》，第846-859页。
7 《稀见资料汇编》，第846页。
8 吴宓《红楼梦新谈》（1920），《稀见资料汇编》，第20-32页。
9 吴宓《石头记评赞》（1942），《稀见资料汇编》，第858页。
10 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1920），《稀见资料汇编》，第37页。
11 陈铨《叔本华与红楼梦》（1940），《稀见资料汇编》，第745-751页。
12 陈铨《尼采与红楼梦》（1941），《稀见资料汇编》，第760-765页。
13 吴宓《石头记评赞》（1942），《稀见资料汇编》，第852-853、857页。
14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初载《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
15 吴宓《石头记评赞》（1942），《稀见资料汇编》，第858页。
16 金果《杂谈红楼梦》（1943），《稀见资料汇编》，第859页。
17 境地佛声《读红楼杂记》（1917），《稀见资料汇编》，第5、6页。
18 柳簃《红楼梦抉微》（1930），《稀见资料汇编》，第363页。
19 境地佛声《读红楼杂记》（1917），《稀见资料汇编》，第19页。
20 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1934），《稀见资料汇编》，第502-504页。
21 计开《红楼梦的对话》（1942），《稀见资料汇编》，第802页。
22 木村《红楼梦读后记》（1947），《稀见资料汇编》，第1284页。
23 佩之《红楼梦新评》（1920），《稀见资料汇编》，第52页。
24 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1936），《稀见资料汇编》，第629页。
25 纪果厂《梅楼漫画》（1944），《稀见资料汇编》，第1021页。
26 木村《红楼梦读后记》（1947），《稀见资料汇编》，第1278页。
27 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1934），《稀见资料汇编》，第497、501页。
28 关懿娴《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1945），《稀见资料汇编》，第1060页。
29 纪果厂《梅楼漫语》（1944），《稀见资料汇编》，第1022页。
30 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1936），《稀见资料汇编》，第628页。
31 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1943），《稀见资料汇编》，第897页。
32 司马 《红楼梦的写作技巧》（1943），《稀见资料汇编》，第894页。
33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1942），《稀见资料汇编》，第819页。
34 李长之《红楼梦批判》（1933），《稀见资料汇编》，第403-404页。
35 关懿娴《红楼梦与才子佳人派小说》（1945），《稀见资料汇编》，第1062页。
36 吴宓《红楼梦新谈》（1920），《稀见资料汇编》，第20、30页。
37 佩之《红楼梦新评》（1920），《稀见资料汇编》，第53页。
38 陈独秀《红楼梦新叙》（1921），《稀见资料汇编》，第62、63页。
39 许啸天《〈红楼梦〉新序》（1923），《稀见资料汇编》，第102页。
40 李长之《红楼梦批判》（1933），《稀见资料汇编》，第389-454页。
41 李辰冬《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价值》（1934），《稀见资料汇编》，第495-518页。
42 李辰冬《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稀见资料汇编》，第553、563-564页。
43 李辰冬《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1937），《稀见资料汇编》，第698页。
44 雅兴《红楼梦研究》（1942），《稀见资料汇编》，第790页。
45 纪果厂《梅楼漫话》（1944），《稀见资料汇编》，第10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