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好象有越讨论越胡涂的趋势，竟发生了连“红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红楼梦》本身是否属于“红学”研究的范围，也有了怀疑和争论。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有多种，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研究《红楼梦》时离开了文学作品的实际，离开了中国文学史的实际，长期陷迷在繁琐考证和无稽索隐的泥坑中不能自拔。于是被人讥为“红外线”、“西子蒙不洁”，不为无因的。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这个前提，目前似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了。既然是文学作品，自属于文学创作的畴范，受着一般文学规律的制约，这也是不言可喻的。

　　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是一门以艺术手法表现人的生活面貌和内心世界的学科。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只能是看它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的美学意蕴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及其“撄人心”的强烈度，而不是别的。没有高老头、葛朗台、邦斯舅舅……能再现出“人间喜剧”的广袤世界吗？没有彼埃尔、安娜、卡秋莎……能构成“俄罗斯生活的无比图画”吗？有了哈姆雷特、奥瑟罗、幽丽叶，我们就永远记住了莎士比亚； 有了阿q、闰土、祥林嫂，我们也就永远记住了鲁迅。固然，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料，看出法国、英国或俄国的社会政治历史，或者“辛亥革命的经验”，等等。但是，文学作品能够不朽的只在于它创造出有永恒魅力的真实的人物。《红楼梦》也不能例外，读者记住它不是因为那张《符官符》或那张乌进孝的《帐目单》之类，----这个方面，《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作品比《红楼梦》写得更充分，更淋漓尽致----而是那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等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

　　未来的文学发展趋势如何，这个以人物塑造的高低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是否会有改变，那是属于未来的问题，起码，在讨论《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时，依然是用得上这个标准的。只有依照这个标准，从文学的宏观出发，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论断。


二

　　《红楼梦》最突出的成就在哪里？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太玄虚的问题，在半个世纪前，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早就指出：

　　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应该说，这个一代大师对《红楼梦》这部旷代巨著所作的评价，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鲁迅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见：《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创造出了“真的人物”；而这些“真的人物”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思想、写法”的空前的大突破！

　　什么是“真的人物”？依鲁迅的看法是：它的主要特征是和从前小说的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在《红楼梦》第三回中，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评论贾宝玉时所说的所谓“修治天下”的“大仁者”，与“挠乱天下”的“大恶者”那两种人就是“完全是好”或“完全是坏”的。这是传统的观念，即用形而上学的“二分法”来评断体现了作为“社会关系之总和”的人的无限复杂、丰富性，将人们或拔高成为“神”，或贬低成为“鬼”----尧舜禹汤等所谓“大仁者”是“神”而不是“人”，蚩尤共工桀纊是“鬼”也不是“人”。有人说贾雨村是“反面人物”，他的话不能代表作者；有人说这种“正邪”两种人物源自朱熹的“二气说”。实际上，贾雨村谐音“假语村言”，正寓有作者假此作书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说“大仁者”与“大恶者”这两类人物只是作为“引子”，目的在引出那“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则亦不能为大凶大恶”，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的第三类人物。----“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稽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宋、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5)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朝云之流”⑴，依门第等级将他们分“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和“奇优名娼”三种类型。曹雪芹将许由、陶潜，直到薛涛、朝云等一干人物，置于尧舜、禹汤，直到周程、朱张的所谓“大仁者”和蚩龙、共工，直到安禄山、秦桧等所谓“大恶者”的两类人物之外，成为第三类人物。----作者心许的，引为思想上同心的是这一类人物，前两类人物不过作为陪衬而已。这就不同于朱熹的“二气说”了。如果说“大仁者”完全是“好”，“大恶者”完全是“坏”的话，那么这第三类人物就是说不上“好”或“坏”的“真的人物”。

　　曹雪芹将《红楼梦》的贾宝玉划归到第三类人物中去，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从这些人物的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地方，即纵酒如狂、抑塞不拔而又放荡不羁，不肯受封建礼法的束缚，向往、憧憬着自由的天地和美好的理想，被时人目为“怪”、“迂”、“痴”、“狂”。同时，他们又大都是能诗善画，或书法、音乐、戏剧，各有专长。并且，他们大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有着不同程度的坎坷遭遇和惨痛的经历，方转而以寄情山水、迷恋艺术的方式逃避现实政治，追求自己的精神上的自由和个性上的独立。如曹雪芹“酒渴如狂”，自号“梦阮”----倾慕阮籍之为人。阮籍是“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嗜酒能啸”，“时人多谓之痴”。⑵敦诚、敦敏的诗中，说曹雪芹“狂于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足见他是何等倾慕这个不拘礼法的狂士！曹雪芹画石，敦敏说他“傲骨”、“嶙峋”，“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①@②时”；他并题所作为《石头记》----米芾也极嗜好石头，拜石头为“石兄”，为文也“奇绝”、“不蹈前人轨辙”。⑶曹雪芹所作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似傻如狂”；《晋书》本传说顾虎头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他的“痴”的故事。曹雪芹耻于为官家作画，张宜泉诗说他“苑召难忘立本羞”。----倪瓒也不为富人画扇子，说道：“吾画不可货取也！”他还不肯为张士诚弟士信作画，怒说：“予生不能为王门画师！”并“裂其帛而却其@(6)”。⑷曹雪芹曾有“酒渴如狂”、敦诚“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的轶事；----唐寅和朋友喝酒，钱喝完了，就把朋友的衣服脱下来当钱，再买酒喝，然后乘醉作山水画几幅，次晨卖掉，才把朋友们的衣服赎回来。⑸……这类相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足以折射出曹雪芹的个性特征、思想倾向和精神风貌，它比那些不足征考的画象、木箱、乃至《废艺斋集稿》之类，不是要可靠的多，有价值的多吗？

　　广义地说，《红楼梦》的渊源，我们往往注意它源自庄、骚、班、马，而较少注意到唐、宋传奇、宋词及元明戏曲对它的影响。在《西京杂记》里即有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写了红拂私奔李靖的故事。这两个爱情故事都侧重写女主人公的大胆泼辣，敢于置封建礼法于不顾，主动地选择配偶，谋求自己的幸福，为中国女子追求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开辟了道路。元稹《莺莺传》里的崔莺，为感张生的相救，主动委身于他；虽然最后遭到他的“始乱终弃”，作者还说这种卑劣行为是“补过”，堕入了鲁迅所说的“恶趣”，但崔莺这种无视礼法、主动追求爱情的精神，还是无法掩盖的。董解元、王实甫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两种《西厢记》，特别是“王西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就一次、再次地用《西厢记》中的词句相互挑逗，可见它对曹雪芹起到很大影响的。北宋的著名词人柳永喜欢在女儿队里厮混，被称“无行的文人”，受着种种的歧视和打击，正有些象《红楼梦》的贾宝玉。他的词有大量是以描写妓女为题材的。他对那些聪明而不幸的歌女怀着深切的同情，在词中写她们热切地盼望着摆脱被禁锢的奴隶生活，并曲折地表达出她们被欺骗、被侮弄的痛苦心情。这和曹雪芹同情那些或痴、或情的“异样女子”，写“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伟大悲剧的心情，也有相通的地方。尤以柳永在《雨霖铃》、《八声甘州》、《夜半乐》等曲中表现的那种关怀、体贴的情怀，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意淫”----脂研评作“体贴”二字----的精神，也很为相似的。柳永自称“白衣卿相”，对抗黄金榜上的功名⑹，这是对于封建王朝科举制度的大胆嘲弄，表现了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后来董解元以“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⑺自夸，关汉卿自封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⑻。这和柳永在这些词里所流露的态度是有其一致之处的⑼。同时，这和《红楼梦》里将贾宝玉称作“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并以“群艳之冠”的评语列《情榜》之首，也是很有相通的地方。应该说，有井水处即有人唱柳词----《红楼梦》钞本一出即“不胫而走”，蔚成“开言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风气，压倒了“经学”，出现了所谓“红学”，这其间不也有相似的地方吗?^总之，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用自许由、陶潜，直到薛涛、朝云这一类人物比拟贾宝玉，也正是他自己所引以自况的。----他在他们的身上嗅到了和自己相同的气息，感到了思想、心灵上和自己相通的地方：----从他们那厌恶封建礼法束缚、渴望摆脱它，逃到自由天地中去的精神中，找到了自己的知心；从唐人传奇、元明戏曲以及柳永的词作里写的男女相恋和女儿的容貌、服饰和情态的描写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创作灵感。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⑽它的特点就是压迫人、贬抑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鲁迅曾把中国封建社会比作“铁屋子”。这类人物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首先感到了那铁屋子里的窒息似的沉闷，渴望着呼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这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人性复苏的征兆。所以，横向看，这种所谓“大仁者”和“大恶者”以外的第三类人物的出现和存在，构成了中国社会----尽管仍属于统治阶层的范围内----的第三个世界，真正的人的世界，它的意义超出了统治阶层的范围。纵向看，这第三类人物的出现和存在，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道被压抑、被忽视、被埋没，但却依稀可见的要求人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潜流。它体现出中国人民要求突破封建桎梏，在母胎内蠕动、挣扎欲出的一股新生的力量。

　　曹雪芹正感受到了这股如“风水雷电”一样“搏击掀发”地喷薄欲出的力量，并自觉地归附到这个新生力量的范畴之内，摒弃了那个时代里评断人物的价值观念，自立一种是非标准。这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思想和行为，诚于中必形于外，故他所作的《红楼梦》显出了一种为封建礼法所不容的叛逆思想和情绪，从而在作品里也就显出了摆脱世俗观念的最真挚的感情和深切动人的力量。

　　如果依照“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以“言情”----描写男女爱情----为可耻，不能正视中国历史社会中客观存在的这个“真的人物”构成的第三世界，及其所代表的历史上中国人民要求人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潜流，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自然也就不能正确估价曹雪芹摆脱所谓“大仁者”与“大恶者”而归附到第三类的“真的人物”中的叛逆意义和首创精神，更无法估价它在《红楼梦》创作中打破传统思想、写法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三

　　正是在塑造了一系列的“真的人物”的基础上，和传统的小说相比，《红楼梦》显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的面貌，含有一种好象说不清、说不尽的意蕴。

　　那种认为《红楼梦》“言情”就“可羞”，“不伟大”，只有“言政”才“伟大”，不“可羞”----只有将她考证或索隐成“政治历史小说”，才将“红学”研究“推进了一步”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纵然考证或索隐出《红楼梦》写的确系“爱情掩盖”的雍正夺嫡那样的“政治历史”，姑不说实际上已被贬为一部“政治谜语”，充其量也只属于宫廷事变的范围，和《三国志演义》写近一个世纪的三国分合斗争、《水浒传》的写人民起义，乃至《西游记》的写玄奘取经故事，也要逊色得多。

　　评价文学作品，不仅看它写什么，而且要看它怎样写。相同题材的作品，往往因不同作家写的不同而出现思想、艺术上的极大悬殊。如《红楼梦》与《歧路灯》、《醒世姻缘》、《镜花缘》、《儿女英雄传》等作品，所写题材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因作者水平不同，写法也就有异，在其思想境界和艺术造就上就不能不拉开了档次。我们承认文学是人学，对象是描写人这个前提，就应承认评断文学作品的标准是看它在塑造人物上达到的高度，而不是其他。这是因为世界最美的是人，最丑的人比最漂亮的黑猩猩要美。所以，人是构成美学世界的主体。人的美，人的心灵的深邃、丰富，情感的千变万化，是我们最最感兴味的世界。因而，一切作家都不能不在“人身上探索人”这个课题上大显身手、一较短长。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是既不认识自己，又不认识别人的。自然经济的小农生产方式，将人们分割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面，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相互隔绝的生活。这就将“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的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⑾。封建专制和家长宗法制的长期统治，在人与人间筑起一道道迷信和偏见的高墙，造成了隔阂、歧视和嫉妒。----歧视女性，则是这种种偏见中最大的一种----这样，我们往往很难将心比心地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因而也很难理解人、原谅人、同情人，往往最亲密的同志、亲人、友人，也“虽为骨肉，情同陌路”，不能相知，产生种种隔阂、歧视和误解，甚至造成不幸，演出悲剧。

　　文学是改变人精神的最好方法----文学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不只是文学作品提供了某些历史、政治、经济……等等方面的知识，----历史家、政治家、经济家……等等。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找到他们有用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们从无比鲜明的生活图画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真的人物”。他（她）们经过作者所经历人生中所获得的独特的体验和思想的提炼、情感的沉淀的长期孕育后，升华到了典型的高度，因而，当我们看到他(她)们的时候，比看到自己所亲见的真的人物更加容易认识和理解他(她)们的心灵的激荡和情感世界的千变万化。这就从审美过程的“娱人情”的“感兴怡悦”中增加了人生的阅历和对世情的理解，从而，在陶冶薰染的潜移默化中“启人生之@③机”和“明人生之诚理”（鲁迅语）----净化了人的感情，提高了人的思想，起到了改变人的精神，塑造人的心灵的作用。

　　《红楼梦》正是如此！它有异于历来其他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其中所叙的人物----特别是女性，都是有着生活全息的丰富、多采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真的人物”。作品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等，每个人就象一个大千世界，丰富得足够人写成多幕剧、长篇小说，或者数十万言的评论----早有人写过这样的厚厚的大书----她们又真切得让读者坚决不相信是“假”----艺术虚构----的；她们又复杂得令人说不清宝钗究竟是“虚伪”还是“浑厚”，袭人是“奸险”还是“忠实”，以至长期争执，形成派别……。就这些来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是罕有其偶的。书中的即使那些次要的人物，也莫不具有丰富、多采的生活全息性。

　　如鸳鸯，曹雪芹笔下的这个贾母身边的大丫头，温柔和顺的，好象悉心服侍贾母外，并无特别的地方。但是，一当贾赦逼她作妾时，她突然站了起来，坚决表示：“别说大老爷要我作小老婆，就是大太太这会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这对贾赦和邢夫人真是鄙视、蔑视到极点。她在贾母面前表示：“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把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这是何等的决绝!简直显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评者说这是“词壮风云、气冲斗牛”、“号神泣鬼、惊天动地之文”⑿。又如晴雯，这个“心比天高”的少女，在因“绣春囊”抄检大观园时刻，园中女儿均慑伏于王善保家的所代表贾赦夫妇的淫威，噤若寒蝉，任其施威，晴雯却抢着“@④郎的一声， 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朝上，往地上尽情一倒”，令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在病中被逐时，如大某山民所评：她临去“绝不作一乞恩词色，可怜颜色”，“于生死患难交，足观风概焉！”⒀再如尤三姐，在出场时与贾蓉、贾珍纠缠，好象和尤二姐难分高下。但面临贾珍、贾琏的露骨挑逗时，她豁了出去，拿着自己的剩酒“揪过贾琏来就灌”、“吓得贾琏酒都醒了”，她却“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兄弟二人嘲笑取乐”一番后，竟把他们“撵了出来”。这段笔飞墨舞的文字，大某山民评道：“但闻纸上有火拉声”、“如单骑入万人阵，左冲右突，四面皆摧！”他极口赞道：“三姐之妙，真妙到天仙化人地步矣!”⒁聂绀弩先生说得好：

　　尤三姐这个至美至洁的少女，仪态万方，千军辟易，就象一个精神上的女神，金身万丈地矗立云端，俯视着贾珍、贾琏这般蛀虫一样的污秽的小东西。⒂

　　其他如香菱学诗、紫鹃试玉、龄官画蔷、芳官闹事……等等。都在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琐事叙写中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场面：为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这些或情或痴的少女，或不惜豁出生命作最后一搏，或显出从来未见的深情、或露出从来未有的智慧和聪明。就是这电光石火迸发的瞬间，让我们看出这些人物的凛然不可侵犯的人的尊严的精神美和人格美。《红楼梦》里这些次要人物的描绘，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创造出了一个个十分逼真的，不是“贱人”而是“人”的“真的人物”。

　　相形之下，《三国志演义》写的是帝王将相的“英雄”们的活动，战争中也只见双方的“英雄”较量，其他将校兵卒很少起作用。人民则处于被奴役、被杀戮、又被争夺的地位。人命不当作一回事，如有个刘安就将妻子杀死当“狼肉”给刘备吃；曹操动辄杀人，梦中也杀人；司马懿也随便杀死丫环“以灭口”。这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怪的。《水浒传》写梁山好汉的活动，普通人民是“店小二”式的，处于注定的被奴役或被杀戮的地位。“十字坡”卖过人肉；那个黑旋风李逵，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抡起板斧向人多处排头儿砍去，说是“吃我杀得痛快！”评注家也赞道：“天人！”“神人也！”

　　女子，则被写成“祸水”、“乱阶”，如《封神演义》的妲己、《东周列国志演义》的褒姒、《隋唐演义》的杨玉环，都是“祸国殃民”的“尤物”。《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潘巧云、阎惜姣，都是以“淫”著称，她们的被杀、被剜心剖腹，都是“罪有应得”的。《金瓶梅》将《水浒传》的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扩写成数十万言的百回大书。它的以家庭生活琐事为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首创意义，所写世情，“盖诚极洞达，或条畅、或曲折、或刻薄而尽相，或幽伏而含机”⒃，均有可取的地方；但它所写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孟玉楼、孙雪娥等等，无不是“淫妇型”的人物，活该剖腹剜心的材料，都是“不成其为人”的。即使一般小说里写的女性的“正面人物”，都是所谓具有“德、言、工、容”，恪守“三从四德”训条的“贤母良妻”，大都得配“才子”，作了一品夫人，又生贵子，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特征。即那刻意学《红楼梦》的《镜花缘》，是一部罕见的“讨论妇女问题的书”，认为“男女应该受平等待遇”⒄，是极大胆的。但它极力描写的唐若花、廉锦枫之类的“才女”，纵涉怪异，仍不脱“德、言、工、容”的模式，缺乏个性，更谈不到自我意识，不是“真的人物”。有意和《红楼梦》反其道而行之的《儿女英雄传》，极力将十三妹写成“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的“文武双全”的“奇女子”，姑不论“矫揉之态，触目皆是”⒅，即就其终嫁酸腐不堪的安骥，作“夫人”，生“贵子”来说，也是极写“佳人”的“多貌”，只为反衬“才子”的“艳福不浅”，不脱那“才子佳人、夫荣妻贵”的俗套，距离“真的人物”，还是很远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不把妇女当作人，在文学作品也就不将她们当作人来写，这是很自然的。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⒇自然，与之相应的，人性自由、个性解放的要求，虽遇障碍、阻遏，仍然“偶因风荡、或被云摧”地从历史社会的深层迸发出来，“搏击掀发”地汇成一股莫之能御的潜流。《红楼梦》里激荡着的这样一股潜流，感受着这样的一种力量，才具有那种“似往已@(7)，如幽匪藏”注释(21)的“五内不尽”的缠绵之意，及其令人销魂荡魄的艺术魅力。正因如此，《红楼梦》的女性人物，固然是《水浒传》、《金瓶梅》的潘金莲、潘巧云、阎惜姣、李瓶儿、春梅、等等“淫妇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绝然不同，即和那些话本小说中为作者们所肯定的较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相比较，也显出一种新的动人的光采----她们都洋溢着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性的光辉。

　　《聊斋志异》也写出不少天真烂漫的少女，但因系不连续的短篇，难以作多角度，多层次的描写，使其更加凸出、浮雕化。作者又有比较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还描写了珊瑚和邵女那样恪守三从四德训条的女子样板，以图感化浇薄的世风，宣传了奴隶道德和迷信果报思想，这就不能不损害了他的艺术。《儒林外史》的沈琼枝逃出家庭，谋求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也有着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意味；但因它“虽云长篇，实同短制”，对这个人物只作了事件的介绍，没有展开艺术描写，致这个人物不够丰满。这是因为作者热心于宣扬他那礼乐化俗、兵农治国的思想，注意力并不集中在这个地方，和曹雪芹的“只是着意于闺中”注释(22)者不同，其效果也就有异了。

　　因此，《红楼梦》的许多人物，才是“真的人物”。他（她）们有生活全息的多采多姿面貌，并且思想深邃、富有人性的魅力和人性的深度，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的气息。所以，它能给予读者最充分的美学享受，使他们眈醉于中，从而引起对生活的反思、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它的成为“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注释(23)，并非偶然的。


四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红楼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毋须纠缠那些见仁见智的见解，真理总是具体的、平易的，没有什么渺茫难测的地方。实际上，早有不少人对《红楼梦》作过比较中肯的评价，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是著名的红学家。正如“皇帝是光屁股的”这个简单的真理只有天真的孩子才能说出那样：《红楼梦》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好象太专门的问题，也须要听听那些并不太专的人们的意见。

　　黄宗英同志说《红楼梦》是“一门挣脱枷锁的学问”注释(24)。李准同志说《红楼梦》是认识那“人和爱的第一课”，它是让人“漫游着”的“一个情感的世界”注释(25)。孙犁同志说：“《红楼梦》是为人生的艺术，它的主题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注释(26)蒋和森同志说：“是一首爱情、青春的颂歌”，它是“人的美、爱情的美以及这种美被毁灭的主题”注释(27)。何其芳同志说：《红楼梦》“在描写爱情生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读过后“好象受了一次洗礼”，开始知道“在异性之间可以有一种纯洁的痴心情感，而且这种情感比起我们周围所常见那些儿女之间粗糙关系显得格外可贵，格外动人。”注释(28)傅继馥同志认为：“爱情常是个性觉醒的第一阵春风，婚姻自主则常是个人自由的最初要求。”注释(29)端木蕻良同志说：“曹雪芹最了解感情的价值。这和当时市民阶层抬头，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人价值分不开的。”注释(30)吴颖同志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最真实、最典型、最深刻、最生动地把人物（不管是‘大写的人’或‘小写的人’）完全当作‘人’来写、完全放在‘人’的地位上来表现的最伟大的‘巨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封建的‘神’性和‘奴’性，树立了反封建的‘人’性的丰碑。”注释(31)这些说法，和那些远离作品实际的种种说法相比较，要合理的多。

　　虽然，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与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口号，是欧洲文艺复兴期中出现的，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教会统治的战斗旗帜，有它的局限。但是，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因此，一方面，如列宁所说，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中叶的伟大的宣传家和活动家的同志。”注释(32)恩格斯说欧洲文艺复兴“是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改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给现在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注释(33)列宁说得好：“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注释(34)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上升期提出的个性自由、人性解放这样的战斗口号的积极意义，应该给予充分的估价，不可任意抹杀的。

　　在另一个方面，在关于“人性”的看法上，理论界往往有这样的错觉：即将“人性”与“人性论”等同起来，又将“人性”与“抽象的人性”同一起来，造成了许多纷乱。我们往往因反对主张人性至上，否认人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连“人性”的本身也反掉了。抽象人性的不存在，正如抽象阶级性也不存在一样。它均是作为“社会关系之总和”的具体的人的诸种属性之一。任何具体的人，他（她）首先是一个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同时又是阶级的、或民族的、或国家的、党派的、或时代的一分子。人性、阶级性、民族性、国民性、党派性、时代性，等等，是同时存在于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在正常的条件下，这诸种属性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不是处于不能共存的地位。但是，我们反对“抽象的人性”，又把“具体的人性”也反掉了。扩而大之，将“人性”、“人道”都看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实际上，“人性”这个概念，一般也指人类的文明，开化的程度，有别于“兽性”而言；逆向指人类的近代文明、开化与原始阶段的蒙昧、野蛮相对称；横向指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个人与个人之间发展悬殊的情况。它是人类的、民族的、国家的或个人的文明、进步的标志，绝非资产阶级所能专有的。马克思曾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他认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注释(35)马克思分析《巴黎的秘密》女主人公玛丽花时说：“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注释(36)可见毋须忌讳“人性”，或“人的解放”这类字眼的。把它们一律廉价地奉赠给资产阶级，那是我们历来的一个失策。

　　因此，《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创造出了独立的、自觉能动的“精神个体”，甚至“升华着纯真的人性美”注释(37)的“真的人物”。它意味着“人的发现”，意味着沉溺在“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历史长河中的人性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复苏。鲁迅独具只眼地指出了《红楼梦》的能够把“历来的传统思想、写法都打破了”，在于它创造出说不出“完全是好”或“完全是坏”的“真的人物”。他说《红楼梦》是“人情小说”之“代表”，曹雪芹“知人情之深”，故“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注释(38)。他明确指出：它“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注释(39)，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所以，就某种意义来说，《红楼梦》的出现，意味着“人的文学”的诞生。它是中国的人的觉醒的一声春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从这个角度去考察，《红楼梦》那打开书页扑面而来的芬芳的气息，那不但振动人心，而且照亮人心的人物群象，那虽朦胧但又带着真理性的哲学意蕴……等等，却要靠索隐、考证的方法来探索其所以然，那就会说来说去总隔着一层，说不出、说不清、说不透，成了“梦魇”，越考证、越索隐，就越加胡涂的。


注释：
⑴本文引《红楼梦》未注明出处者均据戚本。
⑵《晋书·阮藉传》。
⑶《宋史·米芾传》。
⑷《云林遗事》。
⑸《六如居士全集》外集卷一《遗事》。
⑹见柳永《鹤冲天》词。
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开端部分。
⑻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调。
⑼参看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41—42页。
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⑾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⑿商务版《石头记》卷四十六第12页眉批。
⒀同上，卷七十七，第19页回后总评。
⒁同上，卷四十六第12页眉批。
⒂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
⒃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⒄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镜花缘〉引论》。
⒆鲁迅：《热风?生命的路》。
⒇《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589页。
注释(21)司空图：《诗品?委曲》。
注释(22)甲戌本：《凡例》。
注释(23)注释(38)鲁迅《小说史大略》讲义稿第24编、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学资料丛刊》第四辑。
注释(24)注释(25)《我读红楼梦》第18页、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注释(26)《孙犁文集》第439页。
注释(27)蒋和森：《红楼梦论稿》旧版第169页。
注释(28)《何其芳文集》第5卷第188页。
注释(29)傅继馥：《闺情题材?社会主题?特殊笔法》1980年《文学遗产》第1期。
注释(30)端木蕻良：《浅谈曹雪芹的风貌》《文史知识》，1984年第10期。
注释(31)吴颖：《论宏观红学》1985年《汕头大学学报》创刊号。
注释(32)《列宁全集》第2卷第449页。
注释(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46页。
注释(34)《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628页。
注释(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注释(36)注释(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5页。
注释(39)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石右块的右部
@②原字左石右上田下两个田
@⑶原字外门内加必
@④原字左口右豁
@(5)原字左方右番
@(6)原字上敝下巾
@(7)原字里回外辶