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有一段空空道人和石头的耐人寻味的对话，值得注意。为了说明问题，我先把原文节录于后：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关起门来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总（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道：“我师何太痴也。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吧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情闲文者特多。……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总（纵）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饱淫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以为何如？”

　　这段话说明作者写书之旨，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要理解它，确实非常困难。如果把“理治之书”解释为以理学治天下的正言庄论，当然《红楼梦》不是“理治之书”，曹雪芹是不肯写这种“理治之书”的。但实际上这里的“理治”是泛指一般的“理朝廷，治风俗”，即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政治主张，那么，难道《红楼梦》不是一部“理治之书”？难道曹雪芹没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作者所以用狡狯之笔闪铄其词，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一方面他假说此书“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故意把它打扮成荒诞不经的“适情闲文”，以逃避封建统治者对它的注意；另一方面他又含含糊糊地承认此书是“理治之书”，所不同的它是寓“理治”于“传奇”，即用文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朝政有所讥刺。总之，政治是目的，文艺是手段。作者的着眼点在于“理朝廷，治风俗”这个大题目上，而不在于一味取悦市井俗人，写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子佳人的庸俗小说。这层意思，应该说还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二）

　　《红楼梦》写作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国，取得军事胜利和政治、经济稳定之后，逐渐贪图享受，走向腐化。雍正即位，惩治政敌，把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推向高潮。接着，乾隆效仿康熙，一次又一次“南巡”，穷极奢华，搞得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经济衰退。庞大的封建帝国外强中干，衰亡的征兆越来越显露。但是，官僚贵族并没有看到这种日益严重的危机，特别是那些八旗子弟，忘掉了父祖创业的艰辛，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有的成为腐朽的吸血者、寄生者，有的衰败落魄，成为衣食无给的乞讨者。曹雪芹一家就是经历了从盛到衰、悲欢际遇的一个八旗世家。他的远祖也曾备尝艰苦，有些汗马功劳。祖父曹寅在康熙朝做了几十年煊赫一时、富贵荣华的显宦。但到雍正六年初，曹左兆右页获罪革职，籍没家财，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曹雪芹写书的时候，甚至举家食粥，一贫如洗。《红楼梦》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可以称之为“理治之书”，除了曹雪芹本人的天资条件，他的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文学修养以外，主要还在于他有梦幻般的经历，他是从旧营垒里过来的，他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深知这个社会、这个阶级的种种痼疾和弊端。所以，他和他家族中人含着眼泪促成此书，其目的，正如甲戌本“凡例”中所指出，“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挎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已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这就是作者及其家族中人的内心自白，就是《红楼梦》的深意。

　　有人说，《红楼梦》是写男女爱情的书。这种意见，早就被作者自己和脂批所否定了。《红楼梦》的“第一首标题诗”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条眉批也说此书有“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这不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谈情是表象而不是目的吗？很难想象，曹雪芹当时会有这样好的闲情逸致，去作艳语，为爱情而写爱情。

　　有人说，《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书。这也是闭着眼睛瞎说。谁也无法否认，《红楼梦》远没有象《水浒》那样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没有资料能够证明，曹雪芹参加过什么激烈的阶级斗争。相反，根据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思想感情虽然流露出对封建制度和最高统治者有某些不满，甚至有一定的背叛倾向。但如果说，他有意识地自觉地利用小说的武器去抓阶级斗争，写阶级斗争，作革命的宣传，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红楼梦》是写贾府、写四大家族、写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吗？是的。作者是“衰亡史”的历史见证人。但问题在于他对这个衰亡过程并不是冷漠地不关心地作纯客观的描述。他有自己的态度，有倾向性，有积极的评论和建议，他要“补天”。所以，光说“衰亡史”也是不够的。

　　据我的看法，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理治之书”比较顺理成章。这就是说，作者的真实的创作意图是要想从个人生活遭遇中，从家庭变故中，从对现实和历史的阅历中，总结成败兴废的经验教训，悟出一些“理朝廷，治风俗”的大道理，向统治者、向读者进行告诫。这种推测，也许比较接近于曹雪芹本人和他家族中人的思想实际。


（三）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怎样表现他的“理治”思想呢？当然，他没有写成政治论文，而是用形象的语言溶化在各章各节的故事情节之中。但正如乾隆时期的红学家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所说：“全书大旨，及贾氏一门，俱从冷子兴口中叙明。”

　　所以第二回对贾府所作的简明扼要的介绍，其中也大致包含了作者对“理治”问题的提纲挈领的看法。下面，我试图对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作如下的归纳和分析：

　　一、安富尊荣是承家继业的大敌。

　　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府情况时，首先提到“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是一个大题目，是贾府日后衰落的总根子，也是一切没落阶级的致命之症。作者从这里揭开序幕，铺叙故事，刻划了贾府主子们的嘴脸。年迈的贾母，终日吃喝玩乐，以娱晚年，这是“理所当然”的。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贾赦好色嗜酒。贾府里的丫头，只要略为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更严重的是，他仗势称霸，无恶不作。为了侵吞石呆子的二十把旧扇子，不惜勾通官府，捏词诬陷，逼得别人倾家败产，不知死活。贾政貌似清肃，实际上也是昏庸高乐，日与文士下棋聊天，什么事情也不管。凡此以下，贾珍、贾琏、贾环、贾蓉之流，更是骄奢淫逸，不堪入目。难怪焦大醉后直言：“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你们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样下去，岂有不败之理？！

　　安富尊荣加上生齿日繁必然导致入不敷出，家计日蹙。贾府是一个官僚贵族之家。它的经济来源大概有以下几条途径：世袭的“恩赏”只有几两银子，这是“皇恩浩荡”的象征，实际上还不够请光禄寺官儿们吃酒看戏。贾政现任工部员外郎，是一个不大的五品京官，俸银禄米也极有限。比较大宗的收入是庄头的地租，以宁府为例，一年到头也只有三千两银子，难怪贾珍要摇头皱眉，说道：“这够作什么的”，“真真叫别过年了”。另外，还有房租，收入多少虽无明文，但看来也是为数不多，远远不够贾府主子们的挥霍。再看看贾府的支出情况，别的不说，光是贾妃省亲到苏州买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并添置行头、乐器等就花三万两，买花烛彩灯和各色帘栊帐幔又花两万两，共计五万两银子！贾敬死时，大办丧事，所用棚杠孝布，并幡杠人青衣，又用银一千两！至于贾府中人，今日你做寿，明日他请客，真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例如王熙凤过一次生日，就花银一百五十两。大观园姊妹们吟诗取乐，一顿螃蟹宴也要二十两。如此浩繁的开支，那能不寅吃卯粮，坐吃山空！据贾珍自己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事实上恐怕还不止此数。但这种严重情况，却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问、关心。倒是林黛玉、薛宝钗这两个局外人才看了有点着急。另一个闺房小姐贾探春还试图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这在下面我们要专节谈到。

　　安富尊荣还必然伴之以下情壅塞和任用非人。王熙凤独揽荣府经济大权，她是知道财源日短情况的。但她并不向贾母、贾政等汇报反映，却从中隐瞒，擅作威福，肆意妄为，或违法放债，或贪赃受贿，或盗窃库房，或变卖家财。总之，贾府后来彻底覆亡，既与王熙凤擅柄弄权有关，更与上层主子的官僚主义有关！这两者是互有关联，也互为因果的。

　　《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到贾府中秋夜开怀赏月，酒醉歌罢，魄散魂消之际，忽然听到贾府祠堂边有人长叹之声，听了使人毛发悚然。这一惊人之笔，寄托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它告诫人们：吃老本、吃祖传遗产，贪图享乐，不思上进，竟是多么危险，多么可怕！创业者成于艰苦奋斗，继业者败于安富尊荣，——这是作者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也是万古不易的真理。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对贾府主子们的安富尊荣的毛病没有提出任何医治的药方。他只能用宿命论的观点，归结为“运终数尽”。事实也确是这样，没落阶级到了“末世”，必然彻底腐朽，走向死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量的清代文献资料告诉我们：尽管当时统治集团中有人觉察到“生齿日繁”和“安富尊荣”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尽管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狂敲警钟，但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仍然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仍然不肯改变他们养尊处优、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现象，也只能用历史发展规律来作解释吧！

　　二、教育后代是治家立业的根本。

　　与安富尊荣相关联，贾府不善教育，放纵子弟，也是促使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回，贾雨村反问得妙：“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可是，事实适得其反。贾母溺爱、包庇、纵容儿孙，是下代最大的靠山。宝玉不必说了。贾赦偌大年纪，却要逼娶丫头鸳鸯为妾。贾母虽然没有同意，但也不责备，只说：“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去。”贾琏荒淫无耻，与鲍二家的幽会，被王熙凤撞见，酿起一场风波。贾母只笑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样，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就这样公开开脱罪责，难怪下面个个狗胆包天，不爱读书，不务正业，“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贾赦也是反对读书的，他的“理论”是：“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萤火，一日蟾宫折桂，方得扬眉吐气。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人略明白些，可以看得过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呆子来。”这就是说，只要凭老子的权势和钱财，走走门路，便可谋个一官半职，就象贾珍替贾蓉捐官那样，读书何用？！贾政看起来好象把教育抓得很紧，对宝玉要求很严，实际上也是假装正经而已。他并不要求儿子学到真才实学，具有谋生立业的本领，而是把教育当作攫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所以他根本不考虑受教育者的天资条件和兴趣爱好，一味强迫背诵《四书》，实行注射式填鸭式的死读书的教育方法。结果越强迫越厌恶，学非所用，等于不学。这一切，决定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子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业者。”作者怵目惊心地写了一个警句：“一代不如一代。”其根源，据作者的看法，在于对教育的不重视。

　　曹雪芹没有正面回答怎样教育的问题。但从贾宝玉的形象中，约略可以看到他对教育、对培养下一代的一些设想。第一，他基本上否定那套陈陈相因的“礼法”和“规矩”，主张用真情实意来代替“假礼假体面”，做一个真诚的正直的人。所以他反对沽名钓誉的愚忠愚孝，反对峨冠礼服贺吊往还，反对厚葬厚祭，反对森严的等级制度。第二，他鄙薄功名利禄，反对钳制思想，反对用时文科举来选拔人才，主张杂学旁搜，发展个性，扩大知识面，培养于世有用的真才。第三，他没有保守思想，敢于吸收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第四，他不相信宗教迷信、试图对宇宙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等等。

　　当然，不能认为曹雪芹的教育思想是完美无缺的。但他确实比前人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据史籍记载，康、雍、乾三朝，吹捧朱熹、崇尚理学的风气特盛。统治集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网极严，文字狱彼伏此起，杂书杂学遭到蔑视和禁锢。虽然也有人反对时文，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引起朝廷里的一场争论，但最后还是以保守派得势而告终。总的说，学术界思想界一潭死水，空气十分沉闷，正象稍后的龚自珍那样有“万马齐瘩”的悲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希望，产生了地主阶级后继无人的忧恐。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对教育现状提出异议，不能不说是对统治阶级痛下针砭，具有洞察幽微的先见之明。

　　三、内部不和，自杀自灭，是倾家荡产的先导。

　　《红楼梦》里的贾府，是一个不平静的海洋。在这里，猬集着各种尖锐矛盾；而就统治集团内部来说，争夺财产、爵位继承权的矛盾则是主要矛盾。宝黛的婚姻爱情悲剧，也是围绕着这一主要矛盾展开的。用林黛玉警策的语言来表达：“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处理矛盾的方法。例如赵姨娘采取的是魇魔诅咒的暗害法，王熙凤采取的是狡诈高压法，薛姨妈母女采取的是以守为攻法，唯有贾宝玉采取了调和延缓法，即平儿所说的：“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方是兴旺之家。”可惜，结果是王熙凤一派得势，把个大观园闹得人仰马翻，正如探春所说的那样：“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果然，就在大观园无休止的内部冲突中，带来了一系列外祸内祟；曹雪芹虽然没有把书写完，但贾府在自杀自灭中败亡的结局是已经注定的了。

　　曹雪芹写贾府的内部斗争，可能也以家事作为创作素材，但更重要的是影射朝政，有所实指。大家知道，康熙晚年，诸子夺嫡，皇室内部已有剑拔弩张之势。雍正上台，先惩治允褪、允禩、允禟等亲兄弟，继又诛伐隆科多、年羹尧集团，迭兴大狱，使得曹家也“接二连三，牵五挂六”地受到株连。据传说，当时雍正不择手段到大搞阴谋诡计，布特务，养刺客，制毒药，念符咒，无所不用其极，弄得朝野惊恐，人人自危。试想，一个国家到此地步怎能兴旺发达？！清朝前期近百年的养精蓄锐怎能不大伤元气，逐步走下坡路？！曹雪芹的含意深刻的语言，既有尖锐的批评，也有沉痛的惋惜。毫无疑问，他是主张一国之中、一家之内以和睦相处为宜的；《芙蓉诔》里对那些播弄是非、挑动斗争的“波奴”和“悍妇”的尽情鞭挞，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治家理财应以“兴利除弊”，“兴利节用为纲”。

　　由于主子们昏庸腐败，必然引起贾府内部管理混乱，弊端丛生。第十三回末尾写到宁府的五件“风俗”，可以说是封建制度下一切管理部门的通病。王熙凤用高压手段，用棍棒，严加整顿，当然能起一时的效果，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五十六回需要贾探春另拟方案，作一番“兴利除宿弊”的尝试。贾探春比王熙凤高明的地力在于她敢于打破老祖宗的规矩，敢于得罪权贵，敢于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敢于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她在大观园里搞分片保管、包产到人的办法，一方面专司其职，加强责任制，另方面规定“某人管某处，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他们采取了去取利，年终算帐”，这样就大大调动了下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她还规定，园内一年收入不归帐房，用来直接支付购置杂物等费用和提高管理人员的福利，减少层次，杜绝中间剥削，所谓“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实际上也是一种扩大管理部门自主权的做法。另外，贾探春还注意到不能“见利忘义”，所以她在推行这套新措施的同时，也和薛宝钗一道，讲了不少大道理、小道理，真是循循善诱，娓娓动听。《红楼梦》虽然没有详细介绍她的那套“兴利节用”办法的实施效果，可以想象，无论如何，它能使大观园暂时缓和矛盾，起一些延续寿命的作用。可惜，这个封建末世的革新家是一个不出闺门的女流，她的有限的个人力量和局部的改革措施，无法改变贾府“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总趋势。但是可以肯定，曹雪芹写这一回，特别在贾探春身上寄托着自己的进步的经济思想。可惜，当时中国如同宁府一样，是一个千疮百孔、因循守旧的烂摊子，并不具备大规模改革的客观条件。所以曹雪芹只能作为一个空想家而受人钦佩和敬仰而已。


（四）

　　《红楼梦》里的贾府，是官僚贵族之家的典型，是中国封建“末世”的缩影。解剖这个麻雀，分析其衰亡原因，既有特别意义，也有普遍意义。但是，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要作者明说这是影射朝政，概括同类，那是困难的。同时，小说的体裁也不允许在故事情节中横捅议论，进行说教。所以，这一任务只能由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通过批点评注、抉隐发微来配合完成。

　　脂批从数量上来说，以艺术分析居多。但在关键地方，批者挺身而出，画龙点睛，说明本旨，却起到作者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脂批的重要意义也就在这里。

　　举例说，以家事暗示国事，说明“治家如治国”的问题，甲戌本第一回就有一条旨意显豁的眉批：

　　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必谅而后叹也。

有些地方，脂批甚至引录古文，纵观历史，大发其成败得失的议论，如靖本第十八回的一段长批，共达二百三十字：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申（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纵）缔交；锄  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洴（并）吞六合，不免  （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沧（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更可注意的是，凡是曹雪芹在小说中着重申述的几条“理治”意见，脂批都有关合照应，而且都以小见大，从个别引伸到一般，作了适当的注脚。

　　如“安富尊荣”四字，也见于批语之中。批者对“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一句深有感慨，批日：“二语乃今古富贵世家之大病。”

　　如对“教育无方”、“子孙不肖”问题，在第四回“护官符”、“俗谚口碑”一段批曰：“此等人家，岂必欺霸方始成名耶？总因子弟不肖，招接匪人，一朝生事，则百计营求，父为子隐，群小迎合，虽暂时不罹祸网，而从此放胆，必破家灭族不已，哀哉！”

　　又如对“自杀自灭”问题，在第二十回回末批日：“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儿多……”

　　再如对“兴利除弊”问题，则在宁府五弊一段批曰：“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当，岂独家庭，国家天下治之不难。”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批者也在回顾过去，检讨得失，并企图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是知道作者创作意图的，也把《红楼梦》看作是“理治之书”的。可以断言，脂砚斋、畸笏叟是曹氏家族中人，与曹雪芹关系至为密切。他们有同样的身世遭遇，所以才有同样的思想感情，能一唱一和，配合得如此默契，如此巧妙。


（五）

　　《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面伟大的镜子。它提供给我们的知识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其中最可宝贵的应该是“理治”方面的经验，即封建社会成败兴废的知识。所以我们把这面镜子称之为“理治宝鉴”也不过分。当然，象“风月宝鉴”一样，它只能照反面，不能照正面。这就是说，只能从反面吸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引以为戒。

　　还必须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虽然提出了许多警策的“理治”意见，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五页），它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都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他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决定他对社会发展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他看不到新生力量，看不到时代的新曙光，所以作品的调子是低沉的，并且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绪。又如他一方面已经看到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和没落命运，另一方面却仍想“补天”，对最高统治者，对“末世”心存幻想。又如他虽然有改革社会的愿望和要求，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触犯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远不象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家那样要求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再如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贾宝玉，虽然与贾府其他主子有明显的分歧点，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萌芽，但这个人物仍打着贵族公子的烙印，有许多弱点决定他不能负担开创新世纪的使命。这都是作者世界观的矛盾的表现。

　　《红楼梦》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理治之书”。我们应当批判地阅读它，有分寸地吸取它的精华，这是必须着重说明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写
一九八○年九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