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旨在比较，而非比附。本文试图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考察索隐红学现象。也许有人会说：你考察的对象是中国文学解读现象，既然索隐红学已经有一整套术语、表述方式，你又何必搬来时髦的西方互文性理论，为陈旧的司空见惯的索隐表述披上一件洋装，换汤不换药？的确，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的可比拟性已经表明，索隐表述在标示这种解读现象时具有一定的自足性，但是，在索隐方法终止的地方，西方互文性理论还在继续延伸着。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激发我们“穿洋装”的理论热情。

　　毫无疑问，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生长于不同的诠释学传统之中，他们面对着自身的文化命题，它们有着各自的潜在的和显在的对话者，在两者之间进行任何简单比附，都是浅薄的。然而，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却又存在着诸多可比拟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索隐方法在某些方面与互文性理论有着相似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互文性理论涵盖着文学艺术中不少重大问题：“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释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文学的文体间关系问题，批评家地位问题以及传统与创新关系问题等等。”[1] 在这些问题中，有些是索隐派红学所最为关心的，有些则与索隐红学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

　　首先是它们对文本的文化定位，互文性理论反对把文本理解成自我封闭的观点，而把文本理解成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由于语言是作为存在的基础，世界就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而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一切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或神学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意味着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代替了传统。这些理论家用互文性理论作为武器，打破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观念，对文本及主体进行解构。……同时，文本的边界消除了，每一个文本都向所有其它文本开放，从而这一文本与其它文本都互为互文本。”[2]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影响意味着压根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误解。”[3]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互文性理论确认了“误读、误解的合理性。这也就意味着，在自己从事表意实践的同时承认来自其他主体、视界的表意实践的合理性。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索隐红学极力进行理论上的回避、回护，每一位索隐者在进行互文关系的确立之前都要首先指出其他索隐结论的错误或不足，然后声称只有自己的索隐结论是正确无误的。所以从本质上看，索隐红学是拒斥表意实践的理论的，尽管在实际上，每一种索隐现象都可以视为一种表意实践。

　　索隐方法是今文经学的基本方法。今文经学在解读经典的时候，认为经典文本是由表层叙述与深层寄寓结合而成的，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字与意义的关系问题，而是作者的不可告人（或不便告人）的意图通过伪装隐藏在经典文本中。对于索隐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文本的字面与其意义的关系，而是文本中的密码部分（索隐者往往并不把文本的整体看成一个完整的伪装、一份完整的密码，而是认为一个文本中的某某角落存在着伪装、密码）。于是，在索隐者那里，一个文本就存在着三个层面：文字叙述，文本的含义和微言大义。索隐者认为，文本的含义并不是文本的真正含义，诠释经典的主要任务是诠解微言大义。微言大义是通过影射去实现的，影射即是认为文本的微言大义射向文本之外的某一个对象（或意蕴），文本里存在着文本之外的某个特定对象的影子。于是，索隐彻底摧毁了文本的界限，它力图重建文本与特定历史事件的联系。

　　索隐红学承接着今文经学传统。尽管红学史上各位索隐者所索出的影射对象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学术旨趣、索解方法却是同出一辙的。只是由于各位索隐者的知识结构和心理定势不同，才导致他们寻绎出不同的同构关系。

　　关于影射与文本的整体结构的关系，索隐派红学经历过一个逐渐重视的过程。在蔡元培索解《红楼梦》的时候，索隐工具尚属简朴，可以看出蔡元培并不在乎他所索解的影射是否能涵盖文本的整体结构。结果，人们只要指出《红楼梦》里与索隐对象不同构的地方，索隐派就难以招架。胡适当年正是这样做的。胡适说：

　　“最妙的是第六回凤姐给刘老老二十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射汤斌死后徐乾学赠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凤姐又送老老八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汤斌死后惟遗俸银八两。这八两有了下落了，那二十两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还送了刘老老两包银子，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这一百两可就没有下落了！因为汤斌一生的事实没有一件可恰合这一百两银子的，所以这一百两虽然比那二十八两更重要，到底没有‘索隐’的价值！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故我说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也还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4]

　　胡适用蔡元培索隐结论的不能涵盖《红楼梦》的整体去证明其索隐是“完全任意的去取”。其实，对于今文经学传统来说，是否涵盖文本整体，并不重要。蔡元培反驳说，他的索隐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有根有据的；他的根据并非孤证，往往有两条以上的证据，他采用了“三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5] 主要是通过同构特点去建立互文性关系。对一些看起来没有任何联系的文本，蔡元培又运用中国传统的“拆字法”、“谐音法”等方法进行转换，从而确立互文关系。这对于胡适的攻击来说简直是答非所问。从文本整体观念看，证据不在于多寡，而在于能否涵盖文本整体。蔡元培为他的后继者提供的覆车之鉴，使后来者发明出一系列新的索隐工具来，诸如“一手二牍法”、“分身法”等等。这一类方法可以用多个人物、多段情节影射同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可以一个人物、一段情节影射多个历史人物、多个历史事件。蔡元培面临的困难是，在发现文本中一个人物身上的某些特点与某一历史人物的某些特点同构并把它索解为影射关系之后，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身上不同构的地方怎么处理？

　　蔡的后来者以“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分合术解决这一难题：不同构的部分将与另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同构。霍国玲等在谈到其频繁使用的“分序单传法”时解释道：“作者将那些被隐写的历史人物的经历，分阶段、分方面、分步骤地隐写在一群小说人物身上。每个小说人物，只承担着这个历史人物的一段经历，一种特长。”[6] 杜世杰先生在第二编“《红楼梦》的组织与读法”[7] （下简称“杜著”）中提出了诸多语义转换工具。诸如“真假阴阳”的“两面象”读法。杜著认为《红楼梦》的人物都有“两面象”。这“两面象”不是文学理论中的“矛盾性格”，而是指《红楼梦》里的人物“有时演真方，有时扮假方。也有时扮男，又有时扮女。”（第37页）例如贾政，扮演假方，贾谐韵为假，假即伪，贾政即伪执政，可扮演伪帝王，满清帝王；贾政也扮真方，真指汉族或朱明王朝，所以贾政的儿子贾珠，用拆字法可拆为“朱王”。至于何时何地扮真方、扮男，何时何地扮假方、扮女，这要看诠释上何时需要。所谓“分身法”“两面象”只不过是语义转换工具而已，目的是为其语义索解的随意性披上一层不随意的外衣，使其在索解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自相矛盾能够自圆其说，或使风马牛不相及者实现语义上的关联。“分身法”和“两面象”的另一方面就是“合身法”、“合面象法”，也即是将不同的身合在一起，将不同的面象合在一起。这种分合术旨在使其索隐结论经得起文本整体结构的检验，杜世杰说：“研究红楼，要像求证几何一样，要从各个角度去求证，例如设宝玉扮演帝王，必须求证其父母为帝王皇后，其祖父母为帝王太后，其妻妾为后妃，其兄弟为阿哥亲王，其姊妹为格格公主，其奴仆为侍儿太监，住处为皇宫，戴的是皇冠，穿的是龙袍……这一切若都吻合，而仍不信宝玉扮演帝王，那也真是难矣哉了。”（第49页）

　　索隐红学越来越关注互文关系的确认对于文本整体的涵盖。胡适在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虽然未能预见到索隐后来者如此精妙的分合术、转换术，但他却预见性地描述了索隐红学的未来景观：

　　……若离开了“作者之生平”而别求“性情相近，轶事有征，姓名相关”的证据，那么，古往今来无数万有名的人，那一个不可以化男成女搬进大观园里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汤斌等几个人呢？况且板儿既可以说是廿四史，青儿既可以吃的韭菜，那么我们又何妨索性说《红楼梦》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谱》呢？[8]

　　蔡元培的后来者果真如此做了，在文本整体结构上力图无懈可击。表面看来，后来者维护了小说的完整性，这种“维护”是通过独特的转换工具去实现的，而这种转换工具本身却是一个强有力的解构机制，它将小说文本的原来结构进行全面的切割，然后再重新组装，为原来的小说重建了一个崭新的阅读层面，或者说，重建了一个崭新的阅读文本。比起蔡元培来，其后来者更加彻底地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更加彻底地摧毁文本的边界，这一点导致了索隐红学在客观上对《红楼梦》的意义的巅覆（在主观上索隐红学始终持意义中心论，它的宗旨是还原小说的原本意义和事件，这是它与西方互文性理论同途殊归的地方，详后文。），对意义中心论的消解。文本《红楼梦》在结构上处于完全彻底的开放状态。


二

　　在西方，“互文性”的概念是较为丰富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曾经为“互文性”作了一个更为明确的界定：“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2] 但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们对于“互文性”概念的界定却不尽一致。将这些界定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对互文性的界定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定义以热奈为代表，这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定义以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此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2] 索隐派红学在自我确认上接近于狭义的互文性，但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广义的互文性。

　　汉语修辞方法中也有“互文”的概念，其“互文”概念与intertextuality 之间既有近似的一面，又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在汉语修辞方法中，互文有三个意思：

【互文】
　　①谓上下文义互相阐发，互相补足。《礼记·中庸》“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唐孔颖达疏“《论语》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则杞亦存焉，互文见义。”《南史·儒林传·司马筠》：“经传互文，交相显发。”《唐诗别裁集·王昌龄〈从军行〉之三》“秦时明月汉时关”清沈德潜注：“备胡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互文也。”

　　②指错综使用同义词以避免字面重复的修辞手法。唐刘知几《史通·题目》：“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

　　③指互有歧义的条文。唐吴兢《贞观政要·论赦令》：“国家法令……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唐白居易《论姚文秀打杀妻状》：“其律纵有互文，在理终须果断。”[9]

与“互文”第①义相关的概念是“互训”：

【互训】
　　用同义词相互训释。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叙》：“窃以《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通释，或文生上下而无害，或辞用顺逆而不违，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咏情性，有以合乎诗人之本书。”如：《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室互训。[9] 然而不论是哪一个义项，都与阐释意向的明确性相关。这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解构意向正好相反。

　　让我们暂时悬置索隐红学的主观意图，看看在客观效果上，索隐红学究竟对我们的阅读产生怎样的影响。纵观20世纪以来的索隐红学，其建立互文关系的对象往往指向清代政治，各位索隐者之间的不同只在于索隐者关注于清代政治中的不同方面。

　　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指出有三派索隐结论：第一派以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为代表，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这一派的观点为孟森的《董小宛考》所证伪。第二派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蔡元培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5] 这一派观点为胡适所着力证伪。第三派以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和俞樾《小浮梅闲话》为代表，认为《红楼梦》是影射纳兰成德的事。所有这些索隐都由于索隐者的知识结构和期待视野的不同而呈现了不同的同构关系。对此，考证派掷地有声地质问：你们这样索解有实证吗？殊不知索隐派存在的前提就是：没有实证。在没有实证的前提下破解密码，返本还原。

　　西方的互文性理论除了关注“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之外，广义的互文性还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它不仅标示文本中对其他文本的引用、吸收、抄袭，它还要揭示文本中的伪装，即其他文本通过伪装隐藏在此文本中，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改写”、“密码”、“扩展”等等。巴尔特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的”（lisible） 和“可写的”（scriptible）。“‘可读的’文本是一类可以进行有限的多种解释的文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进行阅读的，是半封闭性的；‘可写的’文本则不能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来阅读，已有的解码（decoding）策略不适合于这类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表意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可写的’文本解放了读者，让读者积极参与文学本身的‘活动’和‘生产’。读者通过发现文本意义的新组合而‘重写’文本。”[2] 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的“可写性”，激发阅读主体的积极参与、介入文本的意义重建。倘若对广义的互文性理论质问道：你这样诠释有实证吗？那么，广义的互文性理论一定会回答说：我们的阅读兴趣并不一样。

　　索隐红学的宗旨并不在于激发多维的诠释空间，但是它的操作规则却激发了索解的众多可能性。尤其是，当“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等转换工具引入之后，互文关系的确认更为自由、丰富。阅读索隐红学的论著，我们会对其“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4] 产生由衷的钦佩。


三

　　在考察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在操作规则上的诸多相似点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在确认互文关系之后却各自引向自己的目标。索隐派红学在确认互文关系之后指出，与《红楼梦》构成互文关系的对象就是《红楼梦》的“本旨”“本事”所在。可以说，互文关系（用索隐派的术语说，是影射关系）的确认就是索隐工作的全部目的。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在确认互文关系之后继续延伸着，它把互文关系引向主题上的“狂欢节化”，指向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的解构主义。就在这里，索隐派红学与互文性理论分道扬镳了，体现了迥异的东西方文化旨趣。

　　在西方互文性理论中，当文本与其他文本的文际关系全面展开的时候，传统诠释学所假定的文本中心意义便自然而然地被消解，发现、诠释互文关系就成为文本诠释的首要任务。一个文本与其他各种各样的文本所构成的互文关系形成了“狂欢节化”的场面。当代美国批评家伊哈布·哈桑指出：“狂欢，这个词自然是巴赫金的创造，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等等。”[10]这个时候，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和他对于文本的权威性消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被巅覆了。

　　索隐红学的学术旨趣却是向逻各斯中心主义回归，它始终保持着对作者权威的确认。

　　首先，索隐者认定，《红楼梦》作者身遭旷世奇冤、身陷旷世险境、心怀旷世奇情，于是运用编写密码的神秘策略，撰此千古奇书。王梦阮说：“《红楼梦》一书，海内风行，久已脍炙人口。诸家评者，前赓后续，然从无言其何为而发者。盖尝求之，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所谓“以变例出之”也即以儿女情事覆盖政治本事，或者说把政治本事编成儿女情事之密码。“全书以纪事为主，以言情为宾，而书中纪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宾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于是故作离奇，好为狡猾，广布疑阵，多设闲文，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作者乃敢乘人不觉，抽毫放胆，振笔一书，是又善用喧宾夺主法者。明修暗渡，非寻常方家之能事已也。”[11]又说：“开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云云，可见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儿女风流，闺帷纤琐，大都皆假语之类；情节构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类。不求其真，无以见是书包孕之大；不玩其假，无以见是书结构之精。”[11]“书中所隐之事，所隐之人，有为故老所不传，载记所不道者，索隐亦无能为役。然为存一代史事，故为苦心穿插，逐卷证明，其斗笋交关，均已一一吻合，神龙固难见尾，而全豹实露一斑。以例推之，余蕴亦复有限，后来者更加搜访，似不难完全证出，成为有价值之历史专书，千万世仅有之奇闻，数百年不宣之雅谜。彼虽善隐，我却索而得之、宣而出之，以赠后人，亦大快事。譬之松之纪异于陈志，谊何让焉；若以裴骃索隐于龙门，则吾岂敢。”[11]蔡元培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而写黛玉、妙玉则乖痴不近人情，是学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评本。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如宝玉中觉在秦氏房中，布种种疑阵；宝钗金锁为笼络宝玉之作用，而终未道破。又于书中主要人物设种种影子以畅写之。如晴雯、小红等均为黛玉影子，袭人为宝钗影子是也。此等曲笔，惟太平闲人评本能尽揭之。太平闲人评本之缺点，在误以前人读《西游记》之眼光读此书。……”[5] 作者的本意隐藏得如此曲折隐晦，层层遮蔽，更加激发索隐者去索解作者之初衷。

　　其次，既然作者的主体性及其对于文本具有如此重要的权威性，那么，对作品所指涉的本旨本事的还原就成为索隐者努力的方向，这个本旨本事就是索隐红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阐证本事”是还原“本旨”的基础，后来被胡适指为“很牵强的附会”、“猜笨谜”的蔡元培在其《石头记索隐》的开篇伊始便指太平闲人的《红楼梦》评本为“可笑之傅会”，太平闲人“乃以《大学》《中庸》‘明明德’等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种种可笑之傅会，如以吃饭为诚意之类。”其实，蔡元培是因其“于阐证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而指其为可笑之傅会。他的《石头记索隐》便是将阐证本事与还原本旨相结合的。

　　然而，这种还原本旨、阐证本事的意图与其互文性确认的操作规则却是互相消解的。前文已经指出，索隐红学的互文性确认实质上是一种对同构关系的捕捉，但它却在理论上声称，它所捕捉到的不是同构关系，而是同一关系。非如此不足以指向逻各斯中心论，但是，当它把同构假定为同一的时候，它就会被考证红学轻而易举地证伪。 四 在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中，由明显的引用、转述、嫁接、扩展乃至抄袭而构成的互文关系是备受关注的，这种互文性关系往往构成了耐人寻味的“戏拟”，通过戏拟，导致了对被拟文本的反讽。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金瓶梅词话》和《儒林外史》大量地使用这种互文性构思[12]。已经有不少学者对《金瓶梅词话》对于其他文本的引用、扩展与改写等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韩南的《〈金瓶梅〉探源》[13]指出《金瓶梅》大量引用其他小说、话本、戏曲、清曲等方面的文本，“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是作者仰仗过去文学经验的程度远胜于他自己的个人观察。引用的过去作品自然形成作者赖以写作小说的文学背景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学背景对它影响的深入尤其令人注目。引文虽短，小说没有一个部分没有引文。我们注意到作者有时要有相当长的创作过程才能将某较早作品的片段引进正文。有时作者只是为了微不足道的描写、人物和事件的细节而求助于早期作品。有关之处极为微细，为了前后衔接又需要费尽心思。常常是这样情况，自己撰写反而更简捷可行。”韩南注意的是《金瓶梅》的继承性和独创性。至于引文在《金瓶梅》的整体审美效应中产生怎样的实质性变化，则不在韩南考察的范围之内。

　　20世纪以来的读者对于《金瓶梅词话》所引入的大多数互文对象并不熟悉，或者说，在《金瓶梅词话》和与它构成引用的互文关系的许多其他文本之间，20世纪以来的读者往往对前者更为熟悉，于是，它的引用所构成的反讽意味是极为有限的。只有个别例子较为突出，例如，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在“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一章明显地戏拟了广大读者所熟知的《三国志演义》的“桃园结义”的情节，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意味。

　　然而，《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的索隐者对这些明显的互文关系并不感兴趣。在索隐者看来，既然是“明显的”，便不是“密码”，它只对密码感兴趣。《金瓶梅词话》的索隐者把小说的微言大义索解成对明朝政治的影射，西门庆影射严世蕃；《儒林外史》的索隐者则把小说中的人物与清代历史人物一一划上等号关系：“如马纯上之为冯粹中，庄绍光之为程绵庄”[8]。 索隐红学往往并不着意于明显的引用、转述、抄袭，而是执着地把文本认定为经过了复杂曲折的改写、伪装而成的密码。它无意于巅覆由其他文本所构成的意义传统。在主观上，它限制解读向意义多元的方向发展，虽然在客观上，它的操作方式反而激发解读向多元方向发展的可能。对索隐红学来说，戏拟、反讽等只是浅层次的化装，于是索隐红学唯一的目的就是“破解密码”——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猜谜”。它要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互文性关系，穿透《红楼梦》的作者所设置的“烟云模糊法”，破解层层伪装的密码，最终让《红楼梦》的真秘密、谜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力图追索出隐于书中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力图揭开这个二百年来未宣的哑谜，让读者能够享受一睹书中隐秘之快。”[6]

　　西方互文性理论意识到，文本一旦进入流通，作者对文本的权威就消失了。从读者的阅读行为方面看，读者的主体性参与导致了多维度的新的意义空间的生成，阅读的过程也即新的意义生成的过程。于是，文本解读不是指向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成了读者的主体性介入的意义生成，成了视界融合的过程。索隐红学不仅确信《红楼梦》有着神秘的本旨和本事，确信《红楼梦》的作者把其神秘的本旨和本事覆盖在层层曲折的密码之下，而且假定，这种密码是可以破解的，索解者可以沿着原路回溯到作者原初的出发点上。索隐红学不仅要“阐证本事”，它还要还原本旨。它把读者的阅读假定为在真空状态中进行，也即，索解者完全可以排除自身的全部历史性、“一身清白”地进行解读。多层次、多方位的互文关系如百川入海，最终都指向那个唯一正确的谜底。


注释：
[1] 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J].京:外国文学研究,1999,(1).
[2] 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 京: 外国文学研究,1996,(1)。
[3] [美]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A].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P970.
[4] 胡适：红楼梦考证[A].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上海:上海书店,1980.
[5]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A].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 霍国玲等：红楼解梦(增订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P23－24,P23,P209.
[7] 杜世杰：红楼梦考释[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
[8]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A].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书店,1980.
[9] 汉语大词典(第一卷)[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10] [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A].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M].广西:漓江出版社,1991.P129.
[11] 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
[12] 关于《儒林外史》的互文性构思，本人曾有拙文《儒林外史的互文、戏拟和反讽》（《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对此进行探讨。
[13] 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